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的回顾与展望

尽管作为新兴学科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已随着学科建设的日臻完善而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但其分支学科的发展却存在着一定的不平衡性。以其重要分支历史经济地理学为例，已有成果虽然相对丰硕，学术影响也在扩大之中，但研究领域和方法上却依然存在需要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全面把握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的研究现状和发展方向，有利于该分支学科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不断进步，也有助于当今的经济建设实践。

[关键词]中国历史地理学；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理论；方法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4－0019－08

樊如森(1966－)，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上海　200433)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旧海关内部出版物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11&ZD092)和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2012年科研资助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到今天，已成为一门日臻成熟的新兴学科，学术界对它的关注也日渐增多。自1972年黄盛璋、钮仲勋发表《近年我国历史地理研究的进展》一文之后，《中国史研究动态》便从1982年开始每年发表上一年度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概况”。此外，侯仁之、邹逸麟、马正林、史为乐、杜瑜、谭其骧、葛剑雄、陈桥驿、张修桂、华林甫、吴松弟等又分别以数年、十数年、数十年为断限，对该学科的整体或分支进行了系统的学术史回顾，相关文章的总数已不下20余篇。但是，对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的学术总结却很少。除在整体回顾时用寥寥数语匆匆带过之外，专题性的总结只有华林甫的《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世纪回顾》一篇论文而已。这不仅与该分支学科在中国历史地理学中的重要地位很不相称，而且也不符合该研究领域的学术发展实际以及经济建设实践对理论的客观需求。

笔者认为，就物质生产和再生产活动即经济活动的内容和实质来讲，人类最主要也是最直接的基本经济产业有4个：以种植植物为主要生产内容的农业，以饲养动物为主要生产内容的牧业，以制造器物为主要生产内容的工业，以贩运货物为主要经济内容的商业。它们是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核心物质基础。其他的人类活动领域和方式，如交通运输、人口生产、城市建设等，虽然也与经济活动有一定关联，但毕竟不是直接的经济活动，最多只能算作间接的经济内容。有鉴于此，本文对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研究状况的总结和探索，也主要围绕四大基本经济产业进行。因限于篇幅，相关的学术回顾也仅重点介绍专著部分。

一、历代记录当时产业分布状况的经济地理著作

较早从事经济地理研究的中国学者是司马迁，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西汉前期“九州”范围的农牧工商业地理分布有概括的记述。后来，“二十四史”中又有11部正史编了“食货志”，也大多属于当时的人或稍后时代的人记录当时代经济地理状况的成果。此外，历代的私人文集和地方志书里也有不少当时代的经济地理内容，如张瀚著《松窗梦语》卷四的“三农纪”、“百工纪”、“商贾纪”，即其对明代后期农工商业地理内容的记录。

在海外学者当中，以日本学者的同类著述面世最早。如日本人在上海设立的东亚同文书院，就在实地调查和资料搜集的基础上，撰写并出版了《支那经济全书》12卷，对清朝末年的中国财政制度、市场经济、工商惯例、企业组织、内外贸易等进行了系统的记述，是当时内容最翔实的晚清经济地理著作。进入民国时期以后，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又组织编写了《支那省别全书》18卷，对中国内地18个省的自然人文概况、商埠、贸易、都市、交通运输、邮政电信、产业、物产、商业机关、仓库、货币和金融机关、度量衡等经济内容做了详尽的阐述，是当时内容最全面的中国区域经济地理著作。

