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床上的思想（上）

“你的哲学目标是什么？”

他在最后一本著作中自问自答。

“引导瓶中蝇虫飞出去。”

可叹的是，在思想上，在生活中，无论多么疯狂地嗡鸣振翅，他始终逃离不了束缚自己的玻璃瓶。

哲学，究竟是瓶子里让他存活下去的空气，还是永远把他封锁在瓶中的木塞？

“上帝来了。我在五点十五的火车上见到他了。”凯恩斯（John MaynardKeynes）在一九二九年的一封信中如是说。

英格兰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花了好几年的工夫说服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回到大不列颠岛。苦心终于有了回报。

其实，这是“上帝”第二次降临剑桥大学。第一次是在一九一一年。那时维特根斯坦还是曼彻斯特大学工程系的学生，但他不远千里赶来剑桥旁听罗素（BertrandRussell）的讲课。

见了旁听生后，罗素在给情人的信中写道：“我的德国朋友恐怕会是个负担。”

英格兰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搞错了。维特根斯坦不是德国人；他的祖国是奥地利。但他确实来势凶猛。没多久，这位不速之客就开始霸占课堂进行讨论。课后，他会跟着罗素走回教师宿舍，时不时还在半夜敲门造访，狂轰滥炸般地和老师争论。

“我的德国工程师是个傻瓜。”几天后，罗素对情人写道：“他认为，但凡来自经验的知识都不可靠。我让他承认：这间课堂里没有犀牛，他硬是不肯。”

四十年后，罗素对此事依然念兹在兹，虽然他已搞混了动物：

在课堂里……我请他考虑这个命

题：“此时此刻，这间屋子里没有河马。”

他拒绝相信。我在课桌底下翻找了一

通，当然找不到；但他还是不信服。

罗素慢慢发现，“德国工程师”不仅“非常好辩”，而且“烦死人了”。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没有比和他意见相左更累人的事了！”

尽管如此，他依然非常宠溺这名旁听生，夜复一夜带着好奇的眼神以及一丝微笑倾听他口若悬河。

罗素确实情有可原。

初遇维特根斯坦时，还不到四十岁的他就开始怀疑自己的哲学生涯走到尽头了。他和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合写的《数学原理》耗费了足足十年光景。一九一○年最终完稿时，罗素几乎被掏空了。“经过那种压力，我的智力并没有真正恢复，”他曾这样坦白，“从那以后，在处理艰涩的抽象问题时，我的能力远不及当年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德国工程师”从天而降。“你简直无法想象，”罗素不由得告诉情人，“我的精神卸下了何等重担。我深爱他，感觉得到他能帮我解决……各式各样因为我的研究而出现的问题，但需要新鲜思路、年轻活力才能解决。他正是我梦寐以求的年轻人。”

可惜心愿有时确实会成真。

外人面前的维特根斯坦，总是“全副武装地应对各种理性的攻击”。这一点，罗素一望即知。

但他很快也发现，私底下的维特根斯坦神经过敏又缺乏安全感，简直不堪一击。“直觉型、情绪化”，罗素如此形容新学徒。“他说他每天早晨都充满希望地投入工作，但每个夜晚都在绝望中结束。”

比罗素认识维特根斯坦更久的人只会加倍困惑。这个二十二岁、英语说得还不是很流畅的维也纳贵公子居然爱上了哲学！他不仅没有这门学科的功底，所受的教育也是东拼西凑的。在父亲的坚持下，十四岁之前他都待在家里跟家教学习。正式入学后，主攻的都是科学技术。虽然他宣称自己喜欢这些学科，成绩却乏善可陈。

