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措施（20篇）

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措施（20篇）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措施　　一彻底解放教育生产力从矛盾的观点分析我认为对教育而言学生是矛盾统一体中的主要矛盾所以我个人把学生教师教育行政人员学生家长称为教育生产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措施（20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措施

　　一彻底解放教育生产力从矛盾的观点分析我认为对教育而言学生是矛盾统一体中的主要矛盾所以我个人把学生教师教育行政人员学生家长称为教育生产力其中学生的彻底解放是关键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彻底成功解放学生的标志是把学习的权利交还给学生让学生在学习上表现出主动性和积极性让学生自主支配属于学生自己的若干时间包括学生在自己的时间里思考基于自己年龄体验基础之上的任何思想

　　民者,国之基也。教育在创新人才培养和国定未来建设事业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的基础教育在提高公民素质,提高综合国力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发展,自然,在教育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地暴露出在制度上、观念上、技术上的弊端和顽疾。

　　综观教育领域,所有软件环境和硬件环境中,我们假设一下,在某个环节上,做些改变,看能不能得到让百姓满意的教育。

　　我们认为要想破解教育困局,必须在以下三方面下手:

　　一、彻底解放“教育生产力”

　　从矛盾的观点分析,我认为,对教育而言,学生是矛盾统一体中的主要矛盾,所以我个人把学生、教师、教育行政人员、学生家长称为“教育生产力”,其中学生的彻底解放是关键,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彻底成功解放学生的标志,是把学习的权利交还给学生,让学生在学习上表现出主动性和积极性,让学生自主支配属于学生自己的若干时间,包括学生在自己的时间里思考基于自己年龄体验基础之上的任何思想。

　　如果学生接受了九年教育或十二年教育,最终失去了愿意进一步主动学习的热情和毅力,那么就说明这样的教育是失败的教育。

　　教师是教育生产力中第二个主要方面,彻底成功解放教师的标志是,不要让教师整天忙于写教案,整天忙于讲课、批作业。

　　教师的主要根本唯一职责是引导学生,唤醒学生的自信意识,培养学生成为能够独立思想,自由自在、有创新活动的人。记得,农村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有一句话,大意是:我相信,农民同志是愿种好地的,是会种好地的,是能种好地的,这句话也适合对教师说,教师要花大量的时间,从宏观角度去分析、去研究学生,针对学生不同个性、不同资质、逐渐引导学生,以学习课本知识、培养创新意识为途径,塑造学生成长为可持续进取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二、适度约束教育行政能力:

　　教育弊端和教育顽疾的形成是由多种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但教育行政能力在促使教育弊端和教育顽疾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强有力的推波助澜的催化剂作用,这是没有丝毫夸张的说法。

　　国家对教育事业的领导与支持离不开教育行政,但是与教育基础层面最接近的教育行政在促进教育改革与传授教育新理念上却没有起到应尽的、应有的作用。

　　国家提倡“素质教育”,素质教育是人们根据完美的理想教育形式提出的,实施起来难度较大,在短期内也是很难见效的,教育行政人员却说:“搞素质教育,能提高学生素质,学生素质提高了,升学率就一定很高!”结果,素质教育活动在学校层面落空了。

　　国家开始进行第8次课程改革了,力度之大、规模之盛,前所未有,但有些行政人员却说:“课程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传统课程系的根本性变革,三维教学目标的整体设计和实现,会让学生的素质进一步提高,学生素质提高了,升学率就必须提高”,结果,课程改革“穿新鞋,走老路”。

　　教育行政在教育事业发展中,处于强势地位,这对教育发展是很不利的,“素质教育”的经,“课程改革”的经被念歪了。

　　三、废除教科书人手一册的原则:

　　中国学生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学生之一,目前也是世界上最累的学生,所学基础知识的难度,所学基本技能的复杂,也是其他国家学生望尘莫及的,让世界上最优秀的中国学生在中国受学习、受教育之罪,太不应该了。

　　怎样才能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怎样才能让学生的近视率下降?怎样让学生体质锻炼的倍儿棒,以后让中国足球冲出亚洲?怎样让学习会自主创新发明创造?我个人认为要改革教科书。

　　我国的教科书发放使用有一条原则,叫“人手一册”,让学生从有一套教材,有细心家长做过,计算一个从小学一年级到小学六年级12个学期使用的教科书和教辅材料达120斤,相当于小学生入学时体重的3倍。

　　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这套教科书最后的命运就是被卖到废品收购站。

　　在目前这条原则,我认为已经不适合时代与现实的需要,特别是不适合根除教育弊端和教育顽疾的中国现代化教育,应该废除,改用其他形式的教科书。

　　比如,用非常成熟的液晶显示屏技术,在每个教室,安装一面液晶显示屏,一台主机,教师使用装有教科书及相关资料的移动硬盘,进行教学。

　　这样一来,能带来很多好处:

　　1.减轻学生负担,每节课定时定量,学生当堂作业当堂完,不留尾巴。减轻学生书包重量,让学生的书包重量归零,书包里装满运动器材和供学生创新发现的材料。

　　2.保护学生视力,不要让学生长时间盯在课本上,造成用眼过度疲劳。还可以节省教育经费,一套设备可以用多年,如果教科书内容要改版或合理增删,教师只需重新下载即可。

　　3.可以避免违法人员征订非法教辅读物搭车收费,保护学生合法权利不受伤害。

　　4.更重要的是转变社会及学生的观念,学生接受的是教育,而不是买一大堆书回家,“人手一册”教科书,并没有让学生受到良好的教育。“书非借不能读也”,教科书无非就是一个例子,学会了,举一反三,要教科书又有什么用呢?

　　5.废除目前发行的纸质教科书,可以节省纸张资源,减少森林砍伐量,保护环境资源。

　　这三方面如果真能实现,我相信,到目前为止,积累起来的教育弊端和教育顽疾可以迎刃而解,中国教育现代改革和发展就会驶入合理稳定,适速高效运行的轨道。

　　若干年后,我最不愿意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在中国,有能力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才,全部被扼杀在了基础教育阶段”。

篇二：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措施

　　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

　　略论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

　　摘要：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影响较大的要数教育改革。清末新政教育改革是清政府当时迫于内外压力而不得不进行的；而在改革的深度和力度上，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随着教育改革的实施，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关键词：清末新政；教育改革；教育近代化

　　1.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背景

　　2.1政治背景

　　清末时期封建统治处于没落期，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再加上西方列强侵略的步步深入，迫使清政府为了挽救其统治而不得不进行了新政改革。八国联军侵华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民族危亡就在旦夕之间。作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慈禧，经过八国联军之战，也是自身难保，甚至再次上演了清王朝最高统治者出逃的一幕。慈禧为了不让大权完全落入他人之手，继续取得帝国主义的扶植，并安抚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和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及欺骗人民，慈禧在逃亡西安期间便发布了“罪己诏”和“改革”的谕旨。其自身亲自举起了改革大旗。除此之外，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力量的变化也为新政改革提供了内部助动力，主要体现在改革派地位的上升和顽固派的失势。这一变化是在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帝国主义在允诺保留慈禧太后的地位的条件下胁迫清政府发生的。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迫于帝国主义“惩凶”要求，清廷处罚了一批王公大臣和官绅，顽固派此次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至此，改革派在清统治集团内部取得了优势,这无疑为新政改革的进行减少了不少阻力。

　　而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愈加深入。《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各国的军队虽陆续从华撤走，但沙俄的大军依然盘踞在我国的东北，妄想实现把我国东北变成“黄俄罗斯”的野心，这与日本夺取我国东北的侵略政策发生了严重冲突。此时，帝国主义对华政策也发生了改变，帝国主义在出兵镇压义和团时,由于列强之间的矛盾放弃了原定的瓜分中国的政策。同时各列强也认识到在中国实施瓜分政策可行性不强，从而改行为“以华治华”的“保全主义”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清政府有余力来顾及内政，同时列强为了实现“以华治华”，不但要在中国消除“仇洋”情绪,还要扶植一个能控制中国的有效能的政权,并且还需在中国建立一个在外交和经济及政治乃至思想文化与它们的侵略要求相协调的体制。至此，帝国主义列强在胁迫清廷“惩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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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小时；虽然如此,学制还是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开设一定数量的西学课程,这使得学生的知识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该学制所规定的学习期也较往常的要长,达29至30年。除此之外，该学制还比以往的学制在教育系统方面设置得更为周密和完备,实业学堂和师范学堂自成系统。这促成了中国近代学制的基本模式的形成，对以后学制的组织形式有重要的影响。

　　4.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影响

　　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无论是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还是当时的社会文化、教育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中国教育近代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4.1对社会转型的影响

　　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对于当时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较突出的体现有两个方面：一是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催生了一批的新型知识分子，这就在思想上埋下帝制灭亡的种子。清末新政时的教育改革不但废除了旧式教育体系，还建立了新式教育体系，从而使得西学的传播得以合法化和普及化。清政府颁布新学制后，在清政府的鼓励和各地兴学舆论的鼓吹下全国各地都出现办学热潮，这就大大推动了新式教育的发展。虽然当时的新式教育还处于起步阶段，还带有强烈的封建落后性，但是新式学堂毕竟不同于旧式的书院和私塾，增添了为旧式教育所不能容纳的一些新东西。比如像外语、数学和理化以及法学等西学课程的设置。这就开阔了学子们的眼界,并且缓慢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像法律和政治等一些社会学科在学堂的讲授则必然会引起学生们对封建专制的怀疑和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向往。除以上所述，一些留日学生归国后到新式学堂任教，其积极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和文化思想，这就使得新式学堂的学生思想发生改变。至此，在这些学堂中开始成长出一批新式知识分子。这批新式的知识分子在学堂中所学的课程大多是西学重于中学，科学重于经学。且不说他们的政治理想如何，但对于丧权辱国和腐朽无能的清廷统治大多是深恶痛绝，因而他们的思想都便汇成为推翻清廷革命主流。他们逐渐认识到变革是改造社会的必要途径甚至是推翻现有帝制制度。

　　二是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也对帝制的存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始于20世纪初的教育改革，废除旧式教育体系，建立了近代教育的初步体系。积极发展的新式学堂吸引了较多的适龄青少年,甚至包括一些士大夫。由于这些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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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得新旧“士”的力量对比在彼消此长中迅速发展。同时，新式学堂组成的实业学校刺激了民族资本的发展，反过来又刺激了学生在实业学校继续学习。至1909年,全国实业学校在校生达16700余人。据有关资料统计，1907年在湖北各类实业学校肄业的旧式士大夫约1000多人。实业学校的普遍兴办使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一定的较为先进的机械化生产技能和现代化的经营管理方法。学生在实业学校接受的是与私塾书院完全不同的教育，其接受的知识结构、文化素养、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一时期旧式士大夫的择业观也出现新的动向,从事工商和金融以及交通等实业的人迅速增多。“以浙江为例,1910年旧式士大夫的流向就与以前大不相同,士大夫从事实业者占近28%。随着近代教育、新闻出版和科学以及工商等各种事业的兴起，读书人突破了传统的私塾传经的职业发展道路,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才不再全部以为官为一生之任，而是出现了许多专业学者或学问研究专家，读书人的价值取向开始向多元化发展。”1绅与商的互相渗透和转化，表明绅士的社会阶层和其内在的凝聚力已经裂散，从而使传统士子走向自然消亡,官民联系稀疏甚至脱节,传统社会的阶级结构开始瓦解。这些充分表明这次教育改革极大地动摇了传统封建社会秩序赖以存在的教育基础，加速了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

　　4.2对教育转型的影响

　　清末新政时期为实现教育制度的近代化,在教育领域颁布了许多重要法令,其中重要的有1901年的“兴学诏”和1902年的“钦定学堂章程”以及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除此之外，还有1905年的“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诏”等。从这些章程内容来看就不难发现其主要讲述的是向西方教育制度学习的内容,都是以西方教育体制为根据，详陈利弊。科举的废除，新学制的实施就是这一特点的体现。新学制的实施,扫除了近代学堂的兴起障碍,从而迎来了中国教育史上繁荣的景象。同时，为了满足社会需要,新学制又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办学逐渐向纵深发展。随着教育的大发展,新的教学内容也大量引进。中小学堂增加了外国语和理化以及体操和乐歌等课程；大学堂所授内容也有所改变，其大部分为近代科学和部分的汉化学科。至此，在清末时期初步形成了我国近代学科

　　1杨玉青.清末教育改革与帝制危机[D].贵州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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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系的基础。在清末教育改革时期为了弥补新教材的不足,各地又翻译大量西方著作与之相适应。在教学方法上也做了一些改变，当时普遍采用的是近代教学法和班级授课制。从清末新政开始到辛亥革命的爆发,经过十余年的教育改革,一套完整的近代教育体制初步建立起来了。虽然清政府实行教育改革的目的是维护其自身统治,企图用“西学”来挽救走向没落的封建统治,并不是心甘情愿地向近代化迈进。但清政府对教育改革的积极实践和探索,在客观上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并且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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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措施

　　第十一章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

　　第一节

　　建立学制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次年“辛丑条约”签订，清政府从此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淫威之下。在这种形势下，清统治当局对外为了“结与国之欢心”，对内为了缓解国人空前强烈的不满和愤怒，不得不赶忙于1901年宣布恢复“新政”，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下诏变法，在斥责康有为等不是变法，而是乱法以后，指出“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酌中以御？”要求臣下“各就现在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己见”。教育领域实际上完全恢复了三年前被扼杀的“百日维新”的各项措施，如科举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将各地书院改为大、中、小学堂，兴办农、工、商实业学堂等。同时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设计新教育体制构建方案。壬寅——癸卯学制出台前至少有两部前奏曲：其一,1898年维新变法期间,梁启超参考日本和西方学制,参酌本国情况,拟出《京师大学堂章程》,该章程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京师大学堂章程》共8章54节,有总纲、学生功课、学生入学、学成出身、聘用教习、设官、经费等项。京师大学堂既是全国最高学府,又是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这个章程为我国近代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其二,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鼓励各地兴办学堂,“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于是,各类大中小学应运而生。但是各学堂入学条件、修业年限、学校性质、课程设置以及各级各类学堂之间的统属衔接关系均没有明确规定,这样势必需要一个学制系统给予规范。此外,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由中央兴办的以高等教育属性为主的一类学校如何向下延伸,由民间、地方兴办的以初、中等教育属性为主的一类学校如何向上衔接,散落各方、处于游离状态的各个教育实体如何系统化、整体化?至20世纪初,学制的建立已成大势所趋、呼之欲出。《兴学诏书》的颁布,拉开了晚清10年间教育立法活动的序幕。

　　1902年（农历壬寅年），张百熙上呈学堂章程，即《钦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第二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合作又对这一学制进行了修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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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4年1月（农历癸卯年底）由清政府正式颁布，即《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开始实施的第一个近代学制。一、“壬寅学制”——近代史上第一个法定学制1902年，清政府公布了由官学大臣张百熙拟订的《钦定学堂章程》，该章程分《京师大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蒙学堂章程》五部分。因公布的时间是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年，故也称壬寅学制。为拟此学制,1902年5月,张百熙派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考察的主要内容有：第一,考察范围为不同地区的各级各类学校,举凡大、中、小学等普通学校，师范、实业、艺术等专门学校及聋哑学校等均在范围之内；第二,在文部省听取了19次教育讲座和介绍，涉及教育行政、各类学校、学校管理、教育方法、学校卫生、学校设施等内容，并着力搜集学校建筑模型、图纸及与学制制订关系最密切的日本学校章程、课表、经费表等；第三，广泛接触日本教育官员和教育家,探讨教育问题,特别是中国教育问题。除被天皇召见外,还拜会了首相伊藤博文、文部大臣菊池大麓等官员，并与日本教育家伊泽修二、嘉纳治五郎、山川健次郎等讨论教育问题。考察期间,吴汝纶除了撰写详细的日记外，还写了大量信函回国，及时向张百熙汇报在日考察情况，多渠道为制订学制提供资料。吴汝纶的访日之行为清末学制章程起草起了重要作用。（一）、壬寅学制系统壬寅学制规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学校系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法定学校系统。壬寅学制从纵的方面分为三段七级：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蒙学堂四年、寻常小学堂三年、高等小学堂三年，总计为十年。小学堂的宗旨“在授以道德知识及一切有益身体之事”。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四年。中学堂为“高等专门之始基”。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规定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堂三年（政、文、商、农、格致、工艺、医七科），大学院以研究为主，年限不定。高等教育的总学程共计二十年。高等教育的办学宗旨为“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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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壬寅学制从横的方面看，与高等小学堂平行，有简易事业学堂；与中学堂平行，有中等实业学堂、师范学堂；与高等学堂平行，有仕学馆、高等实业学堂、师范馆。（二）、课程“壬寅学制”仍然以致用为先，张百熙认为“值智力并世之争，朝廷以更新之故而求之人才，以求才之故而本之学校，则不能不节取欧美日之成法，以佐我国两千余年旧制，固时势使然”，但是他并不像梁启超或孙家鼐一样因求致用而偏颇地把文学拒为学科之外，“壬寅学制”的《功课》中规定：“政治科第一，文学科第二，格致科第三，农业科第四，工艺科第五，商务科第六，医术科第七。”而文学科又分为七大门类：“一曰经学，二曰史学、三曰理学，四曰诸子学，五曰掌故学，六曰词章学，七曰外国语言文字学。”虽然时势使张百熙不得不重视西方致用之学，西学占据六科，而“中学”仅有一科文学科，但他对“中学”也丝毫不敢马虎，几乎把所有具备传统文化精神的学科门类都归于文学大科，而狭义的“文学”第一次以“词章学”的名义出现，这与梁启超“词章不能谓之学”和孙家鼐“诸子文学皆不必专列一门”截然相反，对文学的学科建制具有重要意义，文学第一次被纳入了知识谱系学之中，虽然以“词章学”名义出现的“文学”在这种现代学制中地位仍然是微不足道，但它预示着“文学”走向自立已是指日可待了，这在1902年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关系》和李伯元《编印〈繡像小說〉缘起》等文中得到体现。梁启超、李伯元、吴趼人等都在这一时期详细阐述了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的社会功用，引起了很大反响，在1902年至1910年之间，全国共有25家文艺期刊诞生，文学的地位迅速提高，并在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担当了主角。（三）、壬寅学制具有如下特点：1、强调国民教育，提出了普及义务教育的思想；2、注重实业教育，提出了设立各级实学堂的思想；3、女子教育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学制系统中，没有女子教育的地位；4、依然留有科举制的痕迹，规定给予自高等小学堂始授予不同的科举出身。（四）、结果：虽经公布，但未实施

篇四：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措施

　　第11章维新运动到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一、维新教育的渐次推进1.早期改良派的教育主张早期改良派是19世纪70年代后逐渐形成的一个思想群体。他们都把改革封建传统教育制度，培养新型人才作为实现整体改革方案的基础，他们在文化教育上的主张大致可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1）全面学习西学早期改良派将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推进了一步，认为西学的内容非常丰富，要求扩大向西方学习的规模和领域，深化学习的层次。在一定程度上，早期改良派是用人类整体文化的观念来考虑中学和西学的关系，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教法度应该择善而从，不应该有古今、中外、华夷的区分，完全突破了民族文化本位观念。（2）改革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受到了早期改良派的批判，但并未遭到彻底否定。早期改良派仍主张保留科举制度的形态，甚至在他们设计近代学制时还考虑到与科举制度接轨。（3）建立近代学制在早期改良派中，较早勾画出中国近代学制轮廓的是郑观应。他提出仿照西方学制设立小学、中学、大学的三级学制系统，大、中、小学均采取班级授课的形式，规定学习年限各为三年，以考试的结果为升学的标准。鉴于当时的现实，他提出了“变通”的方法，即将科举制的进士、举人、秀才的三级科名与大、中、小三级学校相配合，并将各省、府、县的书院改为学堂。他是国内最早倡导改书院为学堂的人。郑观应设想的这个三级学制系统，实际上是以中等教育作为正规学制的起点的，学制中的“小学”已略相当于中等教育的起始程度。而“各乡亦分设家塾、公塾”，初等教育主要在家塾、公塾中进行，未纳入正式学制系统，不规定学习年限，学生通过考试才能进入“小学”。从入“小学”就开始实行分科教育，分文、武科两大类，文科类有六科：文学、政事、言语、格致、艺学、杂学；武科类只有陆军和海军两科。这种学制设想虽然还显得粗糙，且明显有和科举挂钩的痕迹，包括三年学制年限也和科举三年一试相通。但它反映了早期改良派要求系统地改革封建教育体制的思想，也远远超出了洋务派教育实践的水平，克服了洋务学堂孤立、分散和应急性的特点。（4）倡导女子教育在近代西方男女平权观念的影响下，早期改良派最早关注起女性的社会地位。到甲午战争前夕，他们普遍发出了重视女子教育的呼声。正是有早期改良派的教育思想启蒙，才会导致甲午战争后维新教育思潮的一触即发，并迅速转化为维新教育运动。2.维新教育实践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加深，资产阶级领导的维新运动蓬勃兴起。所谓维新，就是在保留满清皇权的前提下，用和平的方式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建立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维新派普遍认为改革教育、培养新式人才是实现变法维新的基础，因此，维新教育实践活动便成为维新运动的基本内容。（1）兴办学堂维新性质的学堂包括以下两类：第一类是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为培养维新骨干、传播维新思想而设立的学堂，著名的有万木草堂（1890）、湖南时务学堂（1897）。第二类学堂是在办学类型与模式、招生对象、教学内容等某个或某些方面对洋务办学观念有所突破，领风气之先。著名的有北洋西学堂（1895）与南洋公学（1896）、经正女学（1898）。

　　其他具有维新性质的学堂如严复协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的通艺学堂（1897）、徐树兰捐资创办的绍兴中西学堂（1897）、谭嗣同发起创办的浏阳算学馆（1897）等也都较为著名。