最早以“中国经济地理”命名的学术论著，大概是1929年出版的中国学者王金绂著《中国经济地理》上下两册，该书介绍了20世纪20年代中国各大江河流域和主要山脉地区农牧工商业的生产和民生状况。稍后张其昀著《中国经济地理》，又以衣、食、住、行为纲，概述了中国各地的物产分布情况。周默秋著《华北五省经济与英日》，则对山东、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5省20世纪30年代的农业、牧业、工业、矿业、交通业、对外贸易等经济内容作了系统分析。与此同时，日本学者吉野美弥雄著《利用す可き天津老中心ニせ北支那の物产》，介绍一战之后，中国山东、河南、直隶、奉天、蒙古、山西、陕西、甘肃等地，铁矿、煤炭、棉花、羊毛、花生、小麦、草帽辫、碱、鸡蛋、猪鬃、牛皮、山羊皮、绒毡、核桃、牛油、麻、兽骨、枣、胡麻、柿饼、甘草等物产的产地、加工、运销情况。ェム·ィ—·カザニ著、堀江邑一翻译的《支那经济地理概论》，用5章39节的篇幅，介绍了中国20世纪30年代在自然、人口、交通运输、农业、工业方面的经济地理状况。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产业部编的《北支那经济综观》，则在大量统计和调查的基础上，以13章720页的篇幅，梳理了中国华北和西北地区在农业、牧业、水产业、矿业、工业、交通业、商业、贸易、金融、财政等方面的经济地理内容，也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二、后来人研究前时代产业分布及规律的历史经济地理学著作

上述当时人记录当时代产业分布的经济地理著作，虽然内容丰富，资料价值重要，但尚不属于真正意义的历史经济地理学研究成果。因为包括经济地理在内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也经历了一个从沿革地理到历史地理的学术流变过程，它的成熟是以现代地理学引入中国并逐步发展为前提的。一般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成长，是以1935年《禹贡半月刊》将“中国历史地理”(The ChineseHistorical Geography)作为该刊物的英文名称为起始标志；以1953年后，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复旦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科研机构，设立历史地理研究室并招收该方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为突破；以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已经初具规模为依托，才最终成为学术界承认的一门独立学科的。只有在这个大的前提之下，以历史时期的经济现象和发展规律为主要考察内容的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才有可能真正出现并逐步地发展起来。

不过，和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其他人文地理学分支相比，经济地理学的发展速度要更快一些。这是因为，自1952年开始，中国各高等院校的地理系都在批判西方近代地理学的同时，引进了苏联的地理学，并把地理学划分成了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2大部分。传统人文地理学当中，除了地图、古籍研究和经济地理之外，其他分支都失去了合法的空间，经济地理基本上取代了人文地理。在这种情况下，孙敬之等人主编并陆续出版了一套包含华北、华中、华南、华东、西南、东北、西北各大区“经济地理”的《中国科学院中华地理志经济地理丛书》，以及一套包括各省市区的《中国省市区经济地理丛书》，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当代经济地理的两大标志性系列成果。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套丛书都用一定篇幅回顾了本区域历史时期的经济发展概况，亦即该省、市、区的“历史经济地理”。虽然其表述的内容非常简略，但却是在中国历史地理学逐步走向成熟的学术大背景下，学术界对各区域历史经济地理内容的一种有益探索，功不可没。与此同时，专门性的历史经济地理学研究，也以农、牧、工、商业为核心考察内容而逐步地展开了。

(一)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学研究

中国人一向重视农业发展，所以，各朝代对农业生产状况和技术的记录也就很丰富。除各种零散的记载外，系统性的专著也有西汉氾胜之著《氾胜之书》，北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南宋陈鼻著《农书》，元朝王祯著《农书》，明朝徐光启著《农政全书》。另据统计，明代农书有130多种，清代农书也有100多部，均属当时人记录当时代农业状况的资料。

自觉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特定地理区域和历史时段的农业发展进行系统探索的历史经济地理学研究，是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带领的学术团队。截至2000年，史念海指导的20余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团队，均以历史农业地理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内容，以某一朝代和某一区域作为关注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对中国历史时期的农业地理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考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同时也使历史农业地理学，成为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科当中学术成就最突出的分支之一。