老实说，大家都认为家里八个孩子中属他天资最弱。

为了迎合父亲的意愿，让五个儿子中至少有一个能做点“正经事”，维特根斯坦去英国的曼彻斯特大学攻读航空学。

那时候，飞行技术尚在发轫期。四年前怀特兄弟才驾着飞机在天空滑行了将近一分钟。维特根斯坦的梦想便是设计一部飞行器。

就在他试图攻克引擎制造的算式时，他对高等数学产生了兴趣，继而又沉迷于相关的哲学论证。

心血一旦来潮，他立即查出弗雷格（Gomob Frege）的地址，直奔德国。但这位一度想借用集合论及其他方式来“证明”算术是逻辑学分支的哲学家却建议年轻人师从罗素。

在弗雷格邀请维特根斯坦走入书房的前几年，罗素发现了一个逻辑上的问题。

如今，“罗素悖论”通常用一则显而易见的故事来表述：理发师给（而且只给）所有懒得自己动手的人刮胡子。

这就是悖论所在。如果理发师也懒得自己剃须，他就必须给自己剃。然而，如果他真想给自己剃，他又不能这么做，因为他只照顾那些不愿亲自动手的男人。无论剃还是不剃，他都无法履行职责。可怜的家伙只好对镜神伤，不知所措。

在门外汉看来，“罗素悖论”无异于吹毛求疵——借用罗素的说法，是一桩“不值得一个成年人花时间研究”的鸡毛蒜皮琐事。但对弗雷格，甚至罗素来说，它却非同小可。两位哲人都希望能用逻辑学来证实数学的“确定性”。然而，罗素的悖论质疑了集合论的一个基本前提，迫使弗雷格放弃了自己长久以来的一些观点。

所以，对于已到花甲之年的弗雷格来说，把维特根斯坦引荐给比自己年轻得多的罗素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也许，私下里，他也担忧自己的身体吃不消眼前这名坚持己见又容易激动的小伙子。

有了罗素的支持，维特根斯坦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了剑桥的学生。多年后，罗素会用不带一丝苦涩的口吻说：维特根斯坦“始于我徒，止于我位”。

虽不是有意为之，维特根斯坦却迅速树起了一个又一个敌人。区区一名本科生，却把导师们视为自己的同事，甚至门徒，时不时地训他们一顿，骂他们无能。

就连罗素也难逃责难。“他认为我已违背了精准性的宗旨。”罗素这样对情人诉苦。两天后，又补了一笔：“维特根斯坦的批评让我坐立难安。”

跟维特根斯坦相处，确实也为罗素注入了新活力；他再一次投入哲学创作。但当他把刚写完的前几章著作拿给维特根斯坦看时，却被贬得一文不值。

“我无法理解他的反对，”罗素向情人抱怨：

他的反驳其实不清不楚，我却打骨子里相信他是对的，发现了我疏忽的内容。如果我也能洞若观火，我倒不介意；但我不能。这不但令我烦恼，还摧毁了我写作的乐趣。

即便如此，他还是泰然白若地接受了这番打击。“年轻的一代在叩门了，我必须为他腾出地方。”

遇到维特根斯坦之前，罗素已准备转型：从艰涩深奥的逻辑学家转变为公共知识分子。但维特根斯坦不留情面的恶评绝对催化了整个蜕变过程，同时也终结了罗素对逻辑学的创新贡献。

最大的转变还是发生在恶评家自己身上。

一个腼腆乖顺的孩子，“害怕得罪周遭的所有人”（他自己的说法），如何剧变成一个找碴儿专家？

“这家伙替自己添了那么多麻烦，只为了避免写出自己的麻烦。”维特根斯坦看完卡夫卡的书后，如此评断。

这算不算五十步笑百步？

和卡夫卡一样，维特根斯坦必须容忍父亲的专横跋扈。他的老爸还德高望重、文雅高尚；要想不辜负这样一个父亲，做儿子的就得更加努力。

这岂不就能解释他后来为何会迷上精神分析学？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理论说的不就是每个儿子都需要反抗自己的家严，“象征性的”反复弑父？

所以，维特根斯坦一到英国，摆脱了重病在身的父亲的掌控，就开始自己做主。他离弃了老爷子恩准的专业方向，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自己选中的道路。