　　（2）兴办学会与发行报刊维新派还通过创办各种学会和发行报刊来宣传维新思想。著名的有1895年8月康有为与陈炽在北京发起并筹资创办的《万国公报》（后更名为《中外纪闻》）、在上海创办的《强学报》，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等等。总之，维新派以学会为阵地，以报刊为传媒，讲西学，论国事，宣传变法主张，抨击封建势力，进行维新思想的启蒙，与维新学堂相互补充，起到了扩大教育面，开民智、新民德的作用。使不少人逐渐认识到维新变法的意义，参加和支持变法，扩大了维新变法运动的社会基础。3.百日维新中的教育改革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国家面临瓜分危局。康有为等维新派人物大声疾呼，力陈变法图存。1898年6月11日，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维新变法，这次变法仅持续了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使甲午战争以来维新人士的变法要求一变而为朝廷的施政措施，维新运动被推向高潮。其中教育改革是一个重要方面，主要内容有：（1）设立京师大学堂1896年6月，刑部侍郎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折》中首次向朝廷正式提出设立京师大学堂的建议。此后，康有为、王鹏运等也多次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光绪帝也准其建立，但因奕和大学士刚毅等人的反对而搁置。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在《明定国是诏》中即特别提出开办京师大学堂，在此严令下，总理衙门委托梁启超草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于7月3日上报，光绪帝当即批准，并派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管理京师大学堂。后经孙家鼐提议，分设中、西学总教习，聘许景澄为中学总教习、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戊戌政变”中京师大学堂以“萌芽早，得不废”，继续由孙家鼐筹办，于当年11月正式开学。戊戌政变后，慈禧下令恢复八股取士，大学堂又被学生当成了科举准备的场所。1900年，京师大学堂毁于八国联军战火，1902年恢复开办，并被纳入清末学制系统，规模也逐步扩大。（2）废除八股考试、改革科举制度1898年6月23日，光绪皇帝下诏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八股废除后，人们不得不寻求新的学问，促进了西学的传播。7月23日，光绪皇帝下诏催立经济特科，以选拔维新人才，加强了科举和现实的联系。百日维新失败后，八股考试制度虽然又被恢复，但由于人们已经开始向往新式教育，参加考试的人数大大减少。（3）实力讲求西学，普遍建立新式学堂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令各省督抚督饬地方官将各省府厅州县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新式学堂。百日维新期间，还计划设立铁路、农务、茶务、蚕桑等实业学堂，广派人员出国游学游历，设立译书局和编译学堂，奖励开设报馆，开放言论，书籍、报纸免税等。百日维新中的教育改革措施，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张和愿望，对封建传统教育产生了强大冲击，虽以失败告终，但对于促进思想解放起到了积极作用。二、维新代表人物的教育思想维新代表人物的教育思想和早期改良派的教育主张一脉相承，但由于国家危机严重，他们的要求更强烈，表达更明确，理论也更系统。1.康有为的教育思想康有为，广东南海县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人称南海先生。他是戊戌变法运

　　动的领导者，是我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之一。但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却并未跟上时代步伐，逐步堕落为保皇派。

　　（1）维新运动中的教育改革主张康有为对教育改革的迫切愿望源于对教育作用的认识。维新运动中，他无论上书还是呈折，都常将兴学育才作为维新救国的基本保障加以强调。他提出教育改革的主要措施有：①废八股考试，改试策论，等学校普遍开设后，再废科举。②大力创办学校，改变传统的教育内容，传授科学技术，培养新型人才。为了更快更有效地学习西学，他还提出了派遣留学生、翻译西书等建议。作为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的上述建议直接影响了百日维新中的教育改革措施。（2）《大同书》中的教育理想《大同书》是康有为的代表作之一。在书中，康有为创造性地描绘了一幅“大同”社会的蓝图，体现大同世界人人平等，教育普及，施教合理，使人健康发展的远景。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主张废除私有制和等级制，论述了理想的学制体系，包括人本院、育婴院、小学院、中学院、大学院；倡导“公养”、“公教”，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权享受教育，皆为公费；重视学龄前教育；主张男女教育平等；指出对儿童应实行德、智、体、美诸方面的教育等，在当时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对传统封建教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康有为《大同书》中教育理想的观念背景，是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和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综合体，带有明显的未来乌托邦色彩。2.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梁启超，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他是康有为的弟子，深受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在“百日维新”期间，力助康有为倡行新法新政。其教育代表作有《变法通议》、《湖南时务学堂学约》、《教育政策私议》、《论教育当定宗旨》等。其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论教育作用和宗旨梁启超认为国势强弱随人民的教育程度而转移，但其思想的突出之点是在维新变法期间，即明确地将“开民智”与“兴民权”联系起来，为“兴民权”而“开民智”。他认为“权与智相倚者也，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之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这在一定程度揭示了专制与愚民、民主与科学的内在联系。基于“开民智”的思想，梁启超提出教育的宗旨应该是培养“新民”。他认为传统教育最大缺点是培养的人缺乏国家观念、公共观念和自治观念，只求个人完善，或者就想升官发财，奴性、作伪、自私、怯懦、麻木是人们的通病。他要求培养的新式国民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新的特性和品质，诸如国家思想、权利思想、政治能力、冒险精神以及公德、私德、自由、自治、自尊、尚武、合群、生利、民气、毅力等。可以看出这种新民正是具有资产阶级政治信仰、思想观念、道德修养和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知识技能的新国民。（2）维新运动时期的教育改革主张维新运动时期，梁启超的教育改革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变科举、兴学校甲午战争后不久，梁启超即提出了变科举、兴学校的系统主张，并设计了上策、中策和下策三种方案以供采择，其中上策是将科举合并于学校，这实际上是一套废科举兴学校的方案，除保留科举的各级科名外，科举实体已不复存在。②师范学校，群学之基1896年梁启超于《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论师范》，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首次专文论述师范教育问题。他主张参照日本并结合中国的国情设置师范学堂，在办理大学堂之前，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同时设立小学和师范学堂，师范学堂的学生同时兼任小学堂的教习，

　　以后逐步提高师范生的程度，以至于可以担任中学堂和大学堂的教习。师范学堂的课程应包括“六经”大义、历朝掌故、文字源流、列国情状、格致专门、诸国文字等基础学科。另外，他认为有关“诲人之术”和“为教之道”的微言妙义，已略具于中国古代的《学记》，应加以发掘利用。梁启超倡导师范教育，不仅是从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出发，强调对教师进行专门培养，更重要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广设师范学校，统一课程设置，培养一批在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上都符合维新要求的新教师，推动维新教育活动的全面开展。

　　③倡导女子教育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女学》中系统论述了女子教育问题，从女子自养自立、成才成德、教育子女、实施文明胎教等方面揭示了女子教育的必要性。认为接受教育是女子的天赋权利，也是男女平等的保障，他提出女子有耐心、喜静、心细等特点，与男子相比，各有所长，可以相互补充，中国应充分开发和利用女性这一巨大的人才资源。④改革儿童教育梁启超对中、西教学方法进行了比较，撰成《变法通议·论幼学》一文，倡导对中国儿童教育进行改革。他指出西人强调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而在中国则与之反；西人重视理解，而在中国注重识记；西人注意直观教学，实物教学，而在中国只注重言语文字。他建议中国应从编写儿童教学用书入手对儿童教育进行改革。同时反对体罚，强调减少课时，充分开展有益于儿童身心发展的课外活动，如参观、游戏、体育、音乐等。（3）介绍西方学理，指点教育新政①论学校教育制度梁启超主张以新的学校体系代替科举制度，提出中国学制模仿日本的学校制度，根据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把教育划分为四个阶段：5岁以下为“幼儿期”，受家庭教育或幼稚园教育；6～13岁为“儿童期”，受小学教育；14～21岁为“少年期”，受中等教育或相应的师范教育、实业教育；22～25岁为“成年期”，受大学教育，大学教育分文、法、师范、医、理、工、农、商诸科。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来确定学制的不同阶段和年限是近代西方教育心理研究的成果，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最早系统介绍和倡导这一理论的人。②论教育经费梁启超还通过对日、德、英、法等国教育经费制度的介绍分析，归结出这些国家在义务教育阶段的经费筹措原则，建议清政府采取如下办法，筹措经费，推行普及教育：第一，小学教育经费由公产所入支办。第二，学校所在的各级区域，如市、乡镇直至下属的更小区域，都应设立教育会议所，由本区域居民选举出若干人作为教育议员，考查该区的办学实绩，负责教育财政、庶务等，地方行政长官不得干预。第三，学校税为法定税收项目，如有违抗不肯交纳者，则由当地教育会议所禀官，依法究取。梁启超在维新变法和清末新政前期提出的许多教育改革建议多汲取了西方教育的新知学理，措施具体而观点新颖，在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的许多方面起到了思想先导的作用。3.严复的教育思想严复，字又陵，又字畿道，福建侯官人，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首次把进化论的思想传播到中国，提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其在教育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原强》、《救亡决论》、《西学通门径功用说》，《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论教育与国家的关系》等。主要教育思想如下：（1）培养德、智、体兼备的真国民严复是中国近代从德、智、体三要素出发构建教育目标模式的第一人，并从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和优胜劣汰的国际竞争形势对这一教育目标模式进行了论证。严复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弱，取决于国家的民力强弱、民智高下和民德的好坏，要以新的德、智、体三育武装国民，

　　取代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时代的教育。严复在《原强》中首次阐发了他的“三育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所谓

　　“鼓民力”就是提倡体育；“开民智”就是要全面开发人民的智慧，其核心是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取士和训诂辞章之学，讲求西学；“新民德”主要是从改变传统德育内容，用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取代封建伦理道德，培养人民忠爱国家的观念意识。

　　（2）指摘八股考试，比较中西学风在严复的德、智、体三育体系中，智育处于基础地位。他认为中国所面临的愚、贫、弱三方面的问题中，“愚”是最基本的问题。“开民智”直接可以治愚，间接可以“鼓民力”和“新民德”，因此是救亡图存的突破口和当务之急。而在八股考试主导下的封建教育不仅不能启迪人的智慧，反而“适足以破坏人才”。在《救亡决论》中，严复详细分析了八股式教育的三大弊端：其一是“锢智慧”，其二是“坏心术”，其三是“滋游手”。据此，他大力倡导废除八股而学西学。严复还通过中西学风对比，对中国传统学风进行反省和批判：首先，西学提倡独立思考的精神，不因循古人的见解，不盲从别人的结论，而中学注重知识的积累，崇尚述而不作。其次，西学贵于采用观察、试验、实测、归纳等实证的方法独创新知或对前人的既成之论进行验证和质疑，而中学沉湎于对古训的考释求证，演绎发微。传统学风和近代科学精神的格格不入，不利于西学的广泛传播。严复希望通过思维方式的训练来改变这一学风，他翻译《穆勒名学》和耶芳苏的《名学浅说》正是出于这一想法。（3）体用一致的文化教育观在确立中国未来文化教育发展的基本原则上，严复强调“体用一致”。甲午战争后，他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明确肯定了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倡导对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要一体学习。他的“体用一致”思想虽然表现为“全盘西化”和西学自成体用的倾向，但在当时多数人都故步自封的情况下，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严复是维新巨子中绝无仅有的一位学贯中西的人物。他的论述都能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进行深入的分析，从历史演变的规律和学理上进行阐述。因此其“德智体三育论”和“体用一致”的文化教育观等都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并初具理论形态。三、清末新政下的教育改革1.清末学制的建立清末颁布学制始于《钦定学堂章程》而成于《奏定学堂章程》。（1）“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①壬寅学制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拟定了一系列学制系统文件，统称《钦定学堂章程》。因该年为壬寅年，又称“壬寅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中央政府名义制定的全国性学制系统，具体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性质、培养目标、入学条件、在学年限、课程设置和相互衔接关系。“壬寅学制”公布后未及实行，很快被“癸卯学制”所取代。②癸卯学制1904年1月，清政府公布了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主持重新拟订的一系列学制系统文件，统称《奏定学堂章程》。因公布时在阴历癸卯年，又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由中央政府颁布并首次得到施行的全国性法定学制系统，较“壬寅学制”更为系统详备。癸卯学制主系列划分为三段七级：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分为蒙养院四年，初等小学5年，高等小学4年，共三级13年；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仅设中学堂一级，5年；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分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3年，分科大学堂3～4年，通儒院5年，共三级11～12年。横的方面除直系各学堂外，另有师范教育及实业教育两个系统。

　　（2）清末学制的半资本主义半封建性清末学制的制订是中国近代学习西方教育的系统性成果，是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承前启后之作，在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中具有标志性意义。清末学制直接参考了日本学制，间接吸纳了欧美的学制，反映了近代资本主义教育的诸多特点：学制整体结构仿照西方流行的三级学制系统模式；规划了义务教育（强迫教育）的目标，反映了对教育普及性的要求；在教育目标上确立了德、智、体三方面素质协调发展的“三育”模式；设置了众多的实业学堂，以适应和推动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重视师范教育，加强了教师的职业训练；将分年课程规划、班级授课制作为基本的教学组织形式等等。学制又表现出一些局限性：延续时间过长，总计30年之久；在课程设置上，传统的中国经学教育内容仍占很大比重；学校管理上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仍没有女子教育的位置。由上不难看出，清末学制包含了资本主义和封建性因素，是传统性和近代性的综合产物。（3）清末学制的补充与修正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实施中的问题，癸卯学制颁布后又作过一些补充和修正，影响较大的有：①在学制中开放了“女禁”。1907年，学部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这是我国女子教育在学制上取得合法地位的开始。②针对民间关于初等小学堂难于按章程规定普及的议论，1909年颁布了《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可以根据师资和入学对象的情况，原《章程》中初等小学完全科的部分课程可以删减，初等小学简易科的年限可缩至4年或3年，课程更为简缩。这些补充和修正措施有助于扩大教育的对象和范围，促进了新式学堂的发展。③1909年对中学制度进行调整，实行文、实分科，课程各有侧重。2.废科举、兴学堂科举制度从改革到废除共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改革科举内容；第二步是递减科举中额；第三步是完全废止科举。1905年8月，清廷下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乡试、会试一律停考，各省岁科考试也随即停，至此，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终告废止。科举废除，意味着由封建王朝扶植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教育体系的彻底崩溃，旧式学校或消亡、或改制，而对新兴的近代教育事业来说，则意味着消除了最大的障碍，各地纷纷开始兴学，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难得的兴办新学的热潮。3.改革教育行政体制，厘订教育宗旨（1）改革教育行政体制1905年底，清政府效仿日本文部之成规，正式建立学部，作为中央教育行政机构，下设总务、专门、普通、实业、会计五司，司下设科，另设司务厅负责内勤。学部的直属单位还有编译图书局、京师督学局、学制调查局、教育研究所、高等教育会议所。1906年4月，清政府根据学部奏请，决定各省裁撤学政，改设提学使司，统辖全省学务。提学使司的办公机构称学务公所，下设总务、专门、普通、实业、图书、会计六课。1906年，学部奏定，在各厅、州、县建立劝学所，管辖本地学务，设视学一人，由省提学使委派曾出洋留学或曾习师范者担任，地方官监督办理学务。自此，从中央到基层的教育行政体制遂告建立。（2）制定教育宗旨1906年3月，根据学部的建议，清帝下谕，正式确定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教育宗旨，体现了“中体西用”精神。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颁布的教育宗旨。宗旨的前两项强调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和儒家礼教，体现封建教育的根本性质。后三项分别与德育、体育和智育对应，但出发点都是国家本位的。“尚公”强调国家利益和公民道德，“尚武”的目的是强兵，“尚实”的目的是使国家富强。至于对个人品质健全发展及个人生活改

　　善的需求，这个教育宗旨根本就没有顾及，这也是中国传统封建教育的基本特点所在。4.留学教育的勃兴在清末新政的激励下，近代留学教育在进入20世纪后骤然勃兴，首先是在1906年前后

　　形成了规模盛大的留日高潮，其次是在1908年美国实行“退款兴学”政策后留美潮流逐渐兴起。

　　（1）留日高潮的兴起由于甲午战争的刺激，中国的士大夫们开始寻求日本迅速强大的原因，发现日本早期派遣的大量留学生对日本的富强起了重要作用，中国也必须仿效。并以日本路近费省，中日文字接近易于通晓，西书已由日本择要翻译、刊有定本，日本的风俗习惯近似于中国等原由，认为应将日本作为中国派遣留学生的首选国，并通过各种途径向日本派遣留学生。这样到1901年1月清廷议行新政前，到日本留学的学生应不下200人。1901年议行新政后，清政府多次倡导留学，1903年清政府公布《约束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明确了对留学毕业生给予相应的科名奖励办法，留日学生逐年增多。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后，士人为寻求新的出路，纷纷涌向日本，形成留日高峰。清末留日归国学生虽然在输入近代西方科技方面整体层次不高，但他们充实了新式学堂的师资，壮大了实业技术人才的队伍，翻译了大量日文西学书籍，较广泛地传播了资本主义思想观念。特别是以留日学生为骨干形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群体，促成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2）“退款兴学”与留学潮流的转向1901年《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付各国战争赔款共计白银4.5亿两，从1902年到1940年分39年还清，本息总计达9亿多两，因事出中国庚子年，史称“庚子赔款”。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从1909年起，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一部分以“先赔后退”的方式退还给中国，并和中国政府达成默契，以所退庚款发展留美教育。美国的这一举动后来被部分相关国家仿效，这就是所谓的“庚款兴学”或称“退款兴学”。为了实施庚款留美计划，中国政府专门拟定了《遣派留美学生办法大纲》，规定在华盛顿设立“游美学生监督处”作为管理中国留美学生的机构，在北京设立“游美学务处”，负责留美学生的考选派遣事宜，并从1909年起实施。游美学务处在直接选派留美生的同时，又着手筹建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民国成立后改称清华学校）。清华学校学生经过8年的高强度学习，到美国后一般可进入大学三年级学习，大部分人都能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后回国。清华学堂对提高中国留美学生的层次和系统引入西学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退款兴学”，美国确实达到了“把中国的留学潮流引向美国”的目的，1909年之后，留美人数逐年增加，中国留学生的流向结构从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四、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戊戌变法的失败和八国联军的入侵，使许多人对清政府由失望而变为反对，反清情绪日增，革命声势日涨，革命逐步代替改良而成为时代的主流。资产阶级革命派也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革命宣传和革命教育活动，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1.批判封建教育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挑战封建皇权的姿态，对封建文化教育进行无情鞭挞和批判，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教育是剥夺人权的奴隶教育，清朝统治者所开设的学堂都是奴隶学堂，所用的教科书都是奴隶教科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各色各样的奴隶。尽管从文化发展和教育变革的长远观点看，这些批判还有潜在的偏颇性，但对引导人们认清封建教育的本质，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将近代思想启蒙的进程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境界。2.革命与改良政治论争中的教育定位戊戌政变后不久，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即因政治路线的不同而发生争论。双方各以

　　《民报》和《新民丛报》等报刊为主要阵地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论争中涉及到教育问题，对教育的不同定位是两派争执的焦点之一。

　　（1）改良派的观点改良派以中国人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下，愚昧无知，缺乏治理国家的基本能力为理由，极力反对革命，推行共和。主张当务之急是发展教育，开通民智，提高人民的文化程度和素质水平。至于国家政体则由开明专制而君主立宪，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最终实现民主共和。他们认为在人民素质没有普遍提高之前，就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强行建立共和制，将有导致国家民族灭亡的危险。（2）革命派的观点革命派并不否认教育的作用，但认为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只有革命，先以革命的方式推翻专制腐败的清政府，建立起民主共和国，才能谈得上发展教育和其他事业。在对待教育与革命的关系上，革命派认为应分清轻重缓急，先革命后教育。在革命未获成功之前，教育要为革命服务，与革命并行，进行革命的教育。在这场论辩中，改良派的认识有其合理因素。这种合理因素被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所证实。但是改良派以民智未开而否定革命，以教育救国而否定革命救国，这不光是对封建专制政治势力的妥协和对“新政”政治改革的幻想，也有悖于教育与政治关系的原理。皇权的存在即意味着对文化教育中民主要求的束缚，这对中国民主文化的发展将留下更长远的隐患。3.开展革命教育活动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展的革命教育活动形式多样，如创办报刊杂志，印发革命书报，面向整个社会宣传革命思想；通过新政兴学热潮中日益壮大、但不同于传统士人的近代师生群体将革命思想传播到各类官私学堂。同时，还亲自创办学校和成立学会，其中著名的有以下几所：（1）中国教育会、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1902年4月，蔡元培与上海教育界人士叶瀚、蒋观云、林少泉等人集议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蔡元培被推为会长。中国教育会表面上是办理教育，编订教科书，推行函授教育，刊行丛报等，而实际上是在宣传革命思想，它对清末资产阶级革命起到了很大的宣传和组织作用。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是中国教育会创办的著名革命学校。爱国女学和爱国学社都是革命性质的学校，特别是爱国学社因罢学风潮而产生，它的成立开我国近代学生罢学并另行设校的先河。（2）大通师范学堂1905年9月，光复会会员徐锡麟等在浙江绍兴创办大通学校，后改为大通师范学堂，该校设有体育专修科，6个月毕业，以培训小学体育教师为名，招收各地会党首领入学堂练习兵操，培养革命军事干部，并使女生都习军事操练，编为女国民军。徐锡麟赴安庆任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后，校务由秋瑾主持。秋瑾与徐锡麟互通声气，策动浙、皖两地的革命活动，密约举义时遥为响应。1907年7月，徐锡麟在安庆举事失败后被杀，浙江的革命活动也被清政府侦悉，导致“血战大通学堂”事件，许多革命青年壮烈牺牲，秋瑾被捕后遇害于绍兴轩亭口。

篇五：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措施

　　变科举兴学校甲午战争后不久梁启超即提出了变科举兴学校的系统主张并设计了上策中策和下策三种方案以供采择其中上策是将科举合并于学校这实际上是一套废科举兴学校的方案除保留科举的各级科名外科举实体已不复存在