迄今出版的断代历史农业地理专著共有三部，其中两部是韩茂莉著《宋代农业地理》和《辽金农业地理》，书中不仅探讨了自然条件对宋、辽、金代农业发展的影响，同时考察了三朝人口、土地与农业生产的关系，主要经济作物的地理分布与轮作方式的变化，以及黄河中下游、东南、荆湖、西南、岭南五大区域农业生产与土地利用的特征。另外一部是吴宏岐著《元代农业地理》，该书按照自然、人文条件及农业开发程度的差异，将全国划分为中原汉地、北方边地、东南地区和西南地区四大经济区，并分别论述了各区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及其地域分异特征，以及主要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地域分布和演变。

以一个省区作为空间范围而对其进行综合性考察的区域历史农业地理著作，当推郭声波著《四川历史农业地理》，该书内容共分为区域农业、五种作业(种植、副、林、牧、渔猎)的嬗替、区域差异、余论四大部分，以文献、考古资料为主，结合实地调查，资料翔实，结论可信，填补了当时四川乃至中国区域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不少学术空白。

稍后，史念海团队又推出了一系列断代和区域相结合的历史农业地理专著，主要包括：龚胜生著《清代两湖农业地理》，耿占军著《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马雪芹著《明清河南农业地理》，陈国生著《明代云贵川农业地理》，萧正洪著《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周宏伟著《广东历史农业地理》，王社教著《苏皖浙赣地区明代农业地理研究》，李心纯著《黄河流域与绿色文明——明代山西河北的农业生态研究》，李令福著《明清山东农业地理》，王双怀著《明代两广闽台农业地理》，等等。它们共同构筑起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学研究的学术大厦，使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成为蜚声海内外的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基地。

(二)中国历史牧业地理学研究

中国人较早的牧业生产记载，是《周礼·夏官·司马》第四部分，而《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西域传》当中，也有很多关于畜牧业分布和生产经营的内容。

最早的中国牧业地理专著，是清朝道咸年间张穆著、何秋涛校补的《蒙古游牧记》，该书以盟旗为单位，记述了清代前中期内蒙古24部、外蒙古4部以及额鲁特蒙古和新旧土尔扈特部的游牧场所、山川形势、四至八道、历代(尤其是元代以降)的生产沿革情况。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贺扬灵著《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顾谦吉著《中国的畜牧》；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版了柳超著《西北畜牧业》、赵增荣著《甘肃中部的畜牧业》、李静涵著《山西北部畜牧业调查》、内蒙古自治区畜牧厅编著《内蒙古畜牧业发展概况》、中国科学院新疆综合考察队编著《新疆畜牧业》、中国科学院西藏综合考察队编著《西藏那曲、日喀则、江孜地区畜牧业考察报告》、中国科学院内蒙宁夏考察队编著《内蒙古畜牧业》、许岢主编《内蒙古自治区志·畜牧志》，等等。它们均属当时人对当时代某一区域畜牧业地理状况的记录，具有很高的资料价值。

然而可惜的是，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前代牧业地理现象和规律进行探讨的中国历史牧业地理学著作，却非常稀少。究其原因：一是中国历史时期的牧业生产主体，是生活在中原地区以外的边疆游牧民族，他们对本民族生产和生活内容的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的方式，用文字特别是汉字记载并流传下来的牧业文献相对缺乏；二是受苏联经济教科书的影响，牧业长期被视为“大农业”的一部分而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结果，与成果丰硕的中国历史农业地理学研究相比，中国历史牧业地理学的研究仅处在萌芽状态。

迄今为止，专门系统地研究中国历史牧业地理的著作，是王建革著《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该书运用生态人类学和历史学方法，主要根据满铁资料对近代蒙古草原的生态与社会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内容包括草原生态、游牧生态、畜群、汉族的渗透农业与蒙古社会的关系及其历史变迁，对于考察蒙古高原近代牧业地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原创性较强的单篇学术论文，则有韩茂莉的《论中国北方畜牧业产生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和樊如森的《开埠通商与西北畜牧业的外向化》等，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中国历史工业地理学研究

