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sonable,rational与当代政治哲学的变化

摘 要:理性是政治哲学的论题,理性的分裂与整合直接影响到政治哲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动向。当代政治哲学对于reasonable和rational的理解存在明显的冲突,这种冲突也是自理性被概念化以来本身就具有的。理性的分裂影响着当代政治哲学研究的动向:使政治学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及其科学化的转向,完成了政治和行政及事实与价值的分离,促使政治智慧转向政治知识,引发了政治统治合法性的现代转译。理性的整合也使当代政治哲学出现了新的研究趋势:政治事实与政治价值的整合,经验方法与规范方法的互补和政治与行政的联袂。

关键词:理性;合理的;理性的;政治哲学

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0)01-0093-07

一、理性的分裂与整合:reasonable与rational

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对reasonable和rational的理解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而从方法论上引起对“合理的”和“理性的”问题争论的无疑是罗尔斯,但他对“合理的”与“理性的”用法和比较来自于康德。罗尔斯认为,“合理的”与“理性的”这两者间的区分可以追溯到康德,康德对绝对命令与假设命令所作的区分正好代表了他对“合理的”与“理性的”两者的区分,前者代表纯粹实践理性,而后者代表经验实践理性。[1]在《道德哲学史讲义》中,罗尔斯特别强调:“康德用术语vernünftig表示一个完整的合理性概念,那个概念包含了我们通常使用的术语‘合理的’(reasonable)和‘理性的’(rational)的含义。”[2]

既然罗尔斯在不同的文本中都特别提到“合理的”与“理性的”概念来自于康德,这里需要肯定的是,罗尔斯基本上是在康德的用法上使用这两个词的,所以,我们必须“回到康德”来考察其真正的用法和表达的意义,才能澄清这一问题。

尽管“理性的”从完整的理性概念中分离出来赋予其不同于“合理的”含义在近代政治哲学的发端者马基雅弗里、霍布斯那里就已经具有了,他们把政治理性的道德价值性剔除了出去,使政治游离于道德之外,变成了纯粹经验的、技术性的权术政治,但作为专门的哲学命题的自觉探究却肇始于康德。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提出了“假言命令”和“定言命令”,以区别“准则”和“法则”时隐含着对“理性的”与“合理的”区分。康德认为,只对个体主观意志有效的实践原理的准则是假言命令,它仅包括技巧规矩,其效果的实现取决于个体的主观欲求,并且欲求的结果决定意志,它的存在是有条件的,这些各种形式的规则“始终是理性的产物,它指定作为手段的行为,以达到作为目标的结果”。[3]也就是说,假言命令是依赖于对象、欲求能力、结果和手段的。如果实践原理对每一个主体意志都有效,它就是普遍的、客观的法则,就是定言命令,是以表达行为的客观强制性的应当为其特征的一条法则,它意指:如果理性完全决定意志,那么行为就不可避免地依照这个规则发生,命令因而是客观有效的。与作为主观原理的准则完全不同,客观法则“必须充分决定作为意志的意志,而不待我问:我是否有为达到所欲求的结果而必须的能力,或者为了产生这个结果,我应该做什么,”它是“独立于本能的”[3]18,亦即定言命令是独立于经验、质料、禀好和欲求能力的,它只关涉意志,是客观而普遍有效的。康德在这里所指的作为定言命令的先天实践法则就是实践理性自身,它能建构实践的法则,为道德行为立法。

康德对“准则”和“法则”,亦即“假言命令”和“定言命令”的区分,实质上是对“理性的”与“合理的”区分。理性的“准则”不同于合理的“法则”,作为具有理性倾向的“假言命令”的“准则”是以“经验、禀好、质料和欲求能力”等为先决条件,是以经验对象为根据的,这种经验根据是以主体的感受性为前提,是在经验实践理性基础上的推理、算计,是通过对象达到主体目的,是实现个体“快乐、幸福”等主观价值目标的理性,它缺少先天的必然性,仅是主观有效的,不是普遍必然的;而作为合理的定言命令则不是以经验、禀好、欲求能力为先决条件,所以不存在在各种对象中比较、推理、算计的主观选择,它是先天规定的,是主体遵循的形式法则,它不以“对象情境”为转移,它是主体自足的实践理性的建构,是客观有效的。在康德那里,纯粹实践理性本身是自然法则的最高体现,“理性的本性在于认为事物是必然的,不在于认为事物是偶然的”[4],“只有理性才能建立可靠的规律”。[4]504这就是康德关于假言命令和定言命令中区分而形成的“理性的”与“合理的”分殊之真实含义。