他没花多少时间便发现，自己并不像家人所说的那样天资不足；刚好相反。无论走到哪儿、遇见谁，他总是胜人好几筹。

他两袖清风，但家财万贯。

一开始，他在英国是这样形容自己的财务状况的。

维特根斯坦的父亲是全球首富之一。他白手起家，靠自己的精明强干垄断了欧洲的钢铁市场，建立了一个企业帝国。

生在富人家最大的缺陷是：对金钱的价值毫无概念。

在曼彻斯特时，有一次维特根斯坦错过了一班列车。为了早点赶到目的地，他满腔热忱地向朋友提议他们包下一整辆火车。

强势的父亲在一九一三年败给了癌症，维特根斯坦和哥哥姐姐们一起继承了富可敌国的遗产。

父亲去世后不久，维特根斯坦去了趟挪威。秋季学年开始，他决定移居那里。

他告诉罗素，为了清晰地思考，他必须与世隔绝——直到他解决“所有逻辑学--的问题”。

要是他父亲还健在，绝不会允许儿子如此荒废人生。老先生既已仙去，罗素只好用逻辑来劝服爱徒：

我说那里很黑暗，他说他本来就讨厌阳光。我说那里会很孤独，他说和睿智的人交谈是用大脑卖淫。我说他疯了，他说他向上苍祈祷，继续让他心智不全。（上帝显然会这样做）

“我的日子在逻辑学、吹口哨、散步和沮丧中度过。”

没多久，维特根斯坦便从黑暗、孤独的挪威给罗素传来消息。

那时候，啰嗦还在努力弄清楚爱徒在离开英国前的新发现。“他把他的想法告诉我了，”罗素向一名友人透露：

但那些想法妙不可言，我记都记不住。我求他直截了当地写下来，他挣扎支吾了大半天才发觉，根本写不出来。

与此同时，为了思考清晰而定居挪威的维特根斯坦依然无法理清头绪。“第一次诠释就已经让我深恶痛绝，”他向罗素抱怨，“还要把讲过的再写一遍，这使我忍无可忍。”

在逻辑学、吹口哨、散步和沮丧中度日的年轻思想家很快就给自己增添了一项新日程：百无聊赖。

“快点写信来，”他反复催促罗素，“你的每一封信都带给我无尽的快乐！”

虽有无尽的快乐，他的研究进展还是太慢，害得情绪连连坠入低谷。逻辑学比他预想的艰难多了，他告诉罗素，“真希望上帝给我更多智慧，能把一切看清。要不然，就让我早点死！”

一如往常，每当事情陷入胶着状态，他就会来个不祥的暗示。他知道亲朋好友都会把他的话当一回事。他搬去挪威的时候，两个哥哥都已自寻短路；还有一个没多久也会踏上同样的道路。

“我心深处有一股热流沸腾不息，”他曾告诉罗素：

就像间歇泉底那样，我始终希望一切能痛快地爆发，让我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今天我无法跟你谈逻辑学。也许你会认为这种以自我为出发点的胡思乱想是在浪费时间——可是，如果我不先成人，又怎能成为逻辑学家呢？把自己的账算清，这才是当务之急！

所谓算清自己的账，不过是一封封摆着臭脸或傻笑，充斥着欢声或伤情，时而孤芳自赏、时而妄自菲薄的信，逼得收件人都喘不过气来。

实在受不了了，罗素回了一封措辞“严厉”的邮件，想让爱徒重整旗鼓。没料到事与愿违，维特根斯坦把积压了好几个月的怒气都发到他身上。知道自己无意间捅了马蜂窝，罗素央求爱徒谅解，结果又碰了一鼻子灰。

“过去的这一周，我一直在思索我们的关系，”维特根斯坦告诉他，“我的结论是：我们真的不适合彼此。”

眼下的我，非常冷静。我很清楚，你的价值观和我的一样高尚、一样顽固，因此，我没有权力质问你。但我也同样清楚，正因如此，我们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友谊。