较早系统记载中国工业生产的著作，是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周礼·考工记》，介绍了齐国各种官营手工业的设计规范和制造工艺。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原王朝，均以农业为“邦本”，而以工业为“奇技淫巧”，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工业的重视。除历代正史“地理志”“食货志”“风物志”中有零碎的记载外，直到明朝中期才出现了宋应星著《天工开物》。该书分上、中、下3册共18卷，系统记述了我国古代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上册记载了谷物豆麻栽培和加工方法，蚕丝棉苎纺织和染色技术，以及制盐、制糖工艺。中册为砖瓦、陶瓷制作，车船建造，金属铸锻，石灰、煤炭、硫磺、白砚的开采和烧制，以及榨油、制烛、造纸等。下册是五金开采及冶炼，兵器、火药制造，朱墨、颜料、酒曲生产，以及珠玉采琢等，对原料的品种、产地、用量、工具构造和生产加工规程，也有详细记载。

中国学者运用西方经济学视角记述中国现代工业地理分布的著作，始于20世纪20年代以后。如吴承洛编《今世中国实业通志》，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编《上海之工业》，方显廷著《天津地毯工业》，袁翰青著《西北五省工业现况》，吴行著《我国的重工业地理》，李文彦著《中国工业地理》，等等，皆属当时人对当时代某一区域工业地理内容的记录。

和中国历史牧业地理的研究状况相似，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系统考察中国历史时期工业地理分布及其规律的学术著作，也几乎属于空白。原创性较强的学术论文，有钮仲勋著《魏晋南北朝矿业的分布与发展》，黄盛璋著《唐代矿业的分布与发展》，郭声波著《历代黄河流域铁冶点的地理布局及其演变》，戴鞍钢、阎建宁著《中国近代工业地理分布、变化及其影响》，等等，均具一定的参考意义。

(四)中国历史商业地理学研究

中国较早记载商业活动的著作是《尚书·禹贡》，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和此后的正史《地理志》、《食货志》当中，也有不少的记述。进入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系统的商业地理著作开始增多。如明代黄扁著《一统路程图记》、赖盛远著《示我周行》，清代吴中孚著《商贾便览》、王秉元著《贸易须知》等，均记载了多条经商路线、可贩运的物产、商业规则等等。清末民国政府大力推行“振兴实业”的重商主义政策，商业地理著作有了进一步的增加。如周志骅著《中国重要商品》，曲直生著《河北棉花之出产及贩运》，等等，皆为当时人对当时代某一区域商业地理内容的记录。

自觉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特定地理区域和历史时段的商业地理内容，进行系统探索的历史商业地理学著作，首推复旦大学吴松弟、戴鞍钢带领的“港口一腹地”学术团队。和史念海团队研究历史农业地理的成功做法相类似，复旦“港口－腹地”团队也采取指导20余名硕、博士研究生分别撰写相似专题学位论文的方式，选取中国近代沿海、沿江、沿边的主要通商口岸及其背后的经济腹地作为关注空间，以主要商品的进出口贸易为研究主线，系统考察中国不同地域范围内的近代经济地理特别是商业地理格局的形成与发展进程。截至2011年，该团队已完成相关硕、博士学位论文20部，出版相关著作7部。

第一部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港口一腹地关系的历史商业地理专著，是戴鞍钢著《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1913)》，该书首次系统地探索了中国的中心沃地——长江流域，在其龙头城市上海的引领之下，通过对外进出口贸易而逐步走上经济近代化道路的时空间过程。

稍后面世的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港口一腹地和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吴松弟主编《中国百年经济拼图——港口城市及其腹地与中国现代化》，均属于在学术会议和团队阶段性研究成果基础上的学术论文集。两书内容涉及的港口城市众多，涵盖了中国大部分的地域空间，是对中国近代商业地理进行整体性研究的一种集体尝试。