从德文使用的词义看,“合理的”在德文中用vernünftig表示。[5]“理性的”用 Rationalitt一词来表示。英语中的Reasonable意指“合理的”,其基本含义就是具有道德有效性和价值规范性的理性;rational意指“理性的”,是具有推理、算计之意的理性,其基本含义就是采取最有效的手段达到最佳目标,它缺乏道德有效性。

二、理性分裂及其对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影响

“理性”最早源于古希腊文化中的逻各斯(logos)和努斯(nous)。逻各斯是希腊文的音译,原意是“话”,后来赫拉克利特在其宇宙论哲学中赋予logos 以“秩序、规律、规则、理性”之意。伊奥尼亚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在探讨世界本原问题时提出“种子”说,并设定了一种能动的东西——“心灵”或“理智”,希腊文音译为nous,意思是具有主宰事物和具有认识能力的东西。后来柏拉图区分了“理性”(nous)和“理智”(dianoia),并认为只有理性才能掌握最高原则(共相或理念)。亚里士多德把理性分为认知的和推算的(考虑的)[6],前者是理论的或思辨的理性,后者是指导伦理选择的理性[6]944,伦理行为是一种实践,是理性和欲望二者的结合,行为的原因是选择,选择的原因是欲望和考虑到目的的推理。[6]945我们可以看出,从亚里士多德开始,明确把理性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并同时把二者看作目的和形式的关系,“形式”是一类事物的本质,是普遍的;“目的”表明了事物运动的必然,因此,与主体相适应的理性能力就是力图把握这种普遍的必然,理性“就是对普遍者和那些处于必然的事物的把握”。[7]由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理性是出于行为欲望的选择,是目的性的,因而不同于康德的先验实践理性,而是相当于康德的经验实践理性,即“合理性”(rationality)。亚里士多德最早涉及了“合理性”问题,但其合理性却有着本体论和目的论等色彩,不完全等同于当代学科中的合理性一词。

古希腊哲学对理性的理解与对世界的本原的看法结合在一起,因而理性概念蕴含着“宇宙论”、“目的论”和“本体论”的强烈色彩,它不仅仅是人的认识能力,而且是事物存在的“理由”和“根据”,是客观的法则,这种倾向一直到黑格尔那里达到极致,“理性成为宇宙的法则”、“世界的本质”和规律。