　　第11章维新运动到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一、维新教育的渐次推进1.早期改良派的教育主张早期改良派是19世纪70年代后逐渐形成的一个思想群体。他们都把改革封建传统教育制度，培养新型人才作为实现整体改革方案的基础，他们在文化教育上的主张大致可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1）全面学习西学早期改良派将近代向西方学习的思想推进了一步，认为西学的内容非常丰富，要求扩大向西方学习的规模和领域，深化学习的层次。在一定程度上，早期改良派是用人类整体文化的观念来考虑中学和西学的关系，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教法度应该择善而从，不应该有古今、中外、华夷的区分，完全突破了民族文化本位观念。（2）改革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受到了早期改良派的批判，但并未遭到彻底否定。早期改良派仍主张保留科举制度的形态，甚至在他们设计近代学制时还考虑到与科举制度接轨。（3）建立近代学制在早期改良派中，较早勾画出中国近代学制轮廓的是郑观应。他提出仿照西方学制设立小学、中学、大学的三级学制系统，大、中、小学均采取班级授课的形式，规定学习年限各为三年，以考试的结果为升学的标准。鉴于当时的现实，他提出了“变通”的方法，即将科举制的进士、举人、秀才的三级科名与大、中、小三级学校相配合，并将各省、府、县的书院改为学堂。他是国内最早倡导改书院为学堂的人。郑观应设想的这个三级学制系统，实际上是以中等教育作为正规学制的起点的，学制中的“小学”已略相当于中等教育的起始程度。而“各乡亦分设家塾、公塾”，初等教育主要在家塾、公塾中进行，未纳入正式学制系统，不规定学习年限，学生通过考试才能进入“小学”。从入“小学”就开始实行分科教育，分文、武科两大类，文科类有六科：文学、政事、言语、格致、艺学、杂学；武科类只有陆军和海军两科。这种学制设想虽然还显得粗糙，且明显有和科举挂钩的痕迹，包括三年学制年限也和科举三年一试相通。但它反映了早期改良派要求系统地改革封建教育体制的思想，也远远超出了洋务派教育实践的水平，克服了洋务学堂孤立、分散和应急性的特点。（4）倡导女子教育在近代西方男女平权观念的影响下，早期改良派最早关注起女性的社会地位。到甲午战争前夕，他们普遍发出了重视女子教育的呼声。正是有早期改良派的教育思想启蒙，才会导致甲午战争后维新教育思潮的一触即发，并迅速转化为维新教育运动。2.维新教育实践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加深，资产阶级领导的维新运动蓬勃兴起。所谓维新，就是在保留满清皇权的前提下，用和平的方式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建立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维新派普遍认为改革教育、培养新式人才是实现变法维新的基础，因此，维新教育实践活动便成为维新运动的基本内容。（1）兴办学堂维新性质的学堂包括以下两类：第一类是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为培养维新骨干、传播维新思想而设立的学堂，著名的有万木草堂（1890）、湖南时务学堂（1897）。第二类学堂是在办学类型与模式、招生对象、教学内容等某个或某些方面对洋务办学观念有所突破，领风气之先。著名的有北洋西学堂（1895）与南洋公学（1896）、经正女学（1898）。

　　其他具有维新性质的学堂如严复协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的通艺学堂（1897）、徐树兰捐资创办的绍兴中西学堂（1897）、谭嗣同发起创办的浏阳算学馆（1897）等也都较为著名。

　　（2）兴办学会与发行报刊维新派还通过创办各种学会和发行报刊来宣传维新思想。著名的有1895年8月康有为与陈炽在北京发起并筹资创办的《万国公报》（后更名为《中外纪闻》）、在上海创办的《强学报》，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等等。总之，维新派以学会为阵地，以报刊为传媒，讲西学，论国事，宣传变法主张，抨击封建势力，进行维新思想的启蒙，与维新学堂相互补充，起到了扩大教育面，开民智、新民德的作用。使不少人逐渐认识到维新变法的意义，参加和支持变法，扩大了维新变法运动的社会基础。3.百日维新中的教育改革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国家面临瓜分危局。康有为等维新派人物大声疾呼，力陈变法图存。1898年6月11日，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维新变法，这次变法仅持续了103天，史称“百日维新”。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使甲午战争以来维新人士的变法要求一变而为朝廷的施政措施，维新运动被推向高潮。其中教育改革是一个重要方面，主要内容有：（1）设立京师大学堂1896年6月，刑部侍郎李端棻在《请推广学校折》中首次向朝廷正式提出设立京师大学堂的建议。此后，康有为、王鹏运等也多次奏请开办京师大学堂，光绪帝也准其建立，但因奕和大学士刚毅等人的反对而搁置。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在《明定国是诏》中即特别提出开办京师大学堂，在此严令下，总理衙门委托梁启超草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于7月3日上报，光绪帝当即批准，并派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管理京师大学堂。后经孙家鼐提议，分设中、西学总教习，聘许景澄为中学总教习、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戊戌政变”中京师大学堂以“萌芽早，得不废”，继续由孙家鼐筹办，于当年11月正式开学。戊戌政变后，慈禧下令恢复八股取士，大学堂又被学生当成了科举准备的场所。1900年，京师大学堂毁于八国联军战火，1902年恢复开办，并被纳入清末学制系统，规模也逐步扩大。（2）废除八股考试、改革科举制度1898年6月23日，光绪皇帝下诏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八股废除后，人们不得不寻求新的学问，促进了西学的传播。7月23日，光绪皇帝下诏催立经济特科，以选拔维新人才，加强了科举和现实的联系。百日维新失败后，八股考试制度虽然又被恢复，但由于人们已经开始向往新式教育，参加考试的人数大大减少。（3）实力讲求西学，普遍建立新式学堂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令各省督抚督饬地方官将各省府厅州县之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的新式学堂。百日维新期间，还计划设立铁路、农务、茶务、蚕桑等实业学堂，广派人员出国游学游历，设立译书局和编译学堂，奖励开设报馆，开放言论，书籍、报纸免税等。百日维新中的教育改革措施，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张和愿望，对封建传统教育产生了强大冲击，虽以失败告终，但对于促进思想解放起到了积极作用。二、维新代表人物的教育思想维新代表人物的教育思想和早期改良派的教育主张一脉相承，但由于国家危机严重，他们的要求更强烈，表达更明确，理论也更系统。1.康有为的教育思想康有为，广东南海县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人称南海先生。他是戊戌变法运

　　动的领导者，是我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之一。但是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却并未跟上时代步伐，逐步堕落为保皇派。

　　（1）维新运动中的教育改革主张康有为对教育改革的迫切愿望源于对教育作用的认识。维新运动中，他无论上书还是呈折，都常将兴学育才作为维新救国的基本保障加以强调。他提出教育改革的主要措施有：①废八股考试，改试策论，等学校普遍开设后，再废科举。②大力创办学校，改变传统的教育内容，传授科学技术，培养新型人才。为了更快更有效地学习西学，他还提出了派遣留学生、翻译西书等建议。作为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的上述建议直接影响了百日维新中的教育改革措施。（2）《大同书》中的教育理想《大同书》是康有为的代表作之一。在书中，康有为创造性地描绘了一幅“大同”社会的蓝图，体现大同世界人人平等，教育普及，施教合理，使人健康发展的远景。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主张废除私有制和等级制，论述了理想的学制体系，包括人本院、育婴院、小学院、中学院、大学院；倡导“公养”、“公教”，每个社会成员都有权享受教育，皆为公费；重视学龄前教育；主张男女教育平等；指出对儿童应实行德、智、体、美诸方面的教育等，在当时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对传统封建教育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康有为《大同书》中教育理想的观念背景，是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和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综合体，带有明显的未来乌托邦色彩。2.梁启超的教育思想梁启超，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他是康有为的弟子，深受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在“百日维新”期间，力助康有为倡行新法新政。其教育代表作有《变法通议》、《湖南时务学堂学约》、《教育政策私议》、《论教育当定宗旨》等。其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论教育作用和宗旨梁启超认为国势强弱随人民的教育程度而转移，但其思想的突出之点是在维新变法期间，即明确地将“开民智”与“兴民权”联系起来，为“兴民权”而“开民智”。他认为“权与智相倚者也，昔之欲抑民权，必以塞民智为第一义，今之欲伸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这在一定程度揭示了专制与愚民、民主与科学的内在联系。基于“开民智”的思想，梁启超提出教育的宗旨应该是培养“新民”。他认为传统教育最大缺点是培养的人缺乏国家观念、公共观念和自治观念，只求个人完善，或者就想升官发财，奴性、作伪、自私、怯懦、麻木是人们的通病。他要求培养的新式国民具有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新的特性和品质，诸如国家思想、权利思想、政治能力、冒险精神以及公德、私德、自由、自治、自尊、尚武、合群、生利、民气、毅力等。可以看出这种新民正是具有资产阶级政治信仰、思想观念、道德修养和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知识技能的新国民。（2）维新运动时期的教育改革主张维新运动时期，梁启超的教育改革主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变科举、兴学校甲午战争后不久，梁启超即提出了变科举、兴学校的系统主张，并设计了上策、中策和下策三种方案以供采择，其中上策是将科举合并于学校，这实际上是一套废科举兴学校的方案，除保留科举的各级科名外，科举实体已不复存在。②师范学校，群学之基1896年梁启超于《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论师范》，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首次专文论述师范教育问题。他主张参照日本并结合中国的国情设置师范学堂，在办理大学堂之前，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同时设立小学和师范学堂，师范学堂的学生同时兼任小学堂的教习，

　　以后逐步提高师范生的程度，以至于可以担任中学堂和大学堂的教习。师范学堂的课程应包括“六经”大义、历朝掌故、文字源流、列国情状、格致专门、诸国文字等基础学科。另外，他认为有关“诲人之术”和“为教之道”的微言妙义，已略具于中国古代的《学记》，应加以发掘利用。梁启超倡导师范教育，不仅是从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出发，强调对教师进行专门培养，更重要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广设师范学校，统一课程设置，培养一批在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上都符合维新要求的新教师，推动维新教育活动的全面开展。

　　③倡导女子教育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女学》中系统论述了女子教育问题，从女子自养自立、成才成德、教育子女、实施文明胎教等方面揭示了女子教育的必要性。认为接受教育是女子的天赋权利，也是男女平等的保障，他提出女子有耐心、喜静、心细等特点，与男子相比，各有所长，可以相互补充，中国应充分开发和利用女性这一巨大的人才资源。④改革儿童教育梁启超对中、西教学方法进行了比较，撰成《变法通议·论幼学》一文，倡导对中国儿童教育进行改革。他指出西人强调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而在中国则与之反；西人重视理解，而在中国注重识记；西人注意直观教学，实物教学，而在中国只注重言语文字。他建议中国应从编写儿童教学用书入手对儿童教育进行改革。同时反对体罚，强调减少课时，充分开展有益于儿童身心发展的课外活动，如参观、游戏、体育、音乐等。（3）介绍西方学理，指点教育新政①论学校教育制度梁启超主张以新的学校体系代替科举制度，提出中国学制模仿日本的学校制度，根据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把教育划分为四个阶段：5岁以下为“幼儿期”，受家庭教育或幼稚园教育；6～13岁为“儿童期”，受小学教育；14～21岁为“少年期”，受中等教育或相应的师范教育、实业教育；22～25岁为“成年期”，受大学教育，大学教育分文、法、师范、医、理、工、农、商诸科。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来确定学制的不同阶段和年限是近代西方教育心理研究的成果，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最早系统介绍和倡导这一理论的人。②论教育经费梁启超还通过对日、德、英、法等国教育经费制度的介绍分析，归结出这些国家在义务教育阶段的经费筹措原则，建议清政府采取如下办法，筹措经费，推行普及教育：第一，小学教育经费由公产所入支办。第二，学校所在的各级区域，如市、乡镇直至下属的更小区域，都应设立教育会议所，由本区域居民选举出若干人作为教育议员，考查该区的办学实绩，负责教育财政、庶务等，地方行政长官不得干预。第三，学校税为法定税收项目，如有违抗不肯交纳者，则由当地教育会议所禀官，依法究取。梁启超在维新变法和清末新政前期提出的许多教育改革建议多汲取了西方教育的新知学理，措施具体而观点新颖，在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的许多方面起到了思想先导的作用。3.严复的教育思想严复，字又陵，又字畿道，福建侯官人，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首次把进化论的思想传播到中国，提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其在教育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原强》、《救亡决论》、《西学通门径功用说》，《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论教育与国家的关系》等。主要教育思想如下：（1）培养德、智、体兼备的真国民严复是中国近代从德、智、体三要素出发构建教育目标模式的第一人，并从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和优胜劣汰的国际竞争形势对这一教育目标模式进行了论证。严复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弱，取决于国家的民力强弱、民智高下和民德的好坏，要以新的德、智、体三育武装国民，

　　取代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时代的教育。严复在《原强》中首次阐发了他的“三育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所谓

　　“鼓民力”就是提倡体育；“开民智”就是要全面开发人民的智慧，其核心是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取士和训诂辞章之学，讲求西学；“新民德”主要是从改变传统德育内容，用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取代封建伦理道德，培养人民忠爱国家的观念意识。

　　（2）指摘八股考试，比较中西学风在严复的德、智、体三育体系中，智育处于基础地位。他认为中国所面临的愚、贫、弱三方面的问题中，“愚”是最基本的问题。“开民智”直接可以治愚，间接可以“鼓民力”和“新民德”，因此是救亡图存的突破口和当务之急。而在八股考试主导下的封建教育不仅不能启迪人的智慧，反而“适足以破坏人才”。在《救亡决论》中，严复详细分析了八股式教育的三大弊端：其一是“锢智慧”，其二是“坏心术”，其三是“滋游手”。据此，他大力倡导废除八股而学西学。严复还通过中西学风对比，对中国传统学风进行反省和批判：首先，西学提倡独立思考的精神，不因循古人的见解，不盲从别人的结论，而中学注重知识的积累，崇尚述而不作。其次，西学贵于采用观察、试验、实测、归纳等实证的方法独创新知或对前人的既成之论进行验证和质疑，而中学沉湎于对古训的考释求证，演绎发微。传统学风和近代科学精神的格格不入，不利于西学的广泛传播。严复希望通过思维方式的训练来改变这一学风，他翻译《穆勒名学》和耶芳苏的《名学浅说》正是出于这一想法。（3）体用一致的文化教育观在确立中国未来文化教育发展的基本原则上，严复强调“体用一致”。甲午战争后，他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等文章，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明确肯定了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和优越性，倡导对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要一体学习。他的“体用一致”思想虽然表现为“全盘西化”和西学自成体用的倾向，但在当时多数人都故步自封的情况下，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严复是维新巨子中绝无仅有的一位学贯中西的人物。他的论述都能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角度进行深入的分析，从历史演变的规律和学理上进行阐述。因此其“德智体三育论”和“体用一致”的文化教育观等都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并初具理论形态。三、清末新政下的教育改革1.清末学制的建立清末颁布学制始于《钦定学堂章程》而成于《奏定学堂章程》。（1）“壬寅学制”与“癸卯学制”①壬寅学制1902年，管学大臣张百熙主持拟定了一系列学制系统文件，统称《钦定学堂章程》。因该年为壬寅年，又称“壬寅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中央政府名义制定的全国性学制系统，具体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性质、培养目标、入学条件、在学年限、课程设置和相互衔接关系。“壬寅学制”公布后未及实行，很快被“癸卯学制”所取代。②癸卯学制1904年1月，清政府公布了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主持重新拟订的一系列学制系统文件，统称《奏定学堂章程》。因公布时在阴历癸卯年，又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由中央政府颁布并首次得到施行的全国性法定学制系统，较“壬寅学制”更为系统详备。癸卯学制主系列划分为三段七级：第一段为初等教育，分为蒙养院四年，初等小学5年，高等小学4年，共三级13年；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仅设中学堂一级，5年；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分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3年，分科大学堂3～4年，通儒院5年，共三级11～12年。横的方面除直系各学堂外，另有师范教育及实业教育两个系统。

　　（2）清末学制的半资本主义半封建性清末学制的制订是中国近代学习西方教育的系统性成果，是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承前启后之作，在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中具有标志性意义。清末学制直接参考了日本学制，间接吸纳了欧美的学制，反映了近代资本主义教育的诸多特点：学制整体结构仿照西方流行的三级学制系统模式；规划了义务教育（强迫教育）的目标，反映了对教育普及性的要求；在教育目标上确立了德、智、体三方面素质协调发展的“三育”模式；设置了众多的实业学堂，以适应和推动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重视师范教育，加强了教师的职业训练；将分年课程规划、班级授课制作为基本的教学组织形式等等。学制又表现出一些局限性：延续时间过长，总计30年之久；在课程设置上，传统的中国经学教育内容仍占很大比重；学校管理上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仍没有女子教育的位置。由上不难看出，清末学制包含了资本主义和封建性因素，是传统性和近代性的综合产物。（3）清末学制的补充与修正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实施中的问题，癸卯学制颁布后又作过一些补充和修正，影响较大的有：①在学制中开放了“女禁”。1907年，学部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这是我国女子教育在学制上取得合法地位的开始。②针对民间关于初等小学堂难于按章程规定普及的议论，1909年颁布了《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可以根据师资和入学对象的情况，原《章程》中初等小学完全科的部分课程可以删减，初等小学简易科的年限可缩至4年或3年，课程更为简缩。这些补充和修正措施有助于扩大教育的对象和范围，促进了新式学堂的发展。③1909年对中学制度进行调整，实行文、实分科，课程各有侧重。2.废科举、兴学堂科举制度从改革到废除共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改革科举内容；第二步是递减科举中额；第三步是完全废止科举。1905年8月，清廷下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乡试、会试一律停考，各省岁科考试也随即停，至此，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终告废止。科举废除，意味着由封建王朝扶植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教育体系的彻底崩溃，旧式学校或消亡、或改制，而对新兴的近代教育事业来说，则意味着消除了最大的障碍，各地纷纷开始兴学，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难得的兴办新学的热潮。3.改革教育行政体制，厘订教育宗旨（1）改革教育行政体制1905年底，清政府效仿日本文部之成规，正式建立学部，作为中央教育行政机构，下设总务、专门、普通、实业、会计五司，司下设科，另设司务厅负责内勤。学部的直属单位还有编译图书局、京师督学局、学制调查局、教育研究所、高等教育会议所。1906年4月，清政府根据学部奏请，决定各省裁撤学政，改设提学使司，统辖全省学务。提学使司的办公机构称学务公所，下设总务、专门、普通、实业、图书、会计六课。1906年，学部奏定，在各厅、州、县建立劝学所，管辖本地学务，设视学一人，由省提学使委派曾出洋留学或曾习师范者担任，地方官监督办理学务。自此，从中央到基层的教育行政体制遂告建立。（2）制定教育宗旨1906年3月，根据学部的建议，清帝下谕，正式确定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教育宗旨，体现了“中体西用”精神。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颁布的教育宗旨。宗旨的前两项强调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和儒家礼教，体现封建教育的根本性质。后三项分别与德育、体育和智育对应，但出发点都是国家本位的。“尚公”强调国家利益和公民道德，“尚武”的目的是强兵，“尚实”的目的是使国家富强。至于对个人品质健全发展及个人生活改

　　善的需求，这个教育宗旨根本就没有顾及，这也是中国传统封建教育的基本特点所在。4.留学教育的勃兴在清末新政的激励下，近代留学教育在进入20世纪后骤然勃兴，首先是在1906年前后

　　形成了规模盛大的留日高潮，其次是在1908年美国实行“退款兴学”政策后留美潮流逐渐兴起。

　　（1）留日高潮的兴起由于甲午战争的刺激，中国的士大夫们开始寻求日本迅速强大的原因，发现日本早期派遣的大量留学生对日本的富强起了重要作用，中国也必须仿效。并以日本路近费省，中日文字接近易于通晓，西书已由日本择要翻译、刊有定本，日本的风俗习惯近似于中国等原由，认为应将日本作为中国派遣留学生的首选国，并通过各种途径向日本派遣留学生。这样到1901年1月清廷议行新政前，到日本留学的学生应不下200人。1901年议行新政后，清政府多次倡导留学，1903年清政府公布《约束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明确了对留学毕业生给予相应的科名奖励办法，留日学生逐年增多。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后，士人为寻求新的出路，纷纷涌向日本，形成留日高峰。清末留日归国学生虽然在输入近代西方科技方面整体层次不高，但他们充实了新式学堂的师资，壮大了实业技术人才的队伍，翻译了大量日文西学书籍，较广泛地传播了资本主义思想观念。特别是以留日学生为骨干形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群体，促成了辛亥革命的爆发，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2）“退款兴学”与留学潮流的转向1901年《辛丑条约》规定，中国付各国战争赔款共计白银4.5亿两，从1902年到1940年分39年还清，本息总计达9亿多两，因事出中国庚子年，史称“庚子赔款”。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从1909年起，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一部分以“先赔后退”的方式退还给中国，并和中国政府达成默契，以所退庚款发展留美教育。美国的这一举动后来被部分相关国家仿效，这就是所谓的“庚款兴学”或称“退款兴学”。为了实施庚款留美计划，中国政府专门拟定了《遣派留美学生办法大纲》，规定在华盛顿设立“游美学生监督处”作为管理中国留美学生的机构，在北京设立“游美学务处”，负责留美学生的考选派遣事宜，并从1909年起实施。游美学务处在直接选派留美生的同时，又着手筹建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民国成立后改称清华学校）。清华学校学生经过8年的高强度学习，到美国后一般可进入大学三年级学习，大部分人都能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后回国。清华学堂对提高中国留美学生的层次和系统引入西学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退款兴学”，美国确实达到了“把中国的留学潮流引向美国”的目的，1909年之后，留美人数逐年增加，中国留学生的流向结构从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四、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戊戌变法的失败和八国联军的入侵，使许多人对清政府由失望而变为反对，反清情绪日增，革命声势日涨，革命逐步代替改良而成为时代的主流。资产阶级革命派也通过开展各种形式的革命宣传和革命教育活动，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1.批判封建教育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挑战封建皇权的姿态，对封建文化教育进行无情鞭挞和批判，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教育是剥夺人权的奴隶教育，清朝统治者所开设的学堂都是奴隶学堂，所用的教科书都是奴隶教科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各色各样的奴隶。尽管从文化发展和教育变革的长远观点看，这些批判还有潜在的偏颇性，但对引导人们认清封建教育的本质，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将近代思想启蒙的进程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境界。2.革命与改良政治论争中的教育定位戊戌政变后不久，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即因政治路线的不同而发生争论。双方各以

　　《民报》和《新民丛报》等报刊为主要阵地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论争中涉及到教育问题，对教育的不同定位是两派争执的焦点之一。