虽然维特根斯坦强调两人关系到此为止，但当罗素再度伸出友谊之手时，他又把自己的誓言抛到九霄云外。

事实上，还要再过八年，师徒俩才真的分道扬镳。但他们后来的关系更难界定，既不是朋友，也不乏友情。

扑朔迷离的状态，不正是逻辑学嗤之以鼻的？

试出了罗素的耐心底线，维特根斯坦便把注意力转向了他人。可惜没剩下几个朋友能让他翻脸成敌了。命运决定出手干涉。

一颗子弹结束了一条性命。一个帝国失去了皇储。半个地球陷入了混乱。

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还不到两周，维特根斯坦就自愿参军了。

他的爱国心让他无法隔岸观火。他的大姐后来还说他“非常渴望去承担一些重任，做些实打实的工作，而不是纯粹用脑力劳动”。

话虽如此，在决定入伍的念头中，难道没有丝毫求死的欲望？

若不是求死，他就不会踊跃参与一项又一项别人躲都来不及的任务。“现在，我大概有机会成为堂堂正正的人了，”他在笔记本里写道，“因为我迎面直视着死亡。”

可惜死神也觉得他太好辩，不想给自己添麻烦；维特根斯坦不但幸免于一次又一次的残杀，还屡获勋章，一再晋级。

没丧生战场，他难道没有一丁点儿的失望？

多年后，在另一次世界大战中，一名即将被送往前线的学生向他求教作战经验。维特根斯坦荒唐至极的建议充分说明了自己当年打仗时的心态：“如果你必须加入一场肉搏战，你就只能站到一边，任人宰杀。”

没被宰杀固然不幸，好在维特根斯坦还有个后备计划。

入伍没多久，他就开始在笔记本上记录头绪。战争越惨烈，他的笔记就越狂热。生死存亡之际，他终于克服了心理阻滞，写下了那些“妙不可言”的想法。

填满了足够的笔记本，他便着手选编、排序，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完成了打字稿。

一九一八年奥匈帝国垮台。对维特根斯坦来说，更大的打击是没人想出他的著作。

身为富家公子，出书不算难事。有家出版社提议由他支付印刷费用，他一口回绝。“从社会的角度看，”他解释道，“我觉得这样强迫一本书面世很不体面。”

他只字未提的是，这不仅是出于道德上的考量，更是迫于经济状况。两个月前，他把自己名下的所有财产分给了哥哥姐姐们，现在他身无分文。

“必须重新找回自我”，他这么对朋友说。

那时，战争刚结束。不少解甲归田的军人都有同感。经历过朝不保夕的日子，平民生活反而更难适应。

但维特根斯坦并不想适应。他参军打仗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一或者该说，证明他可以光荣地死去。战争结束后，他岂有可能再过回特权阶级的老日子？

战争初期，他偶然发现了托尔斯泰的《福音摘要》。他读了又读，在字里行间找到了救赎自己的希望。

托尔斯泰声称：“无家可归、贫困潦倒之中却有至乐——懂得这点的人必然有福。”反过来又说：“富贵之中定有悲戚，因为富人已得偿所愿，再也无法获得更多。他们满足一时，饥渴一世。”

大师本人说到做到。他放弃了虚荣的贵族生活，只求简朴的乡野村居。

维特根斯坦显然被托尔斯泰的榜样所触动，也想追随这样的人生。或许其中也有几分叛逆的因素。散尽所有继承的财富，这不就是向世人宣布他彻底抛却了父亲所代表的一切？

用银行公证人的话来说，这是“财务自杀”。

他确实有权利这么做。但把财产转让给已经富得流油的亲戚，这对谁有好处？

维特根斯坦的算盘是怎么打的？或许，满脑子逻辑学，他没闲暇做凡人。既然托尔斯泰没明说——因为这是基本常识——富人该把钱捐给穷人，维特根斯坦就尽快把财富脱手。钱去了哪里，他一点儿也不在乎。