北方是华夏民族的发祥地和重要商业地理舞台，樊如森著《天津与北方经济现代化(1860－1937)》，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以近代中国北方最大的口岸城市和工商业中心天津为切入点，以进出口贸易对华北大部、东北西部、西北东部广大腹地外向型经济的拉动为关注面，以港口一腹地之间的商品市场网络为综合体，系统地考察了北方广大地区的近代商业地理状况，并将学术研究的视野，拓展到了对北方农业、牧业、工业、交通、城市等多个经济领域的整体性经济地理探索。

在长三角的近代港口体系中，上海、宁波无疑是两个最重要的港口，王列辉著《驶向枢纽港：上海、宁波两港空间关系研究(1843－1941)》，通过建立“区位优势一自我增强”的分析框架，从自然条件、陆向海向腹地、临港集聚和港口制度等4个方面，考察了两港空间关系的演变过程与演变机制，是对历史商业地理分支交通地理的有益探索。

东北是近代中国国际关系交叉最复杂的地区之一，姚永超著《国家、企业、商人与东北港口空间的构建研究(1861－1931)》，选取营口、大连和安东(今丹东)三港为的考察个案，利用中国旧海关史料、“满铁”调查报告、地方志等原始资料，运用历史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东北港口空间作了全面的时空重构，在东北近代商业地理特别是制度运作方面，着力尤勤。

吴松弟、樊如森、陈为忠等著《港口一腹地与北方的经济变迁(1840－1949)》，作为国家社科项目的结项成果，从进出口贸易这一促进区域经济变迁的途径入手，论述了中国北方在沿海、沿边尤其是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营口、大连、安东等城市开埠以后，所发生的巨大经济变迁，展示了东北、华北、西北等区域近代经济成长的过程和差异，分析了近代北方经济变迁的主要特点、内因和外因、经济成长及其限度。该书是复旦“港口－腹地”团队有关近代北方商业地理研究的最新学术集成。

国内外其他学者的中国历史商业地理研究成果，当属张萍著《地域环境与市场空间——明清陕西区域市场的历史地理学研究》，该书从确立历史商业地理学的基本理论和概念出发，依据明清时期的陕西商业市场状况，分析了由商业中心城市一商业城镇一农村市场构成的三级市场体系，以及陕北、关中、陕南3个区域市场之间的地理特征，填补了陕西历史商业地理学术领域的不少空白。

(五)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综合研究

尽管作为中国历史地理学重要分支的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从理论上可以细分为农、牧、工、商4大分支，但是，由于它们之间及其与其他社会领域之间，也存在着密不可分的经济与社会联系，所以，在实际的学术研究过程当中，通常并不进行单一产业而是进行多种产业领域的综合性经济地理学考察。

不过，迄今面世的综合性历史经济地理学成果，主要还是单篇论文。如邹逸麟著《我国早期经济区的形成——春秋战国至汉武帝时期》，根据不同区域的综合经济特征，将全国划分为关中、三河、齐鲁、梁宋、燕赵、江东、淮汉、江南、岭南、巴蜀、西南、西北、北方等13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区，可作研究上古经济地理的参考。而以专著形式出现的综合性历史经济地理学成果，应为即将面世的9卷本《中国近代经济地理》丛书。该丛书由吴松弟担任主编，戴鞍钢担任副主编，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发行。各卷的具体分工为：概论卷，由吴松弟等人撰写；华北与蒙古高原卷，由樊如森撰写；东北卷，由姚永超撰写；西北卷，由张萍、吴轶群撰写；江浙沪卷，由戴鞍钢撰写；华中卷，由任放、陆发春、杨勇撰写；西南卷，由杨伟兵、张永帅撰写；闽台卷，由林玉茹、姜修宪、周子峰、周翔鹤撰写；华南卷，由方书生撰写。该套丛书的出版，将有助于把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特别是近代经济地理的学术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研究的展望

如上所述，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是，仍有很多需要进一步提升的学术空间。如历史牧业和工业地理研究亟待充实，历史农业和商业地理研究亟待提高，综合性经济地理研究亟待全面铺开。它们共同的努力方向，则应该主要集中在研究视野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创新2个方面。