　　（1）改良派的观点改良派以中国人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下，愚昧无知，缺乏治理国家的基本能力为理由，极力反对革命，推行共和。主张当务之急是发展教育，开通民智，提高人民的文化程度和素质水平。至于国家政体则由开明专制而君主立宪，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最终实现民主共和。他们认为在人民素质没有普遍提高之前，就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强行建立共和制，将有导致国家民族灭亡的危险。（2）革命派的观点革命派并不否认教育的作用，但认为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只有革命，先以革命的方式推翻专制腐败的清政府，建立起民主共和国，才能谈得上发展教育和其他事业。在对待教育与革命的关系上，革命派认为应分清轻重缓急，先革命后教育。在革命未获成功之前，教育要为革命服务，与革命并行，进行革命的教育。在这场论辩中，改良派的认识有其合理因素。这种合理因素被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所证实。但是改良派以民智未开而否定革命，以教育救国而否定革命救国，这不光是对封建专制政治势力的妥协和对“新政”政治改革的幻想，也有悖于教育与政治关系的原理。皇权的存在即意味着对文化教育中民主要求的束缚，这对中国民主文化的发展将留下更长远的隐患。3.开展革命教育活动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展的革命教育活动形式多样，如创办报刊杂志，印发革命书报，面向整个社会宣传革命思想；通过新政兴学热潮中日益壮大、但不同于传统士人的近代师生群体将革命思想传播到各类官私学堂。同时，还亲自创办学校和成立学会，其中著名的有以下几所：（1）中国教育会、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1902年4月，蔡元培与上海教育界人士叶瀚、蒋观云、林少泉等人集议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蔡元培被推为会长。中国教育会表面上是办理教育，编订教科书，推行函授教育，刊行丛报等，而实际上是在宣传革命思想，它对清末资产阶级革命起到了很大的宣传和组织作用。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是中国教育会创办的著名革命学校。爱国女学和爱国学社都是革命性质的学校，特别是爱国学社因罢学风潮而产生，它的成立开我国近代学生罢学并另行设校的先河。（2）大通师范学堂1905年9月，光复会会员徐锡麟等在浙江绍兴创办大通学校，后改为大通师范学堂，该校设有体育专修科，6个月毕业，以培训小学体育教师为名，招收各地会党首领入学堂练习兵操，培养革命军事干部，并使女生都习军事操练，编为女国民军。徐锡麟赴安庆任安徽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后，校务由秋瑾主持。秋瑾与徐锡麟互通声气，策动浙、皖两地的革命活动，密约举义时遥为响应。1907年7月，徐锡麟在安庆举事失败后被杀，浙江的革命活动也被清政府侦悉，导致“血战大通学堂”事件，许多革命青年壮烈牺牲，秋瑾被捕后遇害于绍兴轩亭口。

篇六：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措施

　　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

　　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清末新政是在中国经历了严重的内忧外患之后，在清朝统治集团痛感统治危机日益严重的前提下，由清政府自上而下和地方官吏自下而上地推动进行的一场较全面的改革。新政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短暂的十年，留下了许多自身无法完善的缺陷，同时，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为了培养人才，清末新政在文化教育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步骤，对教育制度进行了内容全面，涉及程度深刻的一系列变革。一、清末新政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体的封建国家。统治中国的清王朝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常常以天朝上国自居，对欧美“蛮夷”之邦不屑一顾。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农民运动的打击之后，清朝统治者感到的只是“颜面”尽失，尚未意识到应有振兴之举，而有识之士深知泱泱大国已是弱不禁风、不堪一击。为救危亡，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良派冲破阻力，引进西方先进的机器设备，在国内投资设厂，开始了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其一系列的活动被称为洋务运动。由于经营管理的落后性，洋务运动并未将中国引上“富强”的现代化道路。甲午战争一声炮响，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甲午战争惨败，清朝统治岌岌可危。为了摆脱亡国灭种的厄运，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奔走呼号，倡导变法维新，企望以此来改变国运，使清政府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以实现强国保

　　种。他们认为只要有了皇帝的支持，变法就会轻而易举。于是，他们积极筹措，向全国各地发布上谕。但是，中国守旧势力之强大是他们始料不及的，不但发往各地的变法条文成为一纸空文，而且变法最终以六君子的流血，皇帝的囚禁和康、梁落荒日本而草草收场。

　　19世纪末20世纪初，义和团运动爆发，由于清政府错误的外交政策致使英、法、俄等八个国家结成同盟联合侵华，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北京陷落，曾支持义和团运动的慈禧太后担心受到联军的惩罚，携光绪皇帝仓促离开紫禁城，一路西逃。在这期间，奕劻、李鸿章与联军议和，经过长时间的交涉，1901年9月7日，签订了耻辱的《辛丑条约》。

　　经过此番变故，逃跑过程中，颠沛流离，难以言表的亡命的痛苦深深地触动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治者，他们意识到要保住清王朝的统治，必须变法强国。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检讨了中国固有的积弊：“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藉为藏身之固。而胥吏恃为牟利之符。公私以为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祸天下者在一例字。”（4601.光绪朝东华录（四）.清.朱寿明.北京.中华书局.1954）指出从前学习西方实践中的不足之处：“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3（4601.光绪朝东华录（四）.清.朱寿明.北京.中华书局.1954）因而命各级官吏拟定变法章程，“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

　　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治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这则上谕表明了清朝统治者改革的决心，标志着清末新政就此打开了帷幕。

　　二、清末新政教育变革的主要内容庚子事变以后，清政府急需通晓西学的人才以保证新政的顺利进行。而传统的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数是愚腐、呆板，只追求功名利禄，没有创造性、创新性思潮才能的人，这就无法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因此，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也就势在必行。清末新政教育制度方面的变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废除科举制。科举制起自隋代，至清末已历时1300多年，在中国历史上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至清末时传统的科举选拔人才的方式，极大的限制了人们追求新知识的自由。1901年8月，清政府颁布变革科举谕令，决定自1902年开始加试策论，科举考试不再考八股文。1904年，清政府开始递减科举。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发布立即停罢科举的谕令：“著即自丙午科举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

篇七：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措施

　　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清末新政是在中国经历了严重的内忧外患之后在清朝统治集团痛感统治危机日益严重的前提下由清政府自上而下和地方官吏自下而上地推动进行的一场较全面的改革

　　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

　　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清末新政是在中国经历了严重的内忧外患之后，在清朝统治集团痛感统治危机日益严重的前提下，由清政府自上而下和地方官吏自下而上地推动进行的一场较全面的改革。新政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短暂的十年，留下了许多自身无法完善的缺陷，同时，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为了培养人才，清末新政在文化教育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步骤，对教育制度进行了内容全面，涉及程度深刻的一系列变革。一、清末新政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体的封建国家。统治中国的清王朝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常常以天朝上国自居，对欧美“蛮夷”之邦不屑一顾。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农民运动的打击之后，清朝统治者感到的只是“颜面”尽失，尚未意识到应有振兴之举，而有识之士深知泱泱大国已是弱不禁风、不堪一击。为救危亡，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良派冲破阻力，引进西方先进的机器设备，在国内投资设厂，开始了探索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其一系列的活动被称为洋务运动。由于经营管理的落后性，洋务运动并未将中国引上“富强”的现代化道路。甲午战争一声炮响，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甲午战争惨败，清朝统治岌岌可危。为了摆脱亡国灭种的厄运，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奔走呼号，倡导变法维新，企望以此来改变国运，使清政府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以实现强国保

　　种。他们认为只要有了皇帝的支持，变法就会轻而易举。于是，他们积极筹措，向全国各地发布上谕。但是，中国守旧势力之强大是他们始料不及的，不但发往各地的变法条文成为一纸空文，而且变法最终以六君子的流血，皇帝的囚禁和康、梁落荒日本而草草收场。

　　19世纪末20世纪初，义和团运动爆发，由于清政府错误的外交政策致使英、法、俄等八个国家结成同盟联合侵华，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北京陷落，曾支持义和团运动的慈禧太后担心受到联军的惩罚，携光绪皇帝仓促离开紫禁城，一路西逃。在这期间，奕劻、李鸿章与联军议和，经过长时间的交涉，1901年9月7日，签订了耻辱的《辛丑条约》。

　　经过此番变故，逃跑过程中，颠沛流离，难以言表的亡命的痛苦深深地触动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治者，他们意识到要保住清王朝的统治，必须变法强国。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检讨了中国固有的积弊：“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文法者庸人藉为藏身之固。而胥吏恃为牟利之符。公私以为文牍相往来。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祸天下者在一例字。”（4601.光绪朝东华录（四）.清.朱寿明.北京.中华书局.1954）指出从前学习西方实践中的不足之处：“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3（4601.光绪朝东华录（四）.清.朱寿明.北京.中华书局.1954）因而命各级官吏拟定变法章程，“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

　　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治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这则上谕表明了清朝统治者改革的决心，标志着清末新政就此打开了帷幕。

　　二、清末新政教育变革的主要内容庚子事变以后，清政府急需通晓西学的人才以保证新政的顺利进行。而传统的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数是愚腐、呆板，只追求功名利禄，没有创造性、创新性思潮才能的人，这就无法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因此，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也就势在必行。清末新政教育制度方面的变革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废除科举制。科举制起自隋代，至清末已历时1300多年，在中国历史上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至清末时传统的科举选拔人才的方式，极大的限制了人们追求新知识的自由。1901年8月，清政府颁布变革科举谕令，决定自1902年开始加试策论，科举考试不再考八股文。1904年，清政府开始递减科举。1905年9月2日，清政府发布立即停罢科举的谕令：“著即自丙午科举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其”

篇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措施

　　根据现有材料统计从1862年奕奏请创办北京同文馆和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广方言馆培养外语翻译人才到1894年在烟台创办烟台海军学堂30多年间洋务派共创办了新式学堂24虽然由于当时旧式教育制度的根深蒂固以及经费和师资的缺乏培养的学生数量有限但是毕竟也打破了只能培养思想僵化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人才的科举考试一统天下的局面培养出了一些近代军事科技人才和知识分子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开通了风气这对于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未免不是一次有益的试验

　　略论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

　　摘要：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影响较大的要数教育改革。清末新政教育改革是清政府当时迫于内外压力而不得不进行的；而在改革的深度和力度上，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随着教育改革的实施，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关键词：清末新政；教育改革；教育近代化

　　1.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背景

　　2.1政治背景

　　清末时期封建统治处于没落期，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再加上西方列强侵略的步步深入，迫使清政府为了挽救其统治而不得不进行了新政改革。八国联军侵华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民族危亡就在旦夕之间。作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慈禧，经过八国联军之战，也是自身难保，甚至再次上演了清王朝最高统治者出逃的一幕。慈禧为了不让大权完全落入他人之手，继续取得帝国主义的扶植，并安抚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和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及欺骗人民，慈禧在逃亡西安期间便发布了“罪己诏”和“改革”的谕旨。其自身亲自举起了改革大旗。除此之外，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力量的变化也为新政改革提供了内部助动力，主要体现在改革派地位的上升和顽固派的失势。这一变化是在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帝国主义在允诺保留慈禧太后的地位的条件下胁迫清政府发生的。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迫于帝国主义“惩凶”要求，清廷处罚了一批王公大臣和官绅，顽固派此次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至此，改革派在清统治集团内部取得了优势,这无疑为新政改革的进行减少了不少阻力。而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愈加深入。《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各国的军队虽陆续从华撤走，但沙俄的大军依然盘踞在我国的东北，妄想实现把我国东北变成“黄俄罗斯”的野心，这与日本夺取我国东北的侵略政策发生了严重冲突。此时，帝国主义对华政策也发生了改变，帝国主义在出兵镇压义和团时,由于列强之间的矛盾放弃了原定的瓜分中国的政策。同时各列强也认识到在中国实施瓜分政策可行性不强，从而改行为“以华治华”的“保全主义”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清政府有余力来顾及内政，同时列强为了实现“以华治华”，不但要在中国消除“仇洋”情绪,还要扶植一个能控制中国的有效能的政权,并且还需在中国建立一个在外交和经济及政治乃至思想文化与它们的侵略要求相协调的体制。至此，帝国主义列强在胁迫清廷“惩凶”来打击“仇洋”势力的

　　1

　　同时,又要求它立即实行较大的改革。最终清政府迫于内忧外患所带来的压力而进行了新政改革。

　　2.2社会背景

　　在清末新政前，洋务运动已经打破了旧式教育的坚冰。“根据现有材料统计，从1862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广方言馆培养

　　外语翻译人才，到1894年在烟台创办烟台海军学堂，30多年间，洋务派共创办了新式学堂24所”1虽然由于当时旧式教育制度的根深蒂固以及经费和师资的缺乏，培养的学生数量有限，但是毕竟也打破了只能培养思想僵化，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人才的科举考试一统天下的局面，培养出了一些近代军事科技人才和知识分子，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开通了风气，这对于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未免不是一次有益的试验；与此同时，当时的留学教育特别是其培养的留学人才所取得的突出成绩（如严复，詹天佑等）对于清末新政中的留学教育的倡导起到了必不可少的示范作用；除此之外，维新派对于教育改革的主张为清末新政教育改革中的学制改革也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蓝图。

　　3.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时期教育改革内容的比较

　　清末时期，当时清政府迫于舆论的压力和对新型人才的急需在教育方面做了一些有益地改革。其主要内容为学习西方的教育制度,废科举、兴学堂和派遣留学以及创制新学制等。

　　3.1教育理念的变更

　　“自明至今，行之已有五百余年。文胜而实衰。法久而弊起。主司取便以藏拙，举子因陋以侥幸，遂有三场实止一场之弊。所解者，高头讲章之理，所读者，坊选程墨之文，于本经之义、先儒之说，概乎未有所知。”2从张之洞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科举制度的弊端。晚清时期国家面临着剧烈的社会变动和严重的民族危机，对经济和军事以及技术等多样化人才非常急需，而科举制所培养出的只知埋首故纸堆，满口之乎者也的人才显然已经不能满足社会所需。因而废除科举制也就成为当时的一种共识，这也算得上在教育理念上的一个重大的转变。在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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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侃,李时岳等.中国近代史1840—1919第四版[M].北京:中华书局,2010:156.璩鑫圭，童富勇.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625.孙佳梅,李跃利.浅论清末新政中的教育改革[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2

　　年，清政府颁布了改革科举制度的上谕，在第二年便废除了八股文，改试策论，同时还下旨废除了武举，从此八股文退出了历史舞台。社会急需多样化的人才来服务社会，那么这就又促使了兴办新式学堂共识的达成。新式学堂的建立在清朝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时期，到清末庚子之变以后，“育学兴才，实为当今急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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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1901年，慈禧太后在西安发布了兴学诏书，命令各省和府及州县都兴办

　　学堂，府设中学堂，县设小学堂。据当时的学部统计，“1904年全国学堂总数为4222所，学生92169人;1909年学堂总数猛增为52346所，学生达156.027万人。”4这些新式的学堂较之传统的学校教育有着自身明显的特点。在新式学堂中，开设了大量的西学课程，这不但促进了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普及还促使了学生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的转变。

　　3.2教育体制的改革

　　教育体制改革在教育改革中占有重要地位，教育体制的变动牵扯着教育机构体系和教育规范体系的变动。为了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清末时期教育体制方面进行了相应地变动。3.2.1清末新政时期近代学制的初步建立新式教育体制开始于1902年张百熙制订的《钦定学堂章程》。它不仅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目标和修业年限以及入学条件和课程设置而且还明确了它们之间互相衔接的关系。这一章程正式公布后虽然并没有付诸实施,但也为后来的“癸卯学制”的制订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1903年(癸卯年),由张百熙、张之洞等拟订了“癸卯学制”,此学制通过法令正式公布并在全国推行，不但是清末第二次颁行的学校系统文件，还是清末民初新式教育体制的主要依据，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新学制的宗旨明确指出：“以忠孝为根本，以中国经史文学为基础，使得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等到他日成才，各适实用”5“癸卯学制”是中国封建传统教育学校的结束,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开始的标志，也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实施了的学制。这一学制带有明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封建性课程在课程设置中占较大比重，如在初等、中等学堂占三分之二以上,初等小学堂的读经课每周竞多达12小时；

　　李侃,等.中国近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4: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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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186.3

　　虽然如此,学制还是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开设一定数量的西学课程,这使得学生的知识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该学制所规定的学习期也较往常的要长,达29至30年。除此之外，该学制还比以往的学制在教育系统方面设置得更为周密和完备,实业学堂和师范学堂自成系统。这促成了中国近代学制的基本模式的形成，对以后学制的组织形式有重要的影响。

　　4.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影响

　　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无论是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还是当时的社会文化、教育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中国教育近代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4.1对社会转型的影响

　　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对于当时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较突出的体现有两个方面：一是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催生了一批的新型知识分子，这就在思想上埋下帝制灭亡的种子。清末新政时的教育改革不但废除了旧式教育体系，还建立了新式教育体系，从而使得西学的传播得以合法化和普及化。清政府颁布新学制后，在清政府的鼓励和各地兴学舆论的鼓吹下全国各地都出现办学热潮，这就大大推动了新式教育的发展。虽然当时的新式教育还处于起步阶段，还带有强烈的封建落后性，但是新式学堂毕竟不同于旧式的书院和私塾，增添了为旧式教育所不能容纳的一些新东西。比如像外语、数学和理化以及法学等西学课程的设置。这就开阔了学子们的眼界,并且缓慢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像法律和政治等一些社会学科在学堂的讲授则必然会引起学生们对封建专制的怀疑和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向往。除以上所述，一些留日学生归国后到新式学堂任教，其积极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和文化思想，这就使得新式学堂的学生思想发生改变。至此，在这些学堂中开始成长出一批新式知识分子。这批新式的知识分子在学堂中所学的课程大多是西学重于中学，科学重于经学。且不说他们的政治理想如何，但对于丧权辱国和腐朽无能的清廷统治大多是深恶痛绝，因而他们的思想都便汇成为推翻清廷革命主流。他们逐渐认识到变革是改造社会的必要途径甚至是推翻现有帝制制度。二是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也对帝制的存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始于20世纪初的教育改革，废除旧式教育体系，建立了近代教育的初步体系。积极发展的新式学堂吸引了较多的适龄青少年,甚至包括一些士大夫。由于这些新的现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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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新旧“士”的力量对比在彼消此长中迅速发展。同时，新式学堂组成的实业学校刺激了民族资本的发展，反过来又刺激了学生在实业学校继续学习。至1909年,全国实业学校在校生达16700余人。据有关资料统计，1907年在湖北各类实业学校肄业的旧式士大夫约1000多人。实业学校的普遍兴办使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一定的较为先进的机械化生产技能和现代化的经营管理方法。学生在实业学校接受的是与私塾书院完全不同的教育，其接受的知识结构、文化素养、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时期旧式士大夫的择业观也出现新的动向,从事工商和金融以及交通等实业的人迅速增多。“以浙江为例,1910年旧式士大夫的流向就与以前大不相同,士大夫从事实业者占近28%。随着近代教育、新闻出版和科学以及工商等各种事业的兴起，读书人突破了传统的私塾传经的职业发展道路,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才不再全部以为官为一生之任，而是出现了许多专业学者或学问研究专家，读书人的价值取向开始向多元化发展。”6绅与商的互相渗透和转化，表明绅士的社会阶层和其内在的凝聚力已经裂散，从而使传统士子走向自然消亡,官民联系稀疏甚至脱节,传统社会的阶级结构开始瓦解。这些充分表明这次教育改革极大地动摇了传统封建社会秩序赖以存在的教育基础，加速了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

　　4.2对教育转型的影响

　　清末新政时期为实现教育制度的近代化,在教育领域颁布了许多重要法令,其中重要的有1901年的“兴学诏”和1902年的“钦定学堂章程”以及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除此之外，还有1905年的“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诏”等。从这些章程内容来看就不难发现其主要讲述的是向西方教育制度学习的内容,都是以西方教育体制为根据，详陈利弊。科举的废除，新学制的实施就是这一特点的体现。新学制的实施,扫除了近代学堂的兴起障碍,从而迎来了中国教育史上繁荣的景象。同时，为了满足社会需要,新学制又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办学逐渐向纵深发展。随着教育的大发展,新的教学内容也大量引进。中小学堂增加了外国语和理化以及体操和乐歌等课程；大学堂所授内容也有所改变，其大部分为近代科学和部分的汉化学科。至此，在清末时期初步形成了我国近代学科体系的基础。在清末教育改革时期为了弥补新教材的不足,各地又翻译大量西方著作与之相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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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玉青.清末教育改革与帝制危机[D].贵州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5

　　应。在教学方法上也做了一些改变，当时普遍采用的是近代教学法和班级授课制。从清末新政开始到辛亥革命的爆发,经过十余年的教育改革,一套完整的近代教育体制初步建立起来了。虽然清政府实行教育改革的目的是维护其自身统治,企图用“西学”来挽救走向没落的封建统治,并不是心甘情愿地向近代化迈进。但清政府对教育改革的积极实践和探索,在客观上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并且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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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篇九：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措施

　　教育改革的一项新举措，它不同于以往我们所接受的传统的教育培训，它是应用网络平台，搭建了一个的教育空间，在这个崭新的学习环境中，参加培训的学员不需要统一的时间和地点，能够根据自己的计划随时实行学习。这种全新的教育培训方式给我们充分自由的同时，也需要我们充分理解自己所处的学习环境，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掌握学习技巧、策略，最终学会学习。这次培训内容丰富新颖，使我在紧张的学习过程中获得了一定的收益。通过学习，我理解到当前教育需要更新的观点.