与古希腊哲学不同的是,近代经验论把理性看作整理感性材料的方法或逻辑思维能力,唯理论把理性看作先天具有的认知推理能力,其他启蒙思想家也都把理性看作衡量包括知识、道德、宗教、国家制度、法等在内的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最高标准,即所谓的“思维着的理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8]循着唯理论和经验论的路径,康德试图解决科学认知与道德意志、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机械因果与自由因果、自然法与道德法、科学知识与人的尊严的分裂问题。康德提出完整的理性概念,包括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理性如果是完全认知的,就是“理论理性”;如果是关于道德规律的,就是“实践理性”。 理性的理论应用处理的是单纯认识能力的对象,它“迫使自己的一切先天原则所告诉我们的仅限于可能经验的对象”[9],而理性的实践应用则处理意志的决定根据。如果说理论理性是决定自然因果性的能力,那么实践理性则是决定自身的因果性的能力[3]13,并且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康德在理性意志自由的向度清洗了古希腊以来理性观上的“宇宙目的论”色彩,但却保留了“理论理性为自然立法”、“实践理性为道德立法”、“道德为政治立法”的理性本体论,最终确立起先验理性哲学,在规范维度上给予理性以至高无上的地位:它是人的先天能力,是能给自然和道德以普遍必然性、客观有效性的先验理性,是既能建构自然法则又能建构道德法则的理性,这种理性正如后来哈贝马斯批评的,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即理性带有浓厚的先验色彩”。[10]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也使用“合理的”,但黑格尔的用法既不同于康德所说的“经验实践理性”,也不同于韦伯及罗尔斯、哈贝马斯所指的“合理的”,而是在logos精神上使用“合理”。黑格尔强调理性就是事物的本质,“理性构成世界内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或者说,理性是世界的共性”[11],所谓“规律就是事物的理性”[12],黑格尔把理性贯穿于历史领域,强调历史是一个合乎规律的过程,“理性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因此是一个合理的过程”[13],在这种意义上,他说“凡是合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12]11黑格尔所指的“合理的”,就是合乎必然性或规律性,其规律的本质是理性。如果说黑格尔是在传统先验理性或本质理性的角度使用理性概念,那么罗素所指的“理性”已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理性,而是黑格尔之后的“合理性”概念,它不管理性法则,而仅是“选择正确的手段以实现意欲达到的目标”之意。至此,黑格尔之后的“合理性”概念正是在近代科学理性中发展而来。罗素对合理性转向后的理性作出如下解释:“理性有一种极为清楚的和准确的含义。它代表着选择正确的手段以实现意欲达到的目的。它与目的抉择无关,不管这种目的是什么。……愿望、感性、激情(随你愿意选择什么词)是行为惟一可能的根据,理性并不是行为的根据,而是行为的调节者。”[14]正如哈贝马斯所总结的,“哲学在其形而上学和黑格尔之后的潮流中,正在向合理性会聚点奔去”。[15]

在黑格尔之后,理性的演变路径分为两种,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新理性主义路径。马克思在批判目的论、宇宙论和先验本体论等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实现了理性观的革命性变革,把理性看成实践中生成的认识能力,它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变化,它本质上“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克思由此解构了传统形而上学理性观,在实践基础上建构了科学的理性观。另一个是以马克斯•韦伯为代表的社会学的“合理性”趋向的路径。韦伯区分了形式理性(formale rationalitt)和实质理性(material rationalitt),前者是指采取一定手段达到目的效果的行动原则;后者指社会行动从某种价值判准的观点出发,且受此一标准检验。[16]实质理性意味着不能仅仅考察纯粹形式,还必须对经济行为的结果作出是否有价值目标的考量,并且除了对行动结果所作的实质批判外,还须针对经济行动的信念与经济行动的手段所作的伦理的、禁欲的、美学的批判。[16]37在韦伯关于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区分中可以看出,实质理性追求价值、道德、美学等因素,形式理性只注重效果或是否达到行动的外在目标。在现实上,形式理性的核心就在于资本主义按照既定目标,通过最合理地使用所拥有的手段来行动,从而在征服和改造自然,在商品生产,在政治的官僚化管理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哈贝马斯曾把这种合理性描述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理性愈来愈被局限于目的——手段的关系,萎缩成了工具理性”[15]13,理性转变成了程序、方法、手段的合理性,其实质性的价值被遮蔽了。可以说合理性转向最终促成了理性的工具化,使工具理性/科技理性/形式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人文理性/实质理性之上,从而侵蚀了理性应有的价值规范功能。从积极的角度看,合理性转向在一定意义上是理性“回归现实”和“回到生活”的映照,它“既不适于对自然界、历史、社会等物质内容讨论抱有本体论的希望,也不适于对非经验的类主体,对意识的一般结构进行先天性重建抱有先验哲学的希望”。[17]理性向合理性的转向已最终完成了事实与价值、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分离,形成韦伯笔下“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现实结局。