如果托尔斯泰所言不虚，如果富有真是万恶之源，那么，维特根斯坦不仅无视穷人之苦，还让自家亲人罪加一等。他满脑子逻辑学对谁有帮助？

写作的人最恐惧的，无疑是收到退稿信。维特根斯坦连番被拒绝的心情，可想而知。

他对友人说：“你要是知道我不知多少次深思熟虑要了结自己的生命，就能明白我的情况有多严重了。”对另一个朋友他又哀叹道：“但愿我能离开这个烂透了的世界！”

到头来，他没有放弃生命，只是取消了出版的企图。他把手稿交给罗素，让他看着办。

《逻辑哲学论》最终得以面世，完全得归功于罗素。是他日益显赫的声名、特意撰写的引言，替他的爱徒哄到了一张出版合约。

“本书涉及哲学问题，我认为也证明了这些问题的阐述方法本身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上：我们误解了语言的逻辑。”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的自序中如此断言。接着，他声称自己的著作基本上解决了哲学中的所有问题。

似乎为了强调自己的主张——语言是近乎一切哲学问题的根源——维特根斯坦采用了一种生涩难懂的写作风格，还用了大量的逻辑公式。除此之外，他既不定义大多数自己发明的术语，也不说明如何得到这些论点。

罗素认为，“他不该只陈述他觉得正确的想法，还得给出论据。”他著名的反驳是：论证会“破坏”他思想的“美”，“就像用肮脏的手玷污一朵鲜花那样。”

结果便是，《逻辑哲学论》中的每一命题都让罗素觉得俨如“沙皇的敕令”。

概括来说，敕令如下：

词语有意义，因为指代了真实存在的事物。每个“名称”都是一个“客体”的语言化身。语言就像一面镜子那样，一对一地反映出宇宙中的所有东西。

这么一来，每个命题都必须描述一桩“事实”，提供一些客体的相关资料。

比方说，“这本书在那张桌上”这个命题含有两个名称，各指代一个客体，并且说明了两者在空间中的关系。

既然命题描述的是真实事物，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只有当一个命题的对立面也能成立时，它才有意义。否则，它要么是同义反复，要么就完全不合情理。

比方说，“这本书在那张桌上”是个有意义的命题，因为它的否定式（“这本书不在那张桌上”）也站得住脚，符合真实世界的情况：那本书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

同样的道理，“一本书是一本书”是无意义的同义反复，因为它经不起否定；“一本书不是一本书”是讲不通的。

相较之下，抽象的语句一比方说，“上帝是万能的”一就复杂了些。即使物质宇宙中真的存在上帝，这命题还是毫无意义；它的对立面“上帝不是万能的”显然不正确。“上帝”这名称的主要定义就是神通广大、无所不能。

光从这个例子就能看出，维特根斯坦对命题的简单要求其实含义深远。照他的说法，任何一句被否定后就失去意义的话，根本不该说出口。

所以才有了现代哲学史上最著名的那句话一《逻辑哲学论》的结尾命题：“不可言说之事，必将无言以对。”

这个看似英明的规则，实际上极具颠覆性。根据《逻辑哲学论》的标准，大部分言语都得归入“无意义的”种类。心头想表达的一大半都不能说出口，这要如何是好？

对这个问题，维特根斯坦白有一套办法。他把言语分成两种：“可以说的”和“只能展现的”。这里的“说”指的并不是开口说话，而是该说出口的话，包括所有能提供有实用价值的命题（诸如“这本书在那张桌上”）。

“只能展现的”则囊括了哲学家们几千年来苦思冥想的所有形而上的概念。比方说，笛卡儿的格言“我思故我在”。这命题的各种对立面（“我不思故我在”、“我思故我不在”）都不成立，所以它不能言说，只能展现。

事实上，包括哲学、道德、宗教甚至美学在内的所有“高等”话题，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以道德为例。

维特根斯坦认为，任何想要说出“绝对善和绝对价值”之类的尝试都是在“误用我们的语言”，无异于浪费时间。伦理话题都“超越”了物质宇宙的范围，所以不可能展开有意义的谈话。