　　远程研修是指我们利用休息日实行远程研修，是现在以至今后一段时期教师培训的主要方式，也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最重要的途径。自上而下花大力气抓好这项工作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学会分析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不要以为上面出台的措施都是与自己为难。静下心来观看视频、展开研讨、撰写评论，能够更好地开阔视野，激发思维，借他山之石，来攻己之玉；认真完成网上作业、发表自己的文章，阐明自己的观点；难得有时间真正坐下来反思一下自己的教育教学，把自己的经验教训与大家共享，也得到别人的评点启发，就在这平易的过程中升华了自己；更何况在互相交流的过程中，又见到了我们很多的老同学、老同事，开诚布公，相约进步，何乐不为？

　　经过这次网上教师培训，我对自己的工作实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总结。1、教师要转变角色，首先要树立新的师幼关系观，转变传统教育工作者中“唯师是从”的专制型师幼观，构建教学双主体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平等、民主、合作关系。2、教师应该细心观察、熟悉每个幼儿的个性特点，主动和幼儿交流、合作，在平等互助中促动幼儿的个性发展。3、做反思型教师，反思是教师着眼于自己的活动过程，分析自己的某种行为，是一种通过提升自我觉察水平来促动水平发展的手段。我从各位教师的日志和微课中学到了很多教学方面的经验与知识，对于提升我自己的教学水平将有很大协助。这个平台为我们每位老师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互相学习与交流的机会，以后大家要多多上传好的学习资源供大家一起分享。

篇十：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措施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政策措施目录一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确定了高等教育新的政策措施一是进一步调整优化办学和布局结构促进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协调发展二是通过体制创新三是全面提升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推进教育信息化建四是深化各项改革大力推进体制和机制创新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但也面临新的挑战三加强高等学校教学评估工作不断改进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正文摘要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政策措

　　施

　　摘要：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得到了跨越式发展。2004年国务院正式批转的教育部《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确定了我国高等教育新的政策措施。但在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不能过于乐观地看待高校发展的规模扩展速度，而应该把重点放在内涵发展和注重质量上。必须加强高等学校的教学评估工作，不断加强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从而增强高校主动适应社会需要的能力，不断提高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关键词：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教学评估；政策措施自从1999年高校大幅度扩大招生规模以来，到2004年，中国大陆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达到2000万人①，居全球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19％，比1999年提高了个百分点，比2003年提高了2个百分点(见表1)。2004年全国共招收

　　普通本科、高职(专科)学生万人，比上年增长％；共招收研究生万人，比上年增加万人，增长％。在学研究生总数达到万人，其中在学博士生万人，硕士生万人。高等教育资源扩大，校均规模增加。2004年全国共有普通、成人高校2236所，其中普通高校1731所。普通高校中本科院校684所，校均规模13561人，生师比为∶1；高职(专科)院校1047所，校均规模3209人，生师比为∶1。但是，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面对21世纪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如何实现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协调发展，中国还面对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对此，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与探讨。一、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确定了高等教育新的政策措施2004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转了教育部《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政策部分，确定了加强高水平大学和重点学科建设、促进高等学校质量提升和教学改革、深化教育投入制度改革等措施，全面地体现了这期间高等教育的发展思路和改革方向，比较突

　　出地反映在四个方面一是进一步调整、优化办学和布局结构，促进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协调发展。一方面，要在以往5年规模快速增长的基础上，把握好发展节奏，促进普通高等教育、成人高等教育、教育培训、现代远程教育、自学考试等各类高等教育持续协调发展，普通高等教育应该进入一个增幅适当放缓的阶段。2010年，大陆各类高等教育在学人数预计达到2500万人以上，其中在学研究生180万人左右，高等教育毛人学率超过23％。另一方面，要努力实现规模、质量、结构、效益的相互协调。特别是要推动各类高校合理分工定位，形成各具特色的人才培养、科技贡献和社会服务方式；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人力资源市场的供求状况，调整学科专业结构和办学模式，优化高校布局结构，缩小区域间发展水平差距。二是通过体制创新，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批国际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奠定坚实基础。要结合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继续实施"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一批科技创新平台和哲学社会科学创

　　新基地，集中力量优先建设一批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使其教育质量和科学研究及开发水平迈向国际前沿，成为立足国内培养高层次人才、解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问题的重要基地。启动大学科技创新工程，提高高校的原始性创新能力和解决关系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大科技问题的能力。加快高校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实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组织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的研究。三是全面提升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包括以下具体做法：建设1500门精品课程，建设一批国家级示范教学基地和基础课程教学示范中心，并通过互联网促进资源共享；进一步调整学科专业结构，规范专业设置管理；推进双语教学和聘请国外优秀专业课教师；大力发展以就业为导问的鬲等职业教育，等等。继续提高高校教师整体水平，鼓励教授上台讲授基础课，开展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评选表彰活动，继续设立青年学术带头人专项奖励资金。进一步完善特聘教授岗位制度，面向世界范围遴选拔尖

　　人才，鼓励开展原始创新研究和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争取在若干年内吸引、造就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优秀学术带头人。四是深化各项改革，大力推进体制和机制创新。主要包括：深化各项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建立和完善现代大学制度；深化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体制改革，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经费投入体制和高等学校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机制；进一步深化高校办学体制改革，加强机制创新，对民办高校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但也面临新的挑战早在1993年，中国政府就做出了逐步推进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决策，但一直推进缓慢，主要是由于中央业务部门主管各行各业和国有大中型企业。后来这一格局起了关键性转变，1998年国务院机构调整，大幅度撤消合并主管行业部委，成为高等学校管理体制改革的难得契机。

　　通过若干年的“共建、调整、合作、合并”，世纪之交的中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涉及到900多所高校，597所高等学校合

　　并组建为267所高等学校；原来国务院有关部门直接管理的367所普通高校，改革后只有100所左右。教育部直属普通高校从34所增加到72所(这72所是由125所普通高等学校、12所成人高校、4所中专和9个科研单位合并组建而成)；同时，继续负责管理一所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主要是面向成人的高等教育)。国防科工委、国家民委、公安部、国家体育总局等10余个部门管理着40所普通高校，原来归属业务部委的3年制专科院校全部划转归地方政府，其他本科院校均实行了省级管理、地方与中央共建的体制；国务院还将高等职业学院／专科学校设置的审批权以及招生计划权授予省级政府，扩大了省级政府统筹本地区高等教育的责权利，基本形成中央和省级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管理为主的新体制(见表2)。总的趋势是，普通高校增多，成人高等学校数量逐渐减少，大多数成为新设置高职院校的基础资源。当然，国务院及教育部在国家教育方针、教育政策、教育经费投入、教育发展规划等方面，对各省级政府和有关中央

　　部委负责的高等教育工作实施宏观指导性管理。教育部作为国务院主要负责教育工作的职能部门，负责全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计划(能够有效控制的只是本科和研究生招生计划)、学校审批(本科阶段)、具体政策法规、教育教学质量评估、教师与学生等的职能管理工作。目前的问题是，许多地方政府和高校扩招以及新设高等学校(包括学校升格)的劲头仍然很强，高职院校的新增势头也比较大，近3年来以每年140所的速度递增，显示出省级政府对国务院下放的高等教育管理权责，有尽可能用到最高程度的倾向。但是，与学校和学生增长幅度不相称的财政拨款并未配套，2003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生均预算内事业费和公用经费支出，分别比2002年下降了％和％。有的省对所属本科院校生均财政拨款都不到1500元了，还急着申办新的本科院校，试图依靠贷款或欠债搞建设、然后提高学费的路子来发展，潜在风险越来越大。按照国际经验，相对于人均GDPl000到3000美元的经济水平，很难支撑太大的高等教育规模，产业结构和社

　　会发展也很难吸纳那么多的高等学校毕业生。另外，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还很不平衡，到2020年，我国的公共财政还要始终面临着支撑巩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成果和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艰巨任务，公民对非义务教育的成本负担比例呈现出相当沉重的态势。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在我国的学生入学录取、政府广义投入和家庭广义成本分担三个方面之间，很可能出现一个边际点。因此，对2020年前的高等教育，不应该对规模扩展速度过于乐观，而应该把重点放在内涵发展和注重质量上，客观地判断基础条件和办学优势，实事求是地确定本地发展规划，理性地控制招生规模。进一步促使高等学校面向国家建设和市场就业的现实需要，这不仅对高校，而且对各级政府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加强高等学校教学评估工作，不断改进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目前，大多数高校办学规模持续扩大，办学潜力得到充分发挥，学术质量和师资水平总体上也有了普遍提高。同时，质量问题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特有问题，也比以

　　往显得更加突出。经多年实践，包括高等职业教育、普通本科高等教育、研究生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在内的质量保障系统已初步形成。从1981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起，除了进行学位授权学科的评审和定期评估外，还对设立研究生院的高校进行了研究生院评估；此外，还开展了学位认证工作。1990年国家教委《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提出，要通过对普通高校进行教育评估，来增强高校主动适应社会需要的能力，不断提高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从1994年开始，教育部采取“合格评估、优秀评估、随机性水平评估和水平评估”四种形式，对有关本科高校进行了教学工作评估，取得了良好效果。2002年，教育部发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方案(试行)》，适用对象为所有普通本科高校。2003年，教育部又制订了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方案，对26所高职高专院校进行了评估试点，2004年在全国全面展开。最近，教育部对高等学校教学评估工作提出了“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

　　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基本思路，并在2005年初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加以重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建立了5年一轮的普通高等学校教学工作评估制度，全面推进评估工作。2004年已有60多所本科学校按计划进行教学工作评估，预计5年内对全部本科院校完成评估工作。今后高职院校每5年也要接受一次评估，以就业为导向，进一步完善高职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制度。这项工作已开始试点。高等学校也要探索和建立本校教学质量保证和监控机制。第二，建立普通高等学校教学状态数据采集和发布制度。国内近年来有民间的高等学校排行榜，已经引起高等学校、社会各界尤其是考生及家长的关注，也存在不少争议。教育部将实施高校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年度公布制度，并逐步建立和开放数据库网上检索系统，增加高等学校办学的透明度。第三，建立评估中介机构，不断提高评估专业化和科学化水平。教育部专门成立了学位和研究生教育评估所、本科高职教育评估中心，逐步建

　　立政府、高校和社会有机结合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试图通过评估，推动学校转变教育观念，明确办学思想，加强教学建设，深化教学改革，严格教学管理，保障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第四，从严治教，强化教学管理，建立和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教学质量保障和评估制度。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就是要从严治教，规范和强化教学管理，特别要严肃教学纪律和考风考纪，维护正常、稳定的教学秩序。实施在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和录取程序方面的“阳光工程”，积极促进教育公平。第五，进一步完善评估方案，改革评估技术和方法。重视不同类型高等学校的办学定位和特点，按照分类指导的原则，进一步完善评估指标体系，不断改进评估方法和技术，使评估的方案和方法充分体现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和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的方针政策，反映教育教学规律和时代特色。总之，应充分发挥教学评估的激励和导向作用，将评估结果作为学校增设专业、确定招生计划、各级财政拨款、进行资源分配等的重要依据。笔者在此探讨的是有关

　　我国高等教育的主要宏观政策、管理体制改革及教学质量保障体制方面的一些情况。我国已经成为一个高等教育大国，但是离一个高等教育强国还差得很远。我们要不断推进制度创新，使有限资源发挥更大的效益，并参考和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的经验和做法，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篇十一：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措施

P>　　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

　　略论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

　　摘要：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影响较大的要数教育改革。清末新政教育改革是清政府当时迫于内外压力而不得不进行的；而在改革的深度和力度上，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随着教育改革的实施，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关键词：清末新政；教育改革；教育近代化

　　1.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背景

　　2.1政治背景

　　清末时期封建统治处于没落期，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再加上西方列强侵略的步步深入，迫使清政府为了挽救其统治而不得不进行了新政改革。八国联军侵华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民族危亡就在旦夕之间。作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慈禧，经过八国联军之战，也是自身难保，甚至再次上演了清王朝最高统治者出逃的一幕。慈禧为了不让大权完全落入他人之手，继续取得帝国主义的扶植，并安抚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和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及欺骗人民，慈禧在逃亡西安期间便发布了“罪己诏”和“改革”的谕旨。其自身亲自举起了改革大旗。除此之外，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力量的变化也为新政改革提供了内部助动力，主要体现在改革派地位的上升和顽固派的失势。这一变化是在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帝国主义在允诺保留慈禧太后的地位的条件下胁迫清政府发生的。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迫于帝国主义“惩凶”要求，清廷处罚了一批王公大臣和官绅，顽固派此次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至此，改革派在清统治集团内部取得了优势,这无疑为新政改革的进行减少了不少阻力。

　　而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愈加深入。《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各国的军队虽陆续从华撤走，但沙俄的大军依然盘踞在我国的东北，妄想实现把我国东北变成“黄俄罗斯”的野心，这与日本夺取我国东北的侵略政策发生了严重冲突。此时，帝国主义对华政策也发生了改变，帝国主义在出兵镇压义和团时,由于列强之间的矛盾放弃了原定的瓜分中国的政策。同时各列强也认识到在中国实施瓜分政策可行性不强，从而改行为“以华治华”的“保全主义”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清政府有余力来顾及内政，同时列强为了实现“以华治华”，不但要在中国消除“仇洋”情绪,还要扶植一个能控制中国的有效能的政权,并且还需在中国建立一个在外交和经济及政治乃至思想文化与它们的侵略要求相协调的体制。至此，帝国主义列强在胁迫清廷“惩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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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小时；虽然如此,学制还是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开设一定数量的西学课程,这使得学生的知识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该学制所规定的学习期也较往常的要长,达29至30年。除此之外，该学制还比以往的学制在教育系统方面设置得更为周密和完备,实业学堂和师范学堂自成系统。这促成了中国近代学制的基本模式的形成，对以后学制的组织形式有重要的影响。

　　4.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影响

　　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无论是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还是当时的社会文化、教育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中国教育近代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4.1对社会转型的影响

　　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对于当时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较突出的体现有两个方面：一是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催生了一批的新型知识分子，这就在思想上埋下帝制灭亡的种子。清末新政时的教育改革不但废除了旧式教育体系，还建立了新式教育体系，从而使得西学的传播得以合法化和普及化。清政府颁布新学制后，在清政府的鼓励和各地兴学舆论的鼓吹下全国各地都出现办学热潮，这就大大推动了新式教育的发展。虽然当时的新式教育还处于起步阶段，还带有强烈的封建落后性，但是新式学堂毕竟不同于旧式的书院和私塾，增添了为旧式教育所不能容纳的一些新东西。比如像外语、数学和理化以及法学等西学课程的设置。这就开阔了学子们的眼界,并且缓慢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像法律和政治等一些社会学科在学堂的讲授则必然会引起学生们对封建专制的怀疑和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向往。除以上所述，一些留日学生归国后到新式学堂任教，其积极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和文化思想，这就使得新式学堂的学生思想发生改变。至此，在这些学堂中开始成长出一批新式知识分子。这批新式的知识分子在学堂中所学的课程大多是西学重于中学，科学重于经学。且不说他们的政治理想如何，但对于丧权辱国和腐朽无能的清廷统治大多是深恶痛绝，因而他们的思想都便汇成为推翻清廷革命主流。他们逐渐认识到变革是改造社会的必要途径甚至是推翻现有帝制制度。

　　二是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也对帝制的存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始于20世纪初的教育改革，废除旧式教育体系，建立了近代教育的初步体系。积极发展的新式学堂吸引了较多的适龄青少年,甚至包括一些士大夫。由于这些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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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得新旧“士”的力量对比在彼消此长中迅速发展。同时，新式学堂组成的实业学校刺激了民族资本的发展，反过来又刺激了学生在实业学校继续学习。至1909年,全国实业学校在校生达16700余人。据有关资料统计，1907年在湖北各类实业学校肄业的旧式士大夫约1000多人。实业学校的普遍兴办使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一定的较为先进的机械化生产技能和现代化的经营管理方法。学生在实业学校接受的是与私塾书院完全不同的教育，其接受的知识结构、文化素养、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一时期旧式士大夫的择业观也出现新的动向,从事工商和金融以及交通等实业的人迅速增多。“以浙江为例,1910年旧式士大夫的流向就与以前大不相同,士大夫从事实业者占近28%。随着近代教育、新闻出版和科学以及工商等各种事业的兴起，读书人突破了传统的私塾传经的职业发展道路,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才不再全部以为官为一生之任，而是出现了许多专业学者或学问研究专家，读书人的价值取向开始向多元化发展。”1绅与商的互相渗透和转化，表明绅士的社会阶层和其内在的凝聚力已经裂散，从而使传统士子走向自然消亡,官民联系稀疏甚至脱节,传统社会的阶级结构开始瓦解。这些充分表明这次教育改革极大地动摇了传统封建社会秩序赖以存在的教育基础，加速了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

篇十二：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措施

P>　　我国教育体制深化改革的措施

　　我国教育体制深化改革的措施

　　我国教育体制深化改革的措施

　　(一)政府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和管制

　　首先，应该从思想上让各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意识到在教育经费支出，尤其是在义乌教育经费的筹集和负担、在保证贫困学生得到必要的资助等方面必须承担的基本责任，改变视教育为负担的错误观念和推卸教育经费支出责任的错误行为。其次，加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

　　一方面要多渠道筹集资金，扩宽教育经费筹措却倒，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从企业、团体、个人筹措资金，甚至可以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大力发展社会团地和公民个人办学，充分运用社会资源，并且要保证政府投入主渠道的畅通，促进办学主体多元化，进一步扩充教育资源，创造条件满足居民多层次、多样化、个体化的教育消费需求，使教育投入与实际需求相适应;另一方面，强化社会对政府投资行为的监督，以确保教育投入水平、教育经费到位、教育资金投向其效益。我们应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及其成员，各种社会团体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以及新闻舆论对政府教育投资行为的监督作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监督机构，要做好对政府教育投入的督政和督教工作，确保教育经费的投入水平和资金的及时到位，防止拖欠和挪用。要依法清理教育资金的来源渠道，定期与不定期抽查对教育经费的使用情况，杜绝教育资金、资源的浪费现象并将检查情况向社会公布，以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最后，政府需建立教育专家咨询机构，聘请若干教育、经济、法律、金融证券、科技等方面的专家，组成专家咨询组，主要使其发挥专家的知识和理论优势，对政府教育投资重大决策提出建设性意见，决策部门也要认真听取专家的观点。

　　(二)教育市场资源的合理分配

　　教育公平是我国居民极为关心的热点问题，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合理体现在城乡之间的差距，区域之间的差距，还有学校之间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的差距，这些差距都是历史客观形成的，也充分反映出优质教育资源的相对不足。要加快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化进程，就必须合理分配教育资源，要让所有的学生获得公平的`受教育的机会。具体来说一方面政府科学分配教育资源，主要解决城乡、市郊优质教育资源布局不均衡的矛盾，加大对落后地区教育的投资，包括教师工资的增长和学校设备的更新;另一方面，学校也要合理配置教学资源，学校之间进行交流沟通、资源共享，既要有彼此竞争意识，更要有互帮互助的观念以保证资源配置的效率最大化和公平。通过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指导居民理性教育消费，为创造出更多的社会适用型人才而共同努力。

　　(三)学校收费和奖励制度合理化

　　美国高校收费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承受能力，各个州收费不一致。以2002至2003年度为例，在思念制公立高校中，东部地区学费高达5，484美元西部地区仅为3,074美元，前者比后者高出了70%多。而且不同所有制大学收费差别也较大，据以往的美国大学理事会公布的资料表明:四年制公立高校2004至2005年平均学费为$5，132，而四年制私立高校同年平均学费为$20,082。这表明，美国高校收费更具弹性，居民可以根据自身家庭承受能力来选择合适高校就读。相比之下，我国现行高校收费标准的制定考虑居民承受能力明显不够。当前我国高校的学费考虑了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高校生均经常费支出的差异，经济发达地区的高校的学费高于欠发达地区。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不但影响了高校的支出，同时也影响了家庭的承受能力，所以高校都是面向全国招生的，落后地区的学生考入发达地区的高校后，面临的是偏高的高校收费和偏低的家庭收入，这就双倍加剧了落后地区的学生家庭的负担。

　　学费过高，将产生多种负面影响:影响公民的教育机会平等，影响社会公平;带来许多严峻的社会问题，如学生自杀、为承担高额学费而走上犯罪道路等;影响高等教学的质量，对学生的健康成长带来负面影响等。所以，高校收费的改革刻不容缓。首先，对高校的运行成本进行审计，理清其成本，确定合理地费用;其次对贫困地区学生的收费区别对待，成绩优异的特困生奖励更个性化;最后推动教育投资多元化。

　　(四)个人树立理性的教育消费观

　　广大教育消费者应树立积极、理性、科学的教育消费观念，切忌盲目跟风、攀比、畸形消费，积极消除“择校热，、“文凭热，、“证书热”等偏差的教育消费观念。教育作为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手段，素质教育也在全面开展起来，如何应对国家的政策，摆脱过去的应试教育，也要靠我们自身的不断努力。首先，我们要根据自身情况，进行有效地人生规划，为自己的合适目标，针对性地学习一项专业知识。其次，科学地进行自我素质的提升，培养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最后，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要创造一种良好的社会学习氛围，让德育教育、素质教育、终身教育等观念深入人心。理论与实践，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样才能培育出综合素质高的新型社会人才。

　　(五)尽快建好完善的教育资助体系

　　美国建有完善的资助体系，其资助模式主要表现为资助方式、资金来源、资金资助方向多元化。而我国的资助模式突出表现为以奖助学金为主，以贷款为辅的资助模式。以美国助学金和贷学金为例，美国的资助项目如此之多，政府结合资助“过剩”和资助不足两方面，采用了“资助包”这个资助方案。资助包就是“包容了学生受到的所有资助。把所有联邦政府的、非联邦政府的资助、诸如助学金、贷学金、校园攻读。都混合在一个包中，以满足学生的资助需要”。这一方案的实施，很好地解决了资助政府实施过程中的效率和平等问题。

　　基于对美国资助的分析比较，我国应当尽快建立好完善的资助体系，其要点表现为:一、树立多元资助理念，构建多层次经济资助体系。由于我国区域发展不均衡、民族文化各不相同，单靠助学金、贷款是难以解决特困生的经济需要。我国正处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折点，从根本上需要一个积极、主动性而且立体的资助体系作为指导，真正做到“决不让一个大学生因经济困难而辍学”，这也是与国际教育资助理念相接轨的必经手段。二、接受美国的“资助包”方案的可取之处。最大限度地发挥有限的资金，真正帮助到有需要的特困学生们，这样既使各种资助相互分工又相互匹配，防止资金浪费。三、通过市场的力量和经济手段去鼓励银行参与学生贷款。银行在规定最高利率的前提下，实行有限度的浮动利率，此外对发放学生贷款的银行在税收上实行优惠或给予一定的管理成本补贴。吸引其他更多的银行来参与学生贷款以加强竞争，提高效率，改善服务。