在当代政治哲学中关于理性问题的争论可以这样理解和概括:rational是由古希腊的ratio(理性的算计之维)经由近代科学理性发展而来,在康德那里代表着经验实践理性,后经实证主义和韦伯社会学的转译,在实证科学中被完全理解为“理性的”,其基本意思就是采取最佳手段达到最终目标,它以效率为原则;reasonable是由古希腊的logos和nous演化而来,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近代理智主义的发展,在康德那里被理解为纯粹实践理性,后经黑格尔的整合,赋予了先验、本体和伦理道德色彩。在黑格尔主义解体之后,理性随着现代性的祛魅化工程,其先验、本体、伦理意义逐步被清除,但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之后,理论家们又回到传统挖掘理性的道德意义,从而在当代政治哲学中又从康德那里寻找理性的规范功能,从而把理性和合理性区分开来,在方法论上赋予前者以规范、价值和道德功能,赋予后者以经验、事实和效率功能。

我们深切感觉到,理性是政治哲学的论题,政治哲学特别是方法论的变化无不体现出理性变化的逻辑。理性在近代以来的分裂和在当代的整合对政治哲学产生了多种影响。

第一,使政治学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及科学化的转向。在现代性祛魅化工程开启之前,传统政治学主要是以哲学伦理学的理性范式为主要研究方法,以政体或政治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和内容,以优良政体的实现为目标,以先验理性的方式认知政治本质,在政治评价上注重伦理道德和宗教神学,把统治和权力的合法性奠基在政治领袖和宗教权威基础上,这种政治学的特性无不来源于理性的神秘和思辨本性。在哥白尼天文学革命之后,理性由于受科学技术进步和物理学革命的影响,在近代开始发生分化。马基雅弗利的“权术政治”和霍布斯的“利维坦”已经从经验政治学视角去试图颠覆先验理性政治学,尔后19世纪中期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意志主义发起了对理智主义先验理性政治学的解构,从而使先验本体论的理性最终被现实人的功能性思维所取代,理性不再具有神圣的道德价值和构造政治理想的功能,理性向每个人生存的合理化方向奔去。资本主义在欧洲获得胜利之后,理性也同时被资本计算功能的理性所取代,以追求科学和效率为目标的实证主义和韦伯主义所揭示的形式理性逐渐占上风,并从而成为科学思维的标志。政治学开始在方法上从哲学伦理和理性建构的形而上的方法转向形而下的实证观察和量化研究,在研究对象和内容上从原来的政体或政治制度逐渐扩大到政治的社会管理和利益增益,后来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和行为主义进一步把科学的经验观察和行为分析方法引入政治学的研究,政治学终于从传统的伦理主义政治学、理性政治学、功利主义政治学转向现代的实证主义政治学、科学主义政治学、现实主义政治学、行为主义政治学和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最后使政治学朝科学化方向发展,使政治学更具现实功能,而不是道德及其超验功能。当然,政治在科学化时,也表现出非人格化、程序化与可检测性等特点,迫使建构人类理想价值秩序的指引功能降低了。也就是说,“理性”的“合理性”转向或理性的分裂终于促成了政治学从传统向现代及科学化的转型。

第二,使行政管理从政治的统治功能中分离出来。政治统治指实质性的统治权,是考量谁在统治的问题,它是政治的核心,具有强制性、最高性、阶级性等特点,它以政治秩序及最高主权的获取为价值目标。西方古代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正义城邦,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利维坦”、“代议制政府”等,他们都从理性主义秩序观出发,认为政治主要是统治者如何统治人民的问题。统治者的智慧直接决定了良序社会实现的程度,社会政治秩序与统治者的智慧和能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与社会发展程度低、社会分工简单、国家事务相对少有关。但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崛起,国家职能不再限于统治秩序问题,而更多地产生了社会管理功能。立法、行政、司法的分离使政治最高决策功能和执行功能进而分开,前者追求意志的正当性,后者的重点不再是决策或发挥政治统治功能,而是高效率完成前者的意志,这就使具有不同目标导向的政治和行政彻底分离。行政管理从政治统治中分离出来的现实基础是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造就的现代社会分工的复杂化,而最为深厚的思维基础就是理性本身在分化中对效率、合理化生活的追求。如果说,政治统治在价值理性的指引下,追求统治的正当性、秩序性和完美性的话,那么,合理性的思维就要求政府要高效率地实现对社会的管理。理性分离的现实标志就是现代合理化科层制行政管理体系的建立。