既然语言启发并塑造我们的思想，不能有意义地言说之物也无法有意义地加以思考。

如此推断，哲学的唯一使命就是划定界限，把可以言说、思考的内容和不可言说、思考的分隔开来。否则，思想就会保持模糊不清的状态，语言也将永远词不达意。

“大家都说哲学没有进展，困扰我们的哲学问题和困扰古希腊人的没有差别。”维特根斯坦在笔记本里这样写道。“但这么说的人都不明白为何只能如此。这是因为我们的语言保持旧貌，不停地诱引我们提出同样的疑问。”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所有在他之前的思想家都错过了一点：哲学问题的生发是因为哲学家一直在言说不可言说之物，思考不可思考之事。既然这些问题从根本上就很荒谬，它们自然也没有答案。

“如果后人记得我的名字，”又有一次，他写道，“只可能是作为西方哲学史的终结者。就像烧毁了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人那样，千古流芳。”

诚然，《逻辑哲学论》的核心主张若真的有根有据，之后就不会再有人写哲学书籍，也没什么必要保留之前的著作。

但维特根斯坦想要点燃手中的火炬，可能为时过早。

别的不说，如果生活里的一切“高等”话题都在语言的范围之外，这些理论知识要从何学起？关于艺术、道德的思想又要如何“展现”出来？像猿人那样，咕咕哝哝地指手画脚？

《逻辑哲学论》这样的书又怎能发表？既然书中所谈及的命题几乎都是不可言说的那一类，著作本身岂不是也该被当作无稽之谈？

维特根斯坦其实心知肚明，他把自己也逼进了死角。正因如此，《逻辑哲学论》的结尾部分才宣称：

我的命题只能以这种方式阐释：当理解我的人爬上、爬过、爬出这些命题后，他将领悟通篇论述都毫无意义。（换言之，他必须在爬完梯子后扔掉它）

他必须超越这些命题，才能看清

这世界。

换言之，维特根斯坦爬出死角的办法是坦言（《逻辑哲学论》属于那种“不可言说”、因此可以一把火烧掉的著作。虽然如此，这本书还是稀世珍宝；它能作为“一次性”的梯子，协助读者登上哲学的绝顶，俯瞰世界的实相。

在序言中，他声称著作传达的思想都是“无懈可击的权威定论”。到了结尾，他又承认自己写下的一切其实都可以抛之脑后。这里的矛盾该如何解释？

世间最古老的谜题之一是撒谎者悖论，通常被视为古希腊思想家欧布理德斯（Eubulides）的杰作。谜题极其简单：一个人宣布“我在撒谎”。

欧布理德斯指出，这个再普通不过的声明事实上是个逻辑难题。如果谜题中的人在讲实话，那他就和自己的声明自相矛盾。

如果他在撒谎，那他的言语本身就是谎言。正确的声明应该是：“我没在撒谎。”但这句话又违逆了他在撒谎这件事实。

不管有没有在撒谎，这个人的言语和他的意图注定要相互抵触。结果又是一场类似罗素悖论的恶性逻辑循环。

无意中成了现代版的“撒谎者”，维特根斯坦却坚信自己解决了所有哲学难题。

“解决人生意义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让问题消失。”他在《学论》里这样说。

他选择的字眼颇有揭示性。“Verschwinden”：失踪，消失，不见踪影。

事实上，不管是什么问题，最好的解决方式都不会是问题的“消失”。无论维特根斯坦会多么鄙视这里的同义反复，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是迎面解决问题。

所以，他在《逻辑哲学论》中做到的仅仅是借用逻辑学和语言学来编织一块“不可言说”的地毯，然后把所有难题都扫到地毯底下。这么一来，他可以坐在哲学史上唯一的干净房间里，乍看之下一尘不染，一切就绪，连飞虫都不敢闯入。

或许还是有一只。

那只小虫一直被关在瓶子里，虽然他以为瓶子消失了。

疯狂振翅、盲目乱撞的同时，他不得不怀疑自己依然身陷囹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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