　　参考文献:

　　[1]李正明.论高等教育消费环境的和谐[J].消费经济，2006

　　[2]刘社健.中国教育消费经济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

　　[3]杨克瑞，谢作诗。教育经济学新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杨维.教育思想与观念探索.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篇十三：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措施

P>　　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

　　略论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

　　摘要：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影响较大的要数教育改革。清末新政教育改革是清政府当时迫于内外压力而不得不进行的；而在改革的深度和力度上，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随着教育改革的实施，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

　　关键词：清末新政；教育改革；教育近代化

　　1.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背景

　　2.1政治背景

　　清末时期封建统治处于没落期，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再加上西方列强侵略的步步深入，迫使清政府为了挽救其统治而不得不进行了新政改革。八国联军侵华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民族危亡就在旦夕之间。作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慈禧，经过八国联军之战，也是自身难保，甚至再次上演了清王朝最高统治者出逃的一幕。慈禧为了不让大权完全落入他人之手，继续取得帝国主义的扶植，并安抚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和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及欺骗人民，慈禧在逃亡西安期间便发布了“罪己诏”和“改革”的谕旨。其自身亲自举起了改革大旗。除此之外，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力量的变化也为新政改革提供了内部助动力，主要体现在改革派地位的上升和顽固派的失势。这一变化是在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帝国主义在允诺保留慈禧太后的地位的条件下胁迫清政府发生的。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迫于帝国主义“惩凶”要求，清廷处罚了一批王公大臣和官绅，顽固派此次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至此，改革派在清统治集团内部取得了优势,这无疑为新政改革的进行减少了不少阻力。

　　而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愈加深入。《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各国的军队虽陆续从华撤走，但沙俄的大军依然盘踞在我国的东北，妄想实现把我国东北变成“黄俄罗斯”的野心，这与日本夺取我国东北的侵略政策发生了严重冲突。此时，帝国主义对华政策也发生了改变，帝国主义在出兵镇压义和团时,由于列强之间的矛盾放弃了原定的瓜分中国的政策。同时各列强也认识到在中国实施瓜分政策可行性不强，从而改行为“以华治华”的“保全主义”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清政府有余力来顾及内政，同时列强为了实现“以华治华”，不但要在中国消除“仇洋”情绪,还要扶植一个能控制中国的有效能的政权,并且还需在中国建立一个在外交和经济及政治乃至思想文化与它们的侵略要求相协调的体制。至此，帝国主义列强在胁迫清廷“惩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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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击“仇洋”势力的同时,又要求它立即实行较大的改革。最终清政府迫于内忧外患所带来的压力而进行了新政改革。

　　2.2社会背景

　　在清末新政前，洋务运动已经打破了旧式教育的坚冰。“根据现有材料统计，从1862年奕奏请创办北京同文馆和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广方言馆培养外语翻译人才，到1894年在烟台创办烟台海军学堂，30多年间，洋务派共创办了新式学堂24所”1虽然由于当时旧式教育制度的根深蒂固以及经费和师资的缺乏，培养的学生数量有限，但是毕竟也打破了只能培养思想僵化，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人才的科举考试一统天下的局面，培养出了一些近代军事科技人才和知识分子，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开通了风气，这对于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未免不是一次有益的试验；与此同时，当时的留学教育特别是其培养的留学人才所取得的突出成绩（如严复，詹天佑等）对于清末新政中的留学教育的倡导起到了必不可少的示范作用；除此之外，维新派对于教育改革的主张为清末新政教育改革中的学制改革也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蓝图。

　　3.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时期教育改革内容的比较

　　清末时期，当时清政府迫于舆论的压力和对新型人才的急需在教育方面做了一些有益地改革。其主要内容为学习西方的教育制度,废科举、兴学堂和派遣留学以及创制新学制等。

　　3.1教育理念的变更

　　“自明至今，行之已有五百余年。文胜而实衰。法久而弊起。主司取便以藏拙，举子因陋以侥幸，遂有三场实止一场之弊。所解者，高头讲章之理，所读者，坊选程墨之文，于本经之义、先儒之说，概乎未有所知。”2从张之洞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科举制度的弊端。晚清时期国家面临着剧烈的社会变动和严重的民族危机，对经济和军事以及技术等多样化人才非常急需，而科举制所培养出的只知埋首故纸堆，满口之乎者也的人才显然已经不能满足社会所需。因而废除科举制也就成为当时的一种共识，这也算得上在教育理念上的一个重大的转变。

　　1李侃,李时岳等.中国近代史1840—1919第四版[M].北京:中华书局,2010:156.璩鑫圭，童富勇.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625.孙佳梅,李跃利.浅论清末新政中的教育改革[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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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式学堂吸引了较多的适龄青少年,甚至包括一些士大夫。由于这些新的现象，使得新旧“士”的力量对比在彼消此长中迅速发展。同时，新式学堂组成的实业学校刺激了民族资本的发展，反过来又刺激了学生在实业学校继续学习。至1909年,全国实业学校在校生达16700余人。据有关资料统计，1907年在湖北各类实业学校肄业的旧式士大夫约1000多人。实业学校的普遍兴办使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一定的较为先进的机械化生产技能和现代化的经营管理方法。学生在实业学校接受的是与私塾书院完全不同的教育，其接受的知识结构、文化素养、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一时期旧式士大夫的择业观也出现新的动向,从事工商和金融以及交通等实业的人迅速增多。“以浙江为例,1910年旧式士大夫的流向就与以前大不相同,士大夫从事实业者占近28%。随着近代教育、新闻出版和科学以及工商等各种事业的兴起，读书人突破了传统的私塾传经的职业发展道路,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才不再全部以为官为一生之任，而是出现了许多专业学者或学问研究专家，读书人的价值取向开始向多元化发展。”3绅与商的互相渗透和转化，表明绅士的社会阶层和其内在的凝聚力已经裂散，从而使传统士子走向自然消亡,官民联系稀疏甚至脱节,传统社会的阶级结构开始瓦解。这些充分表明这次教育改革极大地动摇了传统封建社会秩序赖以存在的教育基础，加速了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

篇十四：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措施

P>　　虽然时势使张百熙不得不重视西方致用之学几乎把所有具备传统文化精神的学科门类都归于文学大科而狭义的文学第一次以词章学的名义出现这与梁启超词章不能谓之学和孙家鼐诸子文学皆不必专列一门截然相反对文词虽然以文学第一次被纳入了知识谱系学之中学的学科建制具有重要意义章学名义出现的文学在这种现代学制中地位仍然是微不足道但它预示着文学走向自立已是指日可待了这在1902年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关系和李伯元编印繡像小說缘起等文中得到体现

　　第十一章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

　　第一节

　　建立学制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次年“辛丑条约”签订，清政府从此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淫威之下。在这种形势下，清统治当局对外为了“结与国之欢心”，对内为了缓解国人空前强烈的不满和愤怒，不得不赶忙于1901年宣布恢复“新政”，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下诏变法，在斥责康有为等不是变法，而是乱法以后，指出“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酌中以御？”要求臣下“各就现在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己见”。教育领域实际上完全恢复了三年前被扼杀的“百日维新”的各项措施，如科举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将各地书院改为大、中、小学堂，兴办农、工、商实业学堂等。同时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设计新教育体制构建方案。壬寅——癸卯学制出台前至少有两部前奏曲：其一,1898年维新变法期间,梁启超参考日本和西方学制,参酌本国情况,拟出《京师大学堂章程》,该章程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京师大学堂章程》共8章54节,有总纲、学生功课、学生入学、学成出身、聘用教习、设官、经费等项。京师大学堂既是全国最高学府,又是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这个章程为我国近代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其二,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鼓励各地兴办学堂,“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于是,各类大中小学应运而生。但是各学堂入学条件、修业年限、学校性质、课程设置以及各级各类学堂之间的统属衔接关系均没有明确规定,这样势必需要一个学制系统给予规范。此外,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由中央兴办的以高等教育属性为主的一类学校如何向下延伸,由民间、地方兴办的以初、中等教育属性为主的一类学校如何向上衔接,散落各方、处于游离状态的各个教育实体如何系统化、整体化?至20世纪初,学制的建立已成大势所趋、呼之欲出。《兴学诏书》的颁布,拉开了晚清10年间教育立法活动的序幕。

　　1902年（农历壬寅年），张百熙上呈学堂章程，即《钦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第二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合作又对这一学制进行了修改，于

　　1904年1月（农历癸卯年底）由清政府正式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即，卯学制”，这是中国开始实施的第一个近代学制。一、“壬寅学制”——近代史上第一个法定学制1902年，清政府公布了由官学大臣张百熙拟订的《钦定学堂章程》，该章程分《京师大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蒙学堂章程》五部分。因公布的时间是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年，故也称壬寅学制。为拟此学制,1902年5月,张百熙派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考察的主要内容有：第一,考察范围为不同地区的各级各类学校,举凡大、中、小学等普通学校，师范、实业、艺术等专门学校及聋哑学校等均在范围之内；第二,在文部省听取了19次教育讲座和介绍，涉及教育行政、各类学校、学校管理、教育方法、学校卫生、学校设施等内容，并着力搜集学校建筑模型、图纸及与学制制订关系最密切的日本学校章程、课表、经费表等；第三，广泛接触日本教育官员和教育家,探讨教育问题,特别是中国教育问题。除被天皇召见外,还拜会了首相伊藤博文、文部大臣菊池大麓等官员，并与日本教育家伊泽修二、嘉纳治五郎、山川健次郎等讨论教育问题。考察期间,吴汝纶除了撰写详细的日记外，还写了大量信函回国，及时向张百熙汇报在日考察情况，多渠道为制订学制提供资料。吴汝纶的访日之行为清末学制章程起草起了重要作用。（一）、壬寅学制系统壬寅学制规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学校系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法定学校系统。壬寅学制从纵的方面分为三段七级：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蒙学堂四年、寻常小学堂三年、高等小学堂三年，总计为十年。小学堂的宗旨“在授以道德知识及一切有益身体之事”。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四年。中学堂为“高等专门之始基”。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规定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堂三年（政、文、商、农、格致、工艺、医七科），大学院以研究为主，年限不定。高等教育的总学程共计二十年。高等教育的办学宗旨为“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

　　壬寅学制从横的方面看，与高等小学堂平行，有简易事业学堂；与中学堂平行，有中等实业学堂、师范学堂；与高等学堂平行，有仕学馆、高等实业学堂、师范馆。（二）、课程“壬寅学制”仍然以致用为先，张百熙认为“值智力并世之争，朝廷以更新之故而求之人才，以求才之故而本之学校，则不能不节取欧美日之成法，以佐我国两千余年旧制，固时势使然”，但是他并不像梁启超或孙家鼐一样因求致用而偏颇地把文学拒为学科之外，“壬寅学制”的《功课》中规定：“政治科第一，文学科第二，格致科第三，农业科第四，工艺科第五，商务科第六，医术科第七。”而文学科又分为七大门类：“一曰经学，二曰史学、三曰理学，四曰诸子学，五曰掌故学，六曰词章学，七曰外国语言文字学。”虽然时势使张百熙不得不重视西方致用之学，西学占据六科，而“中学”仅有一科文学科，但他对“中学”也丝毫不敢马虎，几乎把所有具备传统文化精神的学科门类都归于文学大科，而狭义的“文学”第一次以“词章学”的名义出现，这与梁启超“词章不能谓之学”和孙家鼐“诸子文学皆不必专列一门”截然相反，对文学的学科建制具有重要意义，文学第一次被纳入了知识谱系学之中，虽然以“词章学”名义出现的“文学”在这种现代学制中地位仍然是微不足道，但它预示着“文学”走向自立已是指日可待了，这在1902年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关系》和李伯元《编印〈繡像小說〉缘起》等文中得到体现。梁启超、李伯元、吴趼人等都在这一时期详细阐述了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的社会功用，引起了很大反响，在1902年至1910年之间，全国共有25家文艺期刊诞生，文学的地位迅速提高，并在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担当了主角。（三）、壬寅学制具有如下特点：1、强调国民教育，提出了普及义务教育的思想；2、注重实业教育，提出了设立各级实学堂的思想；3、女子教育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学制系统中，没有女子教育的地位；4、依然留有科举制的痕迹，规定给予自高等小学堂始授予不同的科举出身。（四）、结果：虽经公布，但未实施

　　由于多种原因该学制没有得到实行，其中一个原因是清政府中的种种势力开始争夺教育权,“谤焰乃集于百熙一身,劾者纷起”。由于张百熙所用之人“争以新学自帜,尤为旧人所恨”，加之张百熙与荣庆不合，“二人学术思想，既各不相同，用人行政，意见尤多歧异”，此外，《壬寅学制》制订仓促，自身也存在种种不足，故未能付诸实施。但是《壬寅学制》的一些特点被《癸卯学制》所继承：第一，以纵向的初等、中等、高等学堂为主，形成三段七级,以横向的实业学堂、师范学堂为辅，将整个学堂教育系统地连成一体；第二，特别注重修身、伦理和经学教育；第三，开始注意国民义务教育；第四，注意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第五，女子教育毫无地位；第六，教学机关与教育行政机关合而为一，京师大学堂有统辖全国教育的职权。该学制虽未能实行，但却成为《癸卯学制》的雏形。二、癸卯学制1904的“癸卯学制”是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拟定的，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比较完整、正式公布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学制。在《癸卯学制》出台之前，张之洞曾在湖北设计了一个省区学制系统——湖北学制。张之洞自1889年出任湖广总督以来，创办了许多新式学堂，他办的学堂，从类型上看有普通学堂、师范学堂、实业学堂、妇幼学堂；从程度上看，包括了从幼儿园到高等学堂的各个等级。后来《癸卯学制》中所涉及的各级各类学堂，除大学堂之外，他都办过。1898年4月,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介绍了西方学制建设，并提出了一个较为合理、系统的学制设想。1902年底，张之洞与湖北巡抚端方会衔上奏《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出台了湖北学制体系。张之洞的湖北学制体系虽然要比《壬寅学制》晚近三个月，而且是在上奏湖北学制之后才看到《壬寅学制》的，但两个学制版本中却有许多相通之处。张之洞也就《壬寅学制》提出了4条补充意见。这成为张之洞进京参与厘定《癸卯学制》的直接契机。历史选择张之洞主持癸卯学制与他个人丰富的学务背景及对学制的认识密切相关。他担任四川学政时初涉学务，大力整顿考场积弊。“臣竭其愚弩，多方整饬，似尚渐觉廓清”，四川试场风气为之一新，张之洞本人也开始在学务上初

　　露锋芒。后来担任湖北学政、两湖总督、两广总督等职为他创办新学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他“惟以造真才济时用为要归”通过改造旧学堂和创建新式学堂两种途经大兴新学，改造了经心书院、两湖书院、江汉书院，又建立了一大批新式学堂，如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方言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师范学堂等一系列初等、高等学堂，并且派出大批留学生赴日学习，成绩斐然，构成了晚清兴学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随着学务经历的不断丰富，张之洞对学制的认识也随之深入，为日后癸卯学制的拟定做好了思想准备。1895年他对西方学制有了初步的认识：“若农，若工，若商无专门之学，遂无专门之才。转不如西洋各国之事事设学，处处设学”，“用人皆取之专门学校，故无所用非所习之弊”。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谈及“外洋各国学校之制”，指出“其善有三：出资来学则不惰，志不在利则无争，官不多费则学广”，并表示“凡东西洋各国，立学之法，用人之法，小异而大同，吾将以为学式”。三年后，他对西方学制的认识已有很大提高，说：“德之势最强，而学校之制唯德最详；日本兴最骤，而学校之数在东方为最多”，日本学校“门目与中国情形较近。欧美无学不兼讲西教，日本无学不兼讲伦理”，至于立学章程，则是“西繁而东简，西迟而东速”，因此张之洞最终选择以日本学制为新学制的参照，由他主持制定癸卯学制也顺理成章。癸卯学制包括各级各类学堂章程，还附有学校管理法、教授法等。见癸卯学制系统图所示。整个学制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段，三段又共分为七级：初等教育有蒙养院（4年）、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4年），中等教育有中学堂（5年），高等教育有高等学堂（3年）、分科大学堂（3－4年）、通儒院（5年）。横向分作三部分:在普通学堂之外还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个独立的系统。此外,属于高等教育性质的还有译学馆、方言学堂、进士馆和仕学馆。由此构成纵向初等、中等、高等三级相衔接,横向普通、师范、实业三足鼎立的整体格局和框架。各级各类教育概况⒈蒙养院

　　章程规定“蒙养与家教合一”的宗旨，即“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可见尚未构成有专门功能的幼儿教育机制。蒙养院招收三至七岁儿童，每天不超过四小时，活动内容有游戏、歌谣、谈话和手技。⒉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凡七岁以上儿童入学，“以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为宗旨，以识字之民日多为成效”。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八门，每周不超过三十课时。学制五年。清政府有将初小作为义务教育的意愿，并首先在京师八旗子弟中普及初小教育，再逐步推广。⒊高等小学堂招收初等小学堂毕业生，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质为宗旨”。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八门，每周三十六课时。学制四年。⒋中学堂招收高等小学堂毕业生，以“施较深之普通教育，俾毕业后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进取者升入高等专门学堂均有根柢为宗旨”。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十二门，每周三十六课时。学制五年。⒌高等学堂招收普通中学堂毕业生，相当于大学预科（综合大学堂自设预科）。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经学、法学、文学、商学大学的预科，第二类为格致科（理科）、工科、农科大学的预科，第三类为医科大学的预科，分别有自己的课程体系。外语在各类学堂均占重要地位，一般要修两门。学制三年，到三年级各自开设选修科及随意科。⒍分科大学堂即大学本科。招收高等学堂或大学堂预科毕业生，“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分设八科：经学科、政治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和商科。设在外省的大学堂至少须具备其中三科，京师大学堂八科全设。各科一般修业三年，政法科和医科中的医学门为四年。

　　⒎通儒院大学本科后教育。设在京师大学堂内，由分科大学堂毕业生升入，无规定科目。以“造就通才”为目的，“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⒏师范学堂分为两级：初级师范学堂每县设立一所，招收高小毕业生，培养初小、高小教员，学习普通学和教授、管理学。完全科学制五年，另有一种学习一年的简易师范科。优级师范学堂（又称师范馆）设于京师和省城，招收初级师范学堂或中学堂毕业生，培养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学堂教员和管理员。学制三年，初入学学公共科，二年级开始学分类科，完成分类科学习后可选修加习科。两级师范分别设附属小学或附属中学，供师范生实习用。⒐实业学堂分为三级：初等实业学堂（又称简易实业学堂）相当于高小程度，中等实业学堂相当于中学程度，高等实业学堂相当于高等学堂程度，均招收下一级普通学堂的毕业生，也就是说各级实业学堂自身并不衔接，只是普通教育的分流而已。实业学堂分为农业、工业、商业和商船四科，学制一般均为三年。（二）、“癸卯学制”的指导思想张之洞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强调，“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智识，练其艺能”。张之洞“中体西用”的学术思想是贯穿癸卯学制的灵魂。中法战争的失败促使张之洞的学术思想从“通经致用”迅速向“西学为用”倾斜，引入西学的步伐明显加快，实务学堂增长迅速，先后设立铁路学堂和鱼雷学堂。只要能培养实用人才的措施他一律欢迎：“择科学之最简易者，酌令就学，或农业，或工艺，或他事，不均门类，不拘深浅，总以得有实际为主。”在西学为用思想的影响下，张之洞着手改造旧式书院。改造后的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基本实行了以近代分科为特征的课程体系，增设了天文算学、格致学等实用学科。开办的新式学堂更是以西学为主，如自强学堂分设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同时引入西学教材，“前往日本考求中小学通普通学应用新出教科书本，董理编

　　译事宜。”经过一番努力后，他认为“历课两年风气稍开”，但并不满意，他在《自强学堂改课五国方言折》中说：“于今日新理新学日出不穷之西书尚无从探讨其菁华，考究其利病以为救时之要策。”但西学为用的宗旨不可避免地贯穿在日后的癸卯学制之中。

　　1898年,张之洞的学术思想从侧重“西学为用”逐步演变为侧重“中学为体”，

　　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他强调经史辞章的价值功用：“中国各体文辞，各有所用，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且必能为中国各体文辞，然后能通解经史古书，传述圣贤精理。”要求学堂注重传统文化的学习，“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故无论学生将来所执何业，在学堂时经书必宜诵读讲解，各学堂所读有多少，所讲有潜深，并非强归一致。”有学者认为张之洞“中学为体”的学术思想及相应举措是封建复古的表现，致使近代教育出现了倒退，尤其以存古学堂的设立为大害，笔者认为尚可商榷。张之洞在政治上比较保守，但在学务上自始至终都是开明派。他所提倡的“中学为体”是为了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使之脉络不绝，是在新学取得制度性胜利的条件下提出的，不会动摇新学的地位，我们不能机械地把他在政治上的保守等同于在学术学务上的保守。在新学与旧学的问题上，他的一番权衡发人深省：“今日风气，士人渐喜新学，顿厌旧学，实有经籍道息之忧。若以新学为足救危亡，则全鄂救亡之学堂以二三百所，而保粹之学堂止此存古一所，于救亡之大局何碍？„„救时局存书种两义并行不悖，日本前事可鉴。”（一）、“癸卯学制”的学校系统癸卯学制包括各级各类学堂章程，还附有学校管理法、教授法等。见癸卯学制系统图所示。整个学制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段，三段又共分为七级：初等教育有蒙养院（4年）、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4年），中等教育有中学堂（5年），高等教育有高等学堂（3年）、分科大学堂（3－4年）、通儒院（5年）。横向分作三部分:在普通学堂之外还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个独立的系统。此外,属于高等教育性质的还有译学馆、方言学堂、进士馆和仕学馆。由此构成纵向初等、中等、高等三级相衔接,横向普通、师范、实业三足鼎立的整体格局和框架。