第三,对政治智慧的追求转向对政治知识的获取。政治哲学在产生之时本身就是智慧之学,它是理性的结果。柏拉图在其著名的“洞穴隐语”中揭示了智慧与意见的对立,理性把握的是智慧,是现象背后的本质,而感觉把握到的仅仅是意见。后来亚里士多德把参与城邦公共事务的政治实践视为智慧,它是内在的美德,而把认知理性把握的经验视为知识,它是外在的技能。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奠定了政治智慧和政治知识划分的理论基础,他们都认为智慧高于知识。在西方理性主义政治哲学看来,通过实践理性获得的认知是智慧,而通过科学理性把握的就是知识,前者是实践中对政治价值的内在理解和体悟,它很难通过外在的技能获得,政治知识只是在对政治经验和现象把握的过程中获得的认知,是科学性的认识,有真假之别,它可以通过技能训练获得。当然,政治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可以转化为政治智慧,也就是对自己亲历的政治实践进行提升和在心灵中高度再现,从而内化为政治智慧。相比较而言,古代政治正是在政治实践中凝炼升华的政治智慧,而现代政治则是在政治经验中获得的外在知识,它可以客观化、体系化、程序化,可以通过传授传承下去。政治知识只是我们认知政治现象的出发点,有政治知识不等于就有了政治智慧和政治美德,但拥有智慧就是拥有了美德。政治智慧是政治认知、情感体验和政治意志的高度融合,而政治知识只是一种认知,缺乏情感体验和政治信念。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中所指的“道德的政治家”就是具有政治智慧的政治家,而“政治的道德家”则是仅拥有政治知识的政客。但在“合理性”观念主导下的现代政治科学却以“批量生产”政治知识和索取政治技巧为己任,放弃了对政治智慧的追求。

第四,引发了政治统治合法性的现代转译。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是指统治秩序“是否和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的忠诚问题”。[18]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公意”理论中表达了作为理论范式的合法性问题,而马克斯•韦伯则直接奠定了现代统治合法性探索的方向。他将合法性分为三种形式:魅力型、传统型和合理型。[19]魅力型依据的是对某个个人罕见的尊严、英雄主义、模范的品格以及由其所揭示或指定的规范范式的影响(超凡魅力的权威),传统型依据的是对古老传统之神圣及据此行使权威者之合法性的既定信任(传统权威),合理性依据的是对既定规则及其根据这些规则被授权发布这些命令者之权力的信任(立法权威)。魅力型和传统型的统治合法性的理论基础就是先验理性或道德理性,即合理的道德性和魅惑性形成了人们的传统型忠诚人格,从而对统治抱有道德的、先天的忠诚感,把对统治者的认同寄托于统治者权威来源的神圣性和道德高尚性上。而理性的统治是建立在现代经济理性人格基础之上,政治统治不再单单是通过魅力型权威和道德人格保证的,更为重要的是政治行为本身对人们利益的满足程度,即“从政府行为是否反映着政府机构本身的利益来寻索政府行为的合法性”。[20]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的经济体系和官僚管理系统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统治奠定了合法性基础,它通过一定的规则和可操作的民主程序实现,是合理性的制度表现形态。

第五,使事实与价值发生分离。“理性的”和“合理的”的分殊有着深刻的方法论意义,它是事实与价值分离的思维基础。近代经验主义哲学家休谟提出了事实与价值二分的“休谟命题”,认为事实可以做出真假的判断,但价值只能做出好坏的判断,事实与价值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康德看到休谟的价值怀疑主义,他把探究政治价值规范的实践理性建立在对政治现象认知的理论理性基础上,实践理性对政治现象具有价值规范功能和反思、批判功能。“理性的”对象是经验的政治事实、政治现象和政治主体的行为,人们由此可以做出正确与否的断定,但“合理的”对象却是政治的一般,是政治现象背后的本质,它追求的是政治价值如正义、善、秩序、良好的政体等问题,是经验不能检视的。近代马基雅弗利的权术政治、霍布斯的君主政治、洛克的代议制政府、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政体、休谟的财产权统治等都属于合理性政治,它趋向于政治的外在秩序和现实的效能;与此相对应,笛卡尔建构的必然性政治秩序,康德的实践理性的政治理想国,黑格尔作为伦理实体的政治等,它们都属于合理的政治,即合乎理性秩序的政治,它追求政治的规范性。前者追求现实秩序和政府管理的效率、效能及如何有效地治理国家,后者追求的是怎样实现一个理想的政治秩序和道德崇高的政治价值,前者具有经验性和事实有效率,但后者具有超验性和价值规范性。