(一)学术研究视野的拓展

已有历史经济地理研究的成功做法，是首先在纵向上划分出一定的研究时段，在横向上划分出一定的地域空间。这种选题方法，虽然有利于资料查找的全面和问题思考的深入，但却容易人为割裂经济发展本身的时、空连续性，以致影响到学术研究的科学性。

一方面，历史经济地理的研究要尽可能地摆脱时间断限的桎梏，培养长时段大历史的学术视野。因为每一种经济活动和现象，都不是凭空突现的，都有其产生的客观历史条件和发展过程。因此，目前的历史经济地理学选题，虽然无法绕开研究时段的陷阱，但却可以对问题的关注，在设定的年代之外进行上延和下展。成功的学术研究案例，如日本学者顾琳(Linda Grove)著《中国的经济革命——二十世纪的乡村工业》。该书研究的主体，是对民国年间河北省高阳地区乡村织布业发展原因和内在机制进行探索。但作者却没有将关注点完全局限在1910年到1930年这一核心时段，而是借助于实地调查和其他中外文献资料，将考察视野上延到清朝末年，下展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1995年，从治乱兴衰的社会变迁和荣辱成败的企业起伏中，提炼出具有高阳地域特色的乡村工业运作机制。尽管作者的结论还存在偏颇之处，但其打破朝代存续界限的整体学术视野，足资当今的历史经济地理学研究者参考。

另一方面，为经济活动提供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地域空间，也不是单一层面和固定不变的。同样的经济地理现象在不同的地域范围内，不仅有着“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主观内容，而且也有区域内外纠结层叠的经济联系。也就是说，目前的历史经济地理学研究者，将考察空间限定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做法，虽然有其充分的合理性，但也同样具有空间上的主观局限性。可资借鉴的学术研究案例，一是中国学者葛剑雄著《从历史地理看徽商的兴衰》一文，打破传统徽商研究将空间局限在徽州1府6县狭小圈子的做法，将对徽商活动的关注扩展到了整个长江三角洲，从而恰如其分地解释了近代徽商兴衰成败的经济、社会和地理原因。二是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著《中国、东亚与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一书，将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演变，从环环相扣的3个空间圈层和时代变迁中分别加以审视，具有很强的横向解释力度。

(二)学术研究方法的创新

研究方法的创新，不仅是指为了解决某一具体的历史经济地理学问题，而对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农学、市场营销学、交通运输学等相关学科基本方法的熟练掌握和运用，而且是指要随着学科和时代的进步，及时地引入新的技术手段和研究方法。

在地理学的学科发展当中，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vstem，简称GIS)就是一种近年才发展起来的新的地理学研究手段。它以地理信息及其数理分析方法为基础，借助于计算机技术实现复杂的运算和数据及图形处理。GIS技术与中国历史地理学传统史料考证和分析方法的结合即CHGIS，应该成为“新世纪历史地理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自然也应该成为历史经济地理学这一分支新的研究方法之一。

目前，GIS技术已经在复旦“港口一腹地”团队的历史经济地理学研究当中，得到了初步运用。比如，樊如森指导的吴焕良硕士论文《近代上海棉纱业空间研究(1889—1936)》，即通过编制“近代上海棉纱业数据库”，进行数据信息的图形转化，生成若干张不同年代和专题的上海中外纱厂、纱锭、布机分布图，再结合其他的统计数据和文献资料，综合分析和解读近代上海最大的现代工业产业——棉纱业的空间扩展过程及其动力机制。吴松弟指导的王哲博士学位论文《晚清民国对外和埠际贸易网络的空间分析——基于旧海关史料等的研究(1873—1942)》，也引入了赫芬达尔指数、地理信息数据库、GIS技术等分析手段，多层面地解析了晚清民国对外和埠际贸易网络，及其形成和运作的内外机理。

上述尝试的成功，表明新学科、新理念、新技术、新方法的运用，可以提高学术研究的精度和解释的力度，有利于提升中国历史经济地理学的整体研究水平。

[责任编辑：俞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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