　　各级各类教育概况⒈蒙养院章程规定“蒙养与家教合一”的宗旨，即“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可见尚未构成有专门功能的幼儿教育机制。蒙养院招收三至七岁儿童，每天不超过四小时，活动内容有游戏、歌谣、谈话和手技。⒉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凡七岁以上儿童入学，“以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为宗旨，以识字之民日多为成效”。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八门，每周不超过三十课时。学制五年。清政府有将初小作为义务教育的意愿，并首先在京师八旗子弟中普及初小教育，再逐步推广。⒊高等小学堂招收初等小学堂毕业生，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质为宗旨”。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八门，每周三十六课时。学制四年。⒋中学堂招收高等小学堂毕业生，以“施较深之普通教育，俾毕业后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进取者升入高等专门学堂均有根柢为宗旨”。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十二门，每周三十六课时。学制五年。⒌高等学堂招收普通中学堂毕业生，相当于大学预科（综合大学堂自设预科）。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经学、法学、文学、商学大学的预科，第二类为格致科（理科）、工科、农科大学的预科，第三类为医科大学的预科，分别有自己的课程体系。外语在各类学堂均占重要地位，一般要修两门。学制三年，到三年级各自开设选修科及随意科。⒍分科大学堂即大学本科。招收高等学堂或大学堂预科毕业生，“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分设八科：经学科、政治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

　　工科和商科。设在外省的大学堂至少须具备其中三科，京师大学堂八科全设。各科一般修业三年，政法科和医科中的医学门为四年。⒎通儒院大学本科后教育。设在京师大学堂内，由分科大学堂毕业生升入，无规定科目。以“造就通才”为目的，“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⒏师范学堂分为两级：初级师范学堂每县设立一所，招收高小毕业生，培养初小、高小教员，学习普通学和教授、管理学。完全科学制五年，另有一种学习一年的简易师范科。优级师范学堂（又称师范馆）设于京师和省城，招收初级师范学堂或中学堂毕业生，培养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学堂教员和管理员。学制三年，初入学学公共科，二年级开始学分类科，完成分类科学习后可选修加习科。两级师范分别设附属小学或附属中学，供师范生实习用。⒐实业学堂分为三级：初等实业学堂（又称简易实业学堂）相当于高小程度，中等实业学堂相当于中学程度，高等实业学堂相当于高等学堂程度，均招收下一级普通学堂的毕业生，也就是说各级实业学堂自身并不衔接，只是普通教育的分流而已。实业学堂分为农业、工业、商业和商船四科，学制一般均为三年。（二）、“癸卯学制”的指导思想张之洞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强调，“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智识，练其艺能”。张之洞“中体西用”的学术思想是贯穿癸卯学制的灵魂。中法战争的失败促使张之洞的学术思想从“通经致用”迅速向“西学为用”倾斜，引入西学的步伐明显加快，实务学堂增长迅速，先后设立铁路学堂和鱼雷学堂。只要能培养实用人才的措施他一律欢迎：“择科学之最简易者，酌令就学，或农业，或工艺，或他事，不均门类，不拘深浅，总以得有实际为主。”在西学为用思想的影响下，张之洞着手改造旧式书院。改造后的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基本实行了以近代分科为特征的课程体系，增设了天文算学、格致学等实用学科。

　　开办的新式学堂更是以西学为主，如自强学堂分设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同时引入西学教材，“前往日本考求中小学通普通学应用新出教科书本，董理编译事宜。”经过一番努力后，他认为“历课两年风气稍开”，但并不满意，他在《自强学堂改课五国方言折》中说：“于今日新理新学日出不穷之西书尚无从探讨其菁华，考究其利病以为救时之要策。”但西学为用的宗旨不可避免地贯穿在日后的癸卯学制之中。1898年,张之洞的学术思想从侧重“西学为用”逐步演变为侧重“中学为体”，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他强调经史辞章的价值功用：“中国各体文辞，各有所用，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且必能为中国各体文辞，然后能通解经史古书，传述圣贤精理。”要求学堂注重传统文化的学习，“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故无论学生将来所执何业，在学堂时经书必宜诵读讲解，各学堂所读有多少，所讲有潜深，并非强归一致。”有学者认为张之洞“中学为体”的学术思想及相应举措是封建复古的表现，致使近代教育出现了倒退，尤其以存古学堂的设立为大害，笔者认为尚可商榷。张之洞在政治上比较保守，但在学务上自始至终都是开明派。他所提倡的“中学为体”是为了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使之脉络不绝，是在新学取得制度性胜利的条件下提出的，不会动摇新学的地位，我们不能机械地把他在政治上的保守等同于在学术学务上的保守。在新学与旧学的问题上，他的一番权衡发人深省：“今日风气，士人渐喜新学，顿厌旧学，实有经籍道息之忧。若以新学为足救危亡，则全鄂救亡之学堂以二三百所，而保粹之学堂止此存古一所，于救亡之大局何碍？„„救时局存书种两义并行不悖，日本前事可鉴。”（三）、“癸卯学制”中的学校培养目标初等小学堂：“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强调儿童身体，令其发育”。高等小学堂：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体为宗旨；以童年皆知作人之正理，皆有谋生之计虑为成效。中学堂：“施较深之普通教育，俾毕业后不仕者从事于各项事业，进取者升入各高等专门学堂均有根柢”。

　　高等学堂：以教大学预备科为宗旨;以各学皆有专长为成效。大学堂、通儒院：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大学堂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通儒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实业学堂：所以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国裕民之本计；其学专求实际，不尚空谈。初级师范学堂：令拟派充高等小学堂及初等小学堂二项教员者入焉;；以习普通学外，并讲明教授管理之法为宗旨；以全国人民识字日多为成效。优级师范学堂：以造就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学堂之教员、管理员为宗旨；（四）、“癸卯学制”中的课程设置蒙养院：游戏、歌谣、谈话、手技等初等小学堂：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高等小学堂：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中学堂：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算术、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五）、“癸卯学制”的特点：形同资产阶级新学制，实有浓厚的封建性。１、形同资产阶级新学制清末学制的制订是近代以来学习西方教育的系统性成果，在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中具有标志性意义。在制订过程中直接参考日本，间接吸纳欧美，反映了近代资本主义教育的诸多特点。学制整体结构仿照西方流行的三级学制系统模式，分初等、中等、高等三级；学制规划了义务教育（强迫教育）的目标，反映了对教育的普及性和平等性要求；在学制的各阶段特别是初等教育阶段，教育目标上确立了德、智、体三方面素质协调发展的“三育”模式；设置了众多的实业学堂，以适应和推动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重视师范教育，加强教师职业训练；将分年课程规划、班级授课制作为基本的教学组织形式；编制了专门的教科书这些都与封建传统教育有本质区别。癸卯学制的颁布结束了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教育体制，在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为我国近代教育迈向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1.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三驾并驱的模式是癸卯学制最具现代化的特征。2.教学系统与教育行政系统分离是癸卯学制突破性的贡献。癸卯学制促成教学系统与教育行政系统分离,赋予教育行政系统相对独立的发展权力,符合规模化、系统化、现代化的教育发展趋势。２、清末新政毕竟是封建王朝的自救性改革，严重受到封建思想的支配，因此又表现出浓厚的封建性：第一、学制的指导思想仍是洋务教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延续，没有本质上的突破；第二，从课程设置看，传统的中国经学教育内容仍占很大比重。读经讲经课，初等小学堂占总课时的40％（还不算每天半小时的温经），高等小学堂占总课时的三分之一，加上与之密切相关的修身课，仍占40％。小学不设外语，也是要保证学生打下坚实的传统中学根基。中学堂的读经讲经和修身课也占总课时的三分之一。高等学堂政科（即文科），经学、伦理仍为必修课，艺科（即理科）也设有伦理课。第三、各级各类学堂尽管无明确的等级限制，但进入大学堂附加稻种担保条件，无形中维护了教育的封建等级性；第四、广大妇女被排斥在学校教育之外，章程中明确指出：“惟中国男女之辨甚谨，少年女子断不能令其结队入学，游行街市”，规定“女子只可于家庭教之”。不过在西方男女平权主张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加上蒙养院的设立要求有受过教育的女性师资，所以女子入学受教育已是不可遏制。1907年，清政府正式批准设立女子小学堂和女子师范学堂。女子初小和高小的学制均比男子初小和高小少一年，课程也少一些，可见其地位仍低于男校，而且女校的防范制度措施极其严格，以保持“男女大防”的封建礼教。尽管如此，女校的设立，毕竟开创了中国女子教育发展的历程。第五、从学制看，延续时间过长，总计30年之久，即使不算两端的蒙养院和通儒院，也有20年以上，这样长的学制一般人很难修完，体现的是逐级淘汰的封建选拔制。学制中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份量重，各有三级；而中等教育份量

　　轻，只有一级，属于过渡性质而已，可见尚未摆脱封建传统的小学－大学的框架构建。第六、从学校设置看，按地方行政级别规定办学级别，如初小由乡镇设立，高小由州县（及大镇）设立，中学由府（大州）设立，高等学校在省城设立，最高学府设在京城，同时鼓励私人办学（限于小学）也是套用了传统的办学体制。，第七、从学校管理看，保留旧学校每月朔日（初一）的祭孔、宣读《圣谕广训》的典礼，及月课、岁考、以学业成绩奖惩学生的各项制度。毕业考试由地方官会同学堂监督（校长）和教员主持，各类毕业生分别赋予相应的科举出身，如通儒院毕业生按翰林升阶，大学本科毕业生作为进士出身，高等学堂毕业生作为举人出身，中学毕业生奖以（国子监）拔贡、优贡、岁贡，高小毕业生作为（府、州、县学）生员，即秀才出身。师范学堂和实业学堂比照同级普通学堂给予毕业生科举出身。（六）、“癸卯学制”的意义１、从总体上看，各级各类教育的课程与教材，与中国古代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相对而言，它更多地吸收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尤其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幼儿园——湖北幼稚园，仅仅从它的课程设置上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当时设置的科目有：行仪、训话、日语、手技、唱歌、游戏等。而对于高等学堂和大学堂的课程，也更多的采用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力求更多的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寻求一种教育救国的道路。２、不可抹杀的一点是，新学制的颁发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旧有的教育制度，其中最为直接的就是导致了1905年废除了在中国存在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３、另外，新学制在教学方法上也进行了改革。比如对于蒙养教育，认为应该以“儿童最易通晓之事情,最所喜好之事物”为限，对于初等小学生，强调要“须尽其循循善诱之法,不易操切以伤其身体”，要求注重讲解，防止死记硬背，掌握灵活性；中学教学则要求“务须平正明显，切于实际，勿令学童苦其繁难；其详略深浅，视学生之年岁程度而定”。对于物理、化学、图画、地理、体操等课的教学，强调要注重实验或者实地练习。《章程》规定，中学堂应设“图书馆、器具室、药品室、标本室”，根据课程之需求“所用器具、标本、模型、图画等物，均宜全备，且须结合教授中学堂程度者”。这些思想显然是受到了西方实验

　　和实证主义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为中国教育在教学方法以及设备的近代化上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４、新学制颁布前后，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随着新学堂的开办，也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和优秀的人才，极大地提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据统计，中国留日学生1896年仅为13人，1901年为274人，到1904年增加为2400人,1905年激增为8000人。而根据学部奏报的第一次教育统计表，1907年全国各省有各级各类学校37888所，学生1024988人，到1909年，全国学生人数已经达到626720人。随着这些学生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又极大地推动了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即使在偏远的乡村，也纷纷建立起新式的学堂。加大了对西方文化的传播。５、此外,新学制的颁布，新式学堂的建立，也有力地影响着中国政局的发展。在西方列强的步步进攻下，中国年轻的学生们，坚定的维护着祖国的尊严，愤怒声讨帝国主义的入侵。1903年4月29日，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500余人集会于锦辉馆，与会者愤怒声讨沙俄侵占东北的罪恶行径，并成立了拒俄义勇队，决心开赴东北，与沙俄侵略军决一死战。第二天，京师大学堂的师范生、仕学馆学生“鸣钟上课”，声讨沙俄侵略，并发表演讲，致电各省督抚和各省学堂联合起来共同斗争，号召“发大志愿，结大团体，为四万万之人请命”。1905年，京师大学堂爱国师生又搜集各种报刊资料，编印《广劝抵制美约说》一册，揭露美帝国主义迫害华工的事实，同时开列美国商品数百种，号召全国人民进行抵制美货斗争，这些都极大地打击了列强的侵略气焰，维护了中国人的尊严和中国的主权，也大大的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６、在“新学制”中，清政府还大力提倡兴办军事院校，许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将领就出于这些学堂，这也为以后改变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打下了基础。在各种新学堂的创办过程中，革命党人趁机以兴办学堂为名，大力培养自己的实力。1905年9月，革命党人徐锡麟、陶成章等在浙江绍兴创办大通学堂，学校的学生生活完全军事化。1909年秋瑾出任监督，招收各处会党头目入学训练兵操，不少人加入了同盟会，成了革命的骨干。此外,贵州革命党人创办的寻常小学堂、乙已小学堂和光懿女子小学堂也是策划革命的秘密机关。还有安徽的旅湘公学(后改称安徽公学)、上海的健行公学、四川的永宁中学堂、济南的

　　山左公学等都是由革命党人创办的学校，大量的具有近代军事知识和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军人涌现了出来，而这些军人随着以后国家政治形式的发展也发挥了他们各自不同的作用，为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所以说这些学校也为辛亥革命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七）、“癸卯学制”的历史局限１、半封建性、半殖民地性张之洞本人就认为“西方学堂皆有宗教门，经书即中国之宗教也”，因此，“动学校不可废经书，中国虽贫弱而人心尚不至离散，以人诵经书，纲常名教礼仪廉耻之重浸灌人心，深固而不可摇动故也”，而“近来士气浮嚣，于其精意不加研求，专取其便于己私者，昌言无忌，以为煽惑人心之助，词锋所及伦理国政，任意抨弹……中国圣经贤传无理不包学堂之中，岂可舍四千年之实理，而鹜数万里外之空谈哉!”在癸卯学制中强调“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癸卯学制”仅仅包括女子教育于家庭教育之中，学制宣称“中国男女之辩甚谨，少年女子断不宜令其结队入学”①首先一点就是《新学制》带有明显的封建制度残留的色彩。张之洞本人就认为“西方学堂皆有宗教门，经书即中国之宗教也”，因此，“动学校不可废经书，中国虽贫弱而人心尚不至离散，以人诵经书，纲常名教礼仪廉耻之重浸灌人心，深固而不可摇动故也”，而“近来士气浮嚣，于其精意不加研求，专取其便于己私者，昌言无忌，以为煽惑人心之助，词锋所及伦理国政，任意抨弹……中国圣经贤传无理不包学堂之中，岂可舍四千年之实理，而鹜数万里外之空谈哉!”。视新学中的激进行为和言论为洪水猛兽。认为在学生新思想中存在着有损于清政府的统治的言论。因此，在癸卯学制中强调“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针对当时已经出现的“近来少年躁妄之徒，妄谈民权自由种种”的现象，强调在蒙养院必须明白《孝经》、《四书》、《列女传》、《女诫》等书中“最切要而极明显者”，

　　其他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以及高等学堂和大学堂授课中均有《讲经》一科，并把能否讲经作为选拔教员和评判学生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妇女在接受教育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恩格斯曾经说过:“在每一个社会中妇女的解放程度，是一般解放的天然尺度”。妇女解放表现在许多方面，而其中受教育权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但是“癸卯学制”仅仅包括女子教育于家庭教育之中，学制宣称“中国男女之辩甚谨，少年女子断不宜令其结队入学”。因此，在新学制下，女子的教育权仍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企图以此来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伦理纲常。②半殖民地性：在规定的课程中，加入了一些“西学”课程和实业教育的内容，虽然有适应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的一面，但却有相当数量的课程不切中国实际，客观上适应了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的需要。２、生搬硬套日本的学制，有许多不合中国当时实际的地方。如：经费问题、师资问题、学制冗长等。“新学制”的出台，很大程度是受到了日本1900年颁布的学制的影响，可以说是日本学制的一个翻版。早在1896年姚锡光就对日本的学制有了切实的考察，并对一些特殊学校的设立做了说明。1901年，清政府又派罗振玉赴日本考察学务，在此期间，罗振玉参观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级各类学校，并会见了嘉纳治王郎等日本著名教育家，搜集了有关日本学校教育制度的各种章程和统计数字，这些资料又转呈给了张之洞，而张又是新学制的主要制定者。但是我们说，这种盲目的模仿也造成了许多落后的和不适应的现象。因此，何启早在他的《新学制篇辩》中就说:“(张之洞的)《学制》篇历叙东西洋之教法、学法，谓宜取以为式，是正方学之当然，可勿置辩，然泰西之各大国，学费每年常一、二万万或二、三万万元，其民籍之数仅中国十之一耳。移其制于中国，则中国每年学费宜在十余万元之数。泰西之费，其中虽薄有官款，然官款无非出之自民。今观中国政令，果能使其民出此重资否?即使出以极廉，省其几倍，亦须数万万元”。A这就提出了在新学制实行中一个最现实、最直接的问题——经费问题。此时腐朽的清政府在屡屡割地赔款，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连外债都还不清，何处拿来这么一大笔巨款去支持新学制的实施呢？因此“新学制”最终实施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就如“犹不树林木而望隆栋，不作陂池而望巨鱼也”。更不用说“乡僻愚民，

　　一闻学堂之名，即视之如蛇蝎，然愚民之性质，未有不知惜费者”。B不仅仅是经费不足，在新学制下培养的人才也存在极大的问题，因为许多教员是从科举制中过来的，学校教员不足时，一些学校就聘请这些稍微懂得西方文化知识的人，这些长期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儒生，很多是“挂羊头卖狗肉”，因此他们所培养出来的学生的素质就值得我们质疑了。对日本学制模仿的另一个弊端C就是学制太长，如果一个人七岁入学到通儒院读完，一共需要26年的时间，标准毕业年龄到32岁，更何况有许多人不能那么早入学呢，在腐朽的清王朝统治之下，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四十多岁，仅仅是上学时间就占去了他几乎人生一半的时间，这样一来，就不能很好的发挥一个人的作用，社会的发展就受到了学制的限制，这也是它的弊端之一。（八）、“癸卯学制”的补充与修正1、设女学1907年，学部颁发《女子小学堂章程》，开放了女子初等教育，但女子初小和高小各比男子少１年，仍然不平等。由于女校必须由女教师任教，于是同时又颁发了《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校不仅单独设立，而且管理是高度的封闭式，男性只能担任外勤工作人员，年龄须在50岁以上，在校外选址办公，非确有必要不得入校。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实施中的问题，癸卯学制颁布后又作过一些补充和修正，影响最大的一点是在学制中开放了“女禁”。《奏定学堂章程》对女学的限制不得人心，振兴女学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慈禧太后也不得不正视这一事实，1906年2月面谕学部，振兴女学。1907年，学部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子小学堂章程》，开放了女子初等教育，但女子初小和高小各比男子少１年，仍然不平等。由于女校必须由女教师任教，于是同时又颁发了《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校不仅单独设立，而且管理是高度的封闭式，男性只能担任外勤工作人员，年龄须在50岁以上，在校外选址办公，非确有必要不得入校。虽离全面开放女子学校教育相差甚远，但这是我国女子教育在学制上取得合法地位的开始。2、颁布《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视实际情况，完全科可删课程，简易科可缩短年限。

　　3、1909年实行中学文实分科。

　　第二节

　　废除科举制度

　　一、1905年清政府下令：“自丙午（1906）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止。科举制的废除,解除了束缚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身上的一条枷锁,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日益与西方接轨。这也是对几千年来封建制度和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的一大冲击,更大范围的扩充了人才的培养,改变了人们的知识结构,中华民族在人的现代化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期以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日益强化的产物，它的基本特征就是通过统一考试的方式来选拔官员后备队伍。科举实际上是传统教育的“指挥棒”，当近代中国教育发生根本性变革时，它与旧的科举制度的矛盾必然激化。一方面，在深刻的民族危机和清王朝统治危机下，专攻儒家经史之学、靠考八股文由科举出身的旧式士大夫官僚毫无应付能力；另一方面，新式学校虽然培养出一批有实学的人才，但旧的科举制度仍是八股文取士，新学人才不能与科举接轨，就没有作官的“正途”出身，必然损伤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也限制了新式学校的发展，所以，科举制度成为教育改革的一个主要障碍。然而，科举既是国家选拔官员的主要来源，又是知识分子获取功名富贵的基本途径，关系到切身利益之所在，要作变革难度极大。二、1905年奏折：“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校者绝少，又段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绝无大兴之望”。“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难矣。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科举废除，意味着由封建王朝扶植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教育体系的彻底崩溃,旧式学校或消亡、或改制。而对新兴的近代教育事业来说，则意味着消除了最大的障碍，各地纷纷开始兴学。小学主要是利用原来的书院、义学和私塾改建。直隶（河北省）早在1901年就下令将所有义学改为小学。京师将原有的八标志着自隋朝起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完全停

　　旗学校全部改为八旗高等小学堂，并相应配备设置初等小学堂，保证了八旗子弟率先普及初等教育。并进行了私塾改良，将私塾分等级改为简易小学、初等和高等小学堂。学部于1909年开始向全国推广。除官方兴学外，私人办学也很踊跃。1898年经元善创办经正女学，是国人办的最早女校之一。1898年严修聘请张伯苓在天津办学，发展成为后来著名的南开学校。张謇是1895年科举状元，他放弃仕途而致力于办实业、兴教育。他于1902年创办的南通师范学堂，是中国最早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到1909年，全国学校总数52000多所，比1903年增加73倍，在校学生总数156.2万人，比1902年增加225倍。六七年内发展到如此规模，可以说是相当巨大的成就了。