三、理性的整合对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影响

政治哲学家们深刻地看到,近代以来工具理性、形式理性和科学理性主导的祛魅化工程并没有使社会朝着正当性的方向发展,相反,合理性的现代政治却陷入缺乏价值和道德的深渊,政治家们不再是当年康德所说的是处理事关整个人类福祉,而是谋求政治策略或私人利益的政客,政治学变成“一种普遍的智虑学说,亦即一套如何选择对既定的目标最为有利的权宜手段的准则的理论”。[21]为此,政治哲学开始在基础和方法论层面反思政治的发展。政治实践的惨痛教序唤醒了政治理论家,在二战后,西方理论界普遍掀起了一种批判理性政治的运动,试图弥合分裂的理性,整合事实与价值的内在关系,不仅从经验的向度,而且从规范的视角研究政治,意图拯救陷入了困境的西方社会。总体来看,政治哲学产生了以下几种新的研究趋向,而这些趋向与理性的整合有着高度的关联性。

第一,政治事实与政治价值的整合。二战后,缺乏道德伦理的冷酷的政治唤醒了理论家们的道德思维,事实与价值的弥合成为当代政治研究的共同志趣。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把康德的道德建构主义发展成“政治建构主义”,把“合理的”价值理性和“理性的”[22]经验理性结合起来建构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并提出培养公民追求“合理的”公共性美德的能力和追求“理性的”个人善的能力,在这两种能力的基础上培育起公民的正义感和善观念,这对当代身陷囹圄的西方社会来说,无疑是一种积极的政治价值追求信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代领军人物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运用交往理性重新改造了康德的实践理性,把工具理性的事实有效性和实践理性的规范有效性紧密结合起来,在关注政治民主制度时,不忘记用他的交往理性去规范政治价值的实现,在话语伦理学的规范有效性基础上建构公民自由运用交往权利的政治乌托邦。印籍美国经济学家阿马迪亚•森一改经济选择理论只注重经济事实和经济理性的效率观念及以经济人假设出发的研究范式,在《理性与自由》一书中把价值规范方法运用到经济选择理论中,把公平、正义、慷慨、同情、可行能力等价值理性因素整合到经济理论中,成为当代经济学和政治学结合的楷模。当代共和主义思想家阿伦特在批判近代经验政治学和形而上学政治学的同时,回到古希腊传统,建构了以英雄美德为价值理想的政治理念,也堪称超越事实与价值之争的典范。美国哲学家普特南则立足新实用主义立场,从知识论、伦理学和科学哲学的角度对事实与价值二分展开了猛烈的批判,主张在政治研究中统合二者。可以说,理性自身整合的深层逻辑造就了事实与价值整合的逻辑。

第二,政治研究中经验方法与规范方法的互补。作为研究方法,理性的代表的是追求政治策略、手段、智谋、政治程序等,它以政治效能和政治利益的实现为目标,以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为对象,它体现出理性算计、合理化决策、最优化选择等特点,是一种事实性的、经验性的研究方法,实证主义(包括逻辑实证主义)、科学主义、行为主义都是这种方法的代表。而合理的代表的是不管外在政治事实和现象如何,不管政治形势怎样发展,都要以理性的政治价值范式和命令去行动,这才是合理的(合乎理性的),它不以外在的欲求、政治权力和政治利益为目标和对象,相反,理性规范就是自己的目标,它是超越于经验之上并审视经验的方法,它是体现在政治策略、智谋等之后的价值和智慧,柏拉图、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都是倡导这种方法的代表。这两种方法在政治哲学史中一直处于互竞和对立状态。只是到了当代,罗尔斯把这两种方法统一起来用于正义理论研究,阿佩尔用于整合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哈贝马斯以此对应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建构交往理性并用于协商民主和交往权利的研究,阿马迪亚•森把这两种方法统一于福利经济学的研究。可以说,当代诸多学者都发现了经验方法和规范方法各自的不足,进而都走向统一的研究路径,这也正是当代政治哲学研究方法的新趋向。

第三,政治与行政的联袂。理性分裂对政治最大的冲击就是政治与行政的分离,但政治统治和行政管理的目标要求是不同的,前者注重政治价值,后者注重实际事务,二者是不同的功能范式,在研究上受不同理性的规导。美国学者伍德罗•威尔逊在《政治学之研究》[23]一文中首次把事务管理的行政从政治中分离出来,它开创了行政研究的里程碑;科学管理之父泰勒创立的企业管理法则正是把合理性的效率原则奉为至尊,它也因为机械性、技术性、忽视人的价值而同时遭到批评;后来韦伯在合理化向度分析的资本主义行政管理和企业管理的科层制进一步加深了政治与行政的分离。韦伯认为科层制就是按照形式理性实现的最有效率的管理形式,科层制是合理性最为充分的体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罗纳德、赫伯特•西蒙、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等对只注重效率、规则、程序、技术的合理性管理开始提出批评和挑战,并在批判早期“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人”的管理理念,但这一时期的管理理念还是没有摆脱以效率为主的合理性观念;直到1968年美国行政管理思想家沃尔多提出“新公共行政学”,才结束了政治和行政以效率为主的局面,主张行政管理要以社会正义和公平等价值为指引,主张管理要突出公共性,与政治结合起来走“民主行政”之路;后来,美国行政伦理思想家特里•库珀(Terry L.Cooper)提出行政管理伦理思想,强调公共行政领域中行为者的责任伦理,主张民主政治应塑造公民美德和公民责任,人具有经济人、社会人、伦理人等角色,而不仅仅是经济人角色。当代政治和行政理论研究的新动向就是主张把政治民主引入公共管理,把合理的伦理价值和理性的管理效率结合起来,实现政治与行政的联袂,而不是分立独行。

“合理的”和“理性的”牵动着当代政治哲学变化的神经,对理性做出什么样的理解,就形成了什么样的研究范式和方法,理性理解的变化使政治哲学的形态和研究范式也跟着发生变化。

参考文献:

[1] JOHN RAWLS.Political liberalism[M].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96:49-50.

[2] 罗尔斯.道德哲学学史讲义[M].张国清,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222.

[3]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M].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8.

[4] 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299.

[5] 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M].姚大志,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12.

[6] 汪子嵩.希腊哲学史(3)[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93.

[7]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21.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04.

[9] 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M].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154.

[10] 章国锋.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想[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5.

[11] 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50.

[12]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0.

[13]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M].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447.

[14] 伯兰特•罗素.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25.

[15]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M].第一卷.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15.

[16] 马克斯•韦伯.经济行动与社会团体[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6:37.

[17]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M].第一卷.洪佩郁,蔺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15.

[18]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408.

[19]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41.

[20]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12.

[21] 康德.永久和平论[M].何兆武,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45.

[22] 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M].万俊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52.

[23] 伍德罗•威尔逊.政治学之研究[J].国外政治学,1987(6):33-35.

The Change Between Reasonable,Rational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WANG Wen-do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Social Administration, Tianshui Normal University,Tianshui,Gansu 741001,China)

Abstract:Reason is a topic of political philosophy.The rift and harmony of reason influence directly the research ways and direction of political philosophy.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has obvious conflict on the comprehension of reasonable and rational,which has existed naturally since reason was conceptualized.The rift of reason has effects on the direction of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It makes the change of politics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zation and science come true.It fulfils the separation of politics from administration as well as fact from value.It promotes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wisdom toward political knowledge. It arouses the switch of political governance legality. The harmony of reason also makes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appear new research trends,including the harmony of political fact and political value,the supplement of experience methods and norm methods and the alliance of political and administration.

Key words:reason;reasonable;rational;political philosophy

推荐访问:当代 哲学 变化 政治 Reaso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