　　第三节

　　改革教育行政体制

　　癸卯学制颁布后，涉及全国范围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规模大，层次多，操作复杂，加上科举的废除导致“指挥棒”效能的消失，因此迫切需要设立相应的政府机构来管理这一庞大的学校体系，清末教育行政体制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建立起来的。1905年在中央建立学部，作为统辖全国教育的行政机构。1906年在各省建立提学使司，在府、厅、州县设立劝学所专管各地方教育事务。从而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统一的教育行政系统。一、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清政府在1901年酝酿制订新学制时，就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运作，但无机构。学制颁布时，又根据张之洞等人的建议，更名为总理学务大臣“以统全国学务”，下设专门、普通、实业、审订、游学、会计六处，只能算是临时设立的简单机构。为保证学制颁布后兴学政策的落实，1904年《学务纲要》规定专设总理学务大臣。1905年12月，清廷批准成立学部，作为统辖全国教育的中央教育行政机关。学部内分为五司，即总务司、专门司、普通司、实业司、会计司，设视学官专任巡视京外学务。学部的正式官员编制为40人。学部的直属单位还有编译图书局、京师督学局、学制调查局、教育研究所、高等教育会议所。原国子监归并学部，教官一并裁撤，监生另行安排，只保留监丞一员负责孔庙管理及祭祀的有关职能。1909年又颁布了《视学官章程》，规定不再设专门的视

　　学官，而以部中人员和直辖学堂管理人员充任，并将全国划为十二个视学区，每区二至三省，每三年为一视学周期。二、地方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学制颁布时，张之洞等人建议设立学务大臣的同时也建议各省建立学务处，但只有直隶和湖北响应。科举废除后，原各省学政的主要职能不复存在。1906年4月，清政府根据学部奏请，决定各省裁撤学政，改设提学使司，统辖全省学务。提学使司的办公机构称学务公所，置议长一人、议绅四人，协助提学使参赞学务，并接受督抚咨询。学务公所下设总务、专门、普通、实业、图书、会计六课，各课设正副课长各一人，课员一至三人。整个提学使司的编制不过二三十人。1906年5月，学部奏定，在各厅、州、县建立劝学所，管辖本地学务。设视学一人，由省提学使委派曾出洋留学或曾习师范者担任，地方官监督办理学务。采取划分学区的方式，以城关为中区，次第扩展到四方乡镇村坊，约三四千家划为一区。视学兼任学区总董，每区设劝学员一人，由地方官委派品行端正、留心学务者担任。各村推举学董，负责就地筹集款项，按学部规定的程式办学。至此，从中央到基层的教育行政体制遂告建立。

　　国子监位于北京安定门内国子监街（原名成贤街），是我国元、明、清三代国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和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建于元朝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辟雍是国子监的中心建筑，是北京“六大宫殿”之一。辟雍古制曰“天子之学”。国子监辟雍建于清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是我国现存唯一的古代“学堂”，是皇帝临雍讲学的场所。其建筑风格独特，为重檐黄琉璃瓦攒尖顶的方型殿宇。外圆内方，环以园池碧水，四座石桥能达辟雍四门。构成“辟雍泮水”之制，以喻天地方圆，传流教化之意。殿内为窿彩绘天花顶，设置龙椅、龙屏等皇家器具，以供皇帝“临雍”讲学之用。

　　一、《奏定学堂章程》“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以仰付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这是中国近代最早规定的教育宗旨。二、1906年学部颁布了“忠君”、“尊孔”、“尚公”、“尚实”、“尚武”的教育宗旨。五条之核心为“忠君”。“尚公”、“尚实”、“尚武”1、针对中国之弊端：“私、弱、虚”2、尚公：爱国如家、视人如己3、尚实：学以致用，培养可农可工可商之才，下益民生、上裨国计。4、尚武：养成守纪律、养威重、刚健耐苦的体格。5、与《奏定学堂章程》立学宗旨一样，典型的中体西用。在我国，1902年以前，并没有确定的全国统一的教育目的。梁启超在1902年所发表的《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首先提出了制定和贯彻全国一体的教育宗旨的必要性。在改革封建教育，建立新教育制度的潮流的推动下，清朝政府开始以国家的名义制定和颁布教育目的，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由国家制定的教育目的当始于1904年的《奏定学堂章程》。该章程规定：“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者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付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这一教育目的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由国家确定和实施的教育目的。它很明显地反映了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中体西用”的方针，中学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西学以西方近代科学的知识和艺能为主，以造就国家所需要的各适实用的通才为目的。1906年3月，学部针对民权思想的流行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拟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教育宗旨，经奏请朝廷认定，宣示天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正式宣布的教育宗旨。宗旨的前两条为“中国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发明以距异说者”，强调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和儒家礼教，体现封建教育的根本性质。后三条则是“中国民质之所最缺，而亟宜铖砭以图振起者”，分别与德育、体育和智育对应，但出发点都是国家本位的。“尚公”强调国家利益和公

　　民道德，“尚武”的目的是强兵，“尚实”的目的是使国家富强。至于对个人品质健全发展及个人生活改善的需求，这个教育宗旨根本就没有顾及到，这也是中国传统封建教育的基本特点所在。同年颁布的“上谕”也明白规定：“学堂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培养通才，首重德育；并以忠君、尊孔、尚武、尚实诸端定其趋向。”这些教育目的，充分体现了清末统治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精神，反映了清末政治经济对教育的要求。

　　本章小结

　　20世纪的最初十年，也是清王朝统治的最后十年，是中国教育由绵延数千年的古代传统教育被近代教育所取代的时期。尽管这个时期过于姗姗来迟，而且仍然保留了封建教育的许多阵地，但是毕竟建立起近代学制和教育行政体制，新的课程、教学和管理制度，从而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地位。不过，封建专制的清王朝不可能使教育全面走向近代化，这一过程要到后来的民国时期才最终完成。

篇十五：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措施

P>　　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第十一章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

　　第一节建立学制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次年“辛丑条约”签订，清政府从此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淫威之下。在这种形势下，清统治当局对外为了“结与国之欢心”，对内为了缓解国人空前强烈的不满和愤怒，不得不赶忙于1901年宣布恢复“新政”，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下诏变法，在斥责康有为等不是变法，而是乱法以后，指出“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酌中以御？”要求臣下“各就现在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己见”。教育领域实际上完全恢复了三年前被扼杀的“百日维新”的各项措施，如科举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将各地书院改为大、中、小学堂，兴办农、工、商实业学堂等。同时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设计新教育体制构建方案。

　　壬寅——癸卯学制出台前至少有两部前奏曲：其一,1898年维新变法期间,梁启超参考日本和西方学制,参酌本国情况,拟出《京师大学堂章程》,该章程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京师大学堂章程》共8章54节,有总纲、学生功课、学生入学、学成出身、聘用教习、设官、经费等项。京师大学堂既是全国最高学府,又是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这个章程为我国近代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其二,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颁布《兴学诏

　　书》,鼓励各地兴办学堂,“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

　　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

　　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

　　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于是,各类大中小学

　　应运而生。但是各学堂入学条件、修业年限、学校

　　性质、课程设置以及各级各类学堂之间的统属衔接

　　关系均没有明确规定,这样势必需要一个学制系统

　　给予规范。此外,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由中央

　　兴办的以高等教育属性为主的一类学校如何向下延

　　伸,由民间、地方兴办的以初、中等教育属性为主

　　的一类学校如何向上衔接,散落各方、处于游离状

　　态的各个教育实体如何系统化、整体化?至20世

　　纪初,学制的建立已成大势所趋、呼之欲出。《兴

　　学诏书》的颁布,拉开了晚清10年间教育立法活动

　　的序幕。

　　1902年（农历壬寅年），张百熙上呈学堂章程，即《钦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第二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合作又对这一学制进行了修改，于1904年1月

　　（农历癸卯年底）由清政府正式颁布，即《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开始实施的第一个近代学制。

　　一、“壬寅学制”——近代史上第一个法定学制

　　1902年，清政府公布了由官学大臣张百熙拟订的《钦定学堂章程》，该章程分《京师

　　大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蒙学堂章程》

　　五部分。因公布的时间是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年，故也称壬寅学制。

　　,19025,为拟此学制

　　年月张百熙派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考

　　,,察的主要内容有：第一考察范围为不同地区的各级各类学校举凡大、中、小学等普通,学校，师范、实业、艺术等专门学校及聋哑学校等均在范围之内；第二在文部省听取了19次教育讲座和介绍，涉及教育行政、各类学校、学校管理、教育方法、学校卫生、学

　　校设施等内容，并着力搜集学校建筑模型、图纸及与学制制订关系最密切的日本学校章

　　,,程、课表、经费表等；第三，广泛接触日本教育官员和教育家探讨教育问题特别是中,国教育问题。除被天皇召见外

　　还拜会了首相伊藤博文、文部大臣菊池大麓等官员，并与日本教育家伊泽修二、嘉纳治五

　　,郎、山川健次郎等讨论教育问题。考察期间吴汝纶除了撰写详细的日记外，还写了大量

　　信函回国，及时向张百熙汇报在日考察情况，多渠道为制订学制提供资料。吴汝纶的访日之行为清末学制章程起草起了重要作用。（一）、壬寅学制系统

　　壬寅学制规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学校系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的法定学校系统。壬寅学制从纵的方面分为三段七级：

　　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蒙学堂四年、寻常小学堂三年、高等小学堂三年，总计为十年。小学堂的宗旨“在授以道德知识及一切有益身体之事”。

　　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四年。中学堂为“高等专门之始基”。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规定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堂三年（政、文、商、农、格致、工艺、医七科），大学院以研究为主，年限不定。高等教育的总学程共计二十年。高等教育的办学宗旨为“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壬寅学制从横的方面看，与高等小学堂平行，有简易事业学堂；与中学堂平行，有中等实业学堂、师范学堂；与高等学堂平行，有仕学馆、高等实业学堂、师范馆。（二）、课程“壬寅学制”仍然以致用为先，张百熙认为“值智力并世之争，朝廷以更新之故而求之人才，以求才之故而本之学校，则不能不节取欧美日之成法，以佐我国两千余年旧制，固时势使然”，但是他并不像梁启超或孙家鼐一样因求致用而偏颇地把文学拒为学科之外，“壬寅学制”的《功课》中规定：“政治科第一，文学科第二，格致科第三，农业科第四，工艺科第五，商务科第六，医术科第七。”而文学科又分为七大门类：“一曰经学，二曰史学、三曰理学，四曰诸子学，五曰掌故学，六曰词章学，七曰外国语言文字学。”虽然时势使张百熙不得不重视西方致用之学，西学占据六科，而“中学”仅有一科文学科，但他对“中学”也丝毫不敢马虎，几乎把所有具备传统文化精神的学科门类都归

　　于文学大科，而狭义的“文学”第一次以“词章学”的名义出现，这与梁启超“词章不能谓之学”和孙家鼐“诸子文学皆不必专列一门”截然相反，对文学的学科建制具有重要意义，文学第一次被纳入了知识谱系学之中，虽然以“词章学”名义出现的“文学”在这种现代学制中地位仍然是微不足道，但它预示着“文学”走向自立已是指日可待了，这在1902年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关系》和李伯元《编印〈繡像小說〉缘起》等文中得到体现。梁启超、李伯元、吴趼人等都在这一时期详细阐述了以小说为代表的文学的社会功用，引起了很大反响，在1902年至1910年之间，全国共有25家文艺期刊诞生，文学的地位迅速提高，并在之后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担当了主角。（三）、壬寅学制具有如下特点：

　　1、强调国民教育，提出了普及义务教育的思想；2、注重实业教育，提出了设立各级实学堂的思想；3、女子教育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学制系统中，没有女子教育的地位；4、依然留有科举制的痕迹，规定给予自高等小学堂始授予不同的科举出身。

　　（四）、结果：虽经公布，但未实施

　　由于多种原因该学制没有得到实行，其中一个原因是清政府中的种种势力开始争夺教

　　育权,“谤焰乃集于百熙一身,劾者纷起”。由于张百熙所用之人“争以新学自帜,尤为旧

　　人所恨”，加之张百熙与荣庆不合，“二人学术思想，既各不相同，用人行政，意见尤多

　　歧异”，此外，《壬寅学制》制订仓促，自身也存在种种不足，故未能付诸实施。但是

　　《壬寅学制》的一些特点被《癸卯学制》所继承：第一，以纵向的初等、中等、高等学堂

　　为主，形成三段七级

　　,以横向的

　　实业学堂、师范学堂为辅，将整个学堂教育系统地连成一体；第二，特别注重修身、伦理

　　和经学教育；第三，开始注意国民义务教育；第四，注意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第五，女

　　子教育毫无地位；第六，教学机关与教育行政机关合而为一，京师大学堂有统辖全国教育

　　的职权。该学制虽未能实行，但却成为《癸卯学制》的雏形。

　　二、癸卯学制

　　1904的“癸卯学制”是由张百熙、张之洞、荣庆拟定的，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比较完

　　整、正式公布并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学制。

　　在《癸卯学制》出台之前，张之洞曾在湖北设计了一个省区学制系统——湖北学制。

　　张之洞自1889年出任湖广总督以来，创办了许多新式学堂，他办的学堂，从类型上看有

　　普通学堂、师范学堂、实业学堂、妇幼学堂；从程度上看，包括了从幼儿园到高等学堂的各个等级。后来《癸卯学制》中所涉及的各级各类学堂，除大学堂之外，他都办过。

　　1898年4月,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介绍了西方学制建设，并提出了一个较为合理、系统的学制设想。1902年底，张之洞与湖北巡抚端方会衔上奏《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出台了湖北学制体系。

　　张之洞的湖北学制体系虽然要比《壬寅学制》晚近三个月，而且是在上奏湖北学制之后才看到《壬寅学制》的，但两个学制版本中却有许多相通之处。张之洞也就《壬寅学制》提出了4条补充意见。这成为张之洞进京参与厘定《癸卯学制》的直接契机。

　　历史选择张之洞主持癸卯学制与他个人丰富的学务背景及对学制的认识密切相关。他担任四川学政时初涉学务，大力整顿考场积弊。“臣竭其愚弩，多方整饬，似尚渐觉廓清”，四川试场风气为之一新，张之洞本人也开始在学务上初露锋芒。后来担任湖北学政、两湖总督、两广总督等职为他创办新学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他“惟以造真才济时用为要归”通过改造旧学堂和创建新式学堂两种途经大兴新学，改造了经心书院、两湖书院、江汉书院，又建立了一大批新式学堂，如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方言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师范学堂等一系列初等、高等学堂，并且派出大批留学生赴日学习，成绩斐然，构成了晚清兴学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随着学务经历的不断丰富，张之洞对学制的认识也随之深入，为日后癸卯学制的拟定做好了思想准备。1895年他对西方学制有了初步的认识：“若农，若工，若商无专门之学，遂无专门之才。转不如西洋各国之事事设学，处处设学”，“用人皆取之专门学校，故无所用非所习之弊”。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谈及“外洋各国学校之制”，指出“其善有三：出资来学则不惰，志不在利则无争，官不多费则学广”，并表示“凡东西洋各国，立学之法，用人之法，小异而大同，吾将以为学式”。三年后，他对西方学制的认识已有很大提高，说：“德之势最强，而学校之制唯德最详；日本兴最骤，而学校之数在东方为最多”，日本学校“门目与中国情形较近。欧美无学不兼讲西教，日本无学不兼讲伦理”，至于立学章程，则是“西繁而东简，西迟而东速”，因此张之洞最终选择以日本学制为新学制的参照，由他主持制定癸卯学制也顺理成章。

　　癸卯学制包括各级各类学堂章程，还附有学校管理法、教授法等。见癸卯学制系统图所示。整个学制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段，三段又共分为七级：初等教育有蒙养院（4年）、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4年），中等教育有中学堂（5

　　年），高等教育有高等学堂（3年）、分科大学堂（3－4年）、通儒院（5年）。横向分作三部分:在普通学堂之外还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个独立的系统。此外,属于高等教育性质的还有译学馆、方言学堂、进士馆和仕学馆。由此构成纵向初等、中等、高等三级相衔接,横向普通、师范、实业三足鼎立的整体格局和框架。

　　各级各类教育概况1.蒙养院

　　章程规定“蒙养与家教合一”的宗旨，即“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可见尚未构成有专门功能的幼儿教育机制。蒙养院招收三至七岁儿童，每天不超过四小时，活动内容有游戏、歌谣、谈话和手技。

　　2.初等小学堂

　　章程规定凡七岁以上儿童入学，“以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为宗旨，以识字之民日多为成效”。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八门，每周不超过三十课时。学制五年。清政府有将初小作为义务教育的意愿，并首先在京师八旗子弟中普及初小教育，再逐步推广。

　　3.高等小学堂

　　招收初等小学堂毕业生，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质为宗旨”。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八门，每周三十六课时。学制四年。

　　4.中学堂

　　招收高等小学堂毕业生，以“施较深之普通教育，俾毕业后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进取者升入高等专门学堂均有根柢为宗旨”。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十二门，每周三十六课时。学制五年。

　　5.高等学堂

　　招收普通中学堂毕业生，相当于大学预科（综合大学堂自设预科）。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经学、法学、文学、商学大学的预科，第二类为格致科（理科）、工科、农科大学的

　　预科，第三类为医科大学的预科，分别有自己的课程体系。外语在各类学堂均占重要地位，一般要修两门。学制三年，到三年级各自开设选修科及随意科。

　　6.分科大学堂

　　即大学本科。招收高等学堂或大学堂预科毕业生，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

　　足供任用为成效”。分设八科：经学科、政治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和

　　商科。设在外省的大学堂至少须具备其中三科，京师大学堂八科全设。各科一般修业三

　　年，政法科和医科中的医学门为四年。

　　7.通儒院

　　大学本科后教育。设在京师大学堂内，由分科大学堂毕业生升入，无规定科目。以造就通才”为目的，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8.师范学堂

　　分为两级：初级师范学堂每县设立一所，招收高小毕业生，培养初小、高小教员，学习普通学和教授、管理学。完全科学制五年，另有一种学习一年的简易师范科。优级师范学堂（又称师范馆）设于京师和省城，招收初级师范学堂或中学堂毕业生，培养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学堂教员和管理员。学制三年，初入学学公共科，二年级开始学分类科，完成分类科学习后可选修加习科。两级师范分别设附属小学或附属中学，供师范生实习用。

　　9.实业学堂

　　分为三级：初等实业学堂（又称简易实业学堂）相当于高小程度，中等实业学堂相当于中学程度，高等实业学堂相当于高等学堂程度，均招收下一级普通学堂的毕业生，也就是说各级实业学堂自身并不衔接，只是普通教育的分流而已。实业学堂分为农业、工业、商业和商船四科，学制一般均为三年。

　　（二）、“癸卯学制”的指导思想

　　张之洞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强调，“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智识，练其艺能”。

　　张之洞“中体西用”的学术思想是贯穿癸卯学制的灵魂。中法战争的失败促使张之洞的学术思想从“通经致用”迅速向“西学为用”倾斜，引入西学的步伐明显加快，实务学

　　堂增长迅速，先后设立铁路学堂和鱼雷学堂。只要能培养实用人才的措施他一律欢迎：“择科学之最简易者，酌令就学，或农业，或工艺，或他事，不均门类，不拘深浅，总以得有实际为主。”在西学为用思想的影响下，张之洞着手改造旧式书院。改造后的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基本实行了以近代分科为特征的课程体系，增设了天文算学、格致学等实用学科。开办的新式学堂更是以西学为主，如自强学堂分设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同时引入西学教材，“前往日本考求中小学通普通学应用新出教科书本，董理编译事宜。”经过一番努力后，他认为“历课两年风气稍开”，但并不满意，他在《自强学堂改课五国方言折》中说：“于今日新理新学日出不穷之西书尚无从探讨其菁华，考究其利病以为救时之要策。”但西学为用的宗旨不可避免地贯穿在日后的癸卯学制之中。

　　1898,年张之洞的学术思想从侧重“西学为用”逐步演变为侧重“中学为体”，

　　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他强调经史辞章的价值功用：“中国各体文辞，各有所用，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且必能为中国各体文辞，然后能通解经史古书，传述圣贤精理。”要求学堂注重传统文化的学习，“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故无论学生将来所执何业，在学堂时经书必宜诵读讲解，各学堂所读有多少，所讲有潜深，并非强归一致。”有学者认为张之洞“中学为体”的学术思想及相应举措是封建复古的表现，致使近代教育出现了倒退，尤其以存古学堂的设立为大害，笔者认为尚可商榷。张之洞在政治上比较保守，但在学务上自始至终都是开明派。他所提倡的“中学为体”是为了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使之脉络不绝，是在新学取得制度性胜利的条件下提出的，不会动摇新学的地位，我们不能机械地把他在政治上的保守等同于在学术学务上的保守。在新学与旧学的问题上，他的一番权衡发人深省：“今日风气，士人渐喜新学，顿厌旧学，实有经籍道息之忧。若以新学为足救危亡，则全鄂救亡之学堂以二三百所，而保粹之学堂止此存古一所，于救亡之大局何碍？……救时局存书种两义并行不悖，日本前事可鉴。”（一）、“癸卯学制”的学校系统癸卯学制包括各级各类学堂章程，还附有学校管理法、

　　教授法等。见癸卯学制系统图所示。整个学制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段，三段又共分为七级：初等教育有蒙养院（4年）、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4年），中等教育有中学堂（5年），高等教育有高等学堂（3年）、分科大学堂（3－4年）、通儒院（5

　　年）。横向分作三部分:在普通学堂之外还有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个独立的系统。此外,属于高等教育性质的还有译学馆、方言学堂、进士馆和仕学馆。由此构成纵向初等、中等、高等三级相衔接,横向普通、师范、实业三足鼎立的整体格局和框架。

　　各级各类教育概况1.蒙养院

　　章程规定“蒙养与家教合一”的宗旨，即“以蒙养院辅助家庭教育”，可见尚未构成有专门功能的幼儿教育机制。蒙养院招收三至七岁儿童，每天不超过四小时，活动内容有游戏、歌谣、谈话和手技。

　　2.初等小学堂

　　章程规定凡七岁以上儿童入学，“以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调护儿童身体为宗旨，以识字之民日多为成效”。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八门，每周不超过三十课时。学制五年。清政府有将初小作为义务教育的意愿，并首先在京师八旗子弟中普及初小教育，再逐步推广。

　　3.高等小学堂

　　招收初等小学堂毕业生，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质为宗旨”。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图画、体操八门，每周三十六课时。学制四年。

　　4.中学堂

　　招收高等小学堂毕业生，以施较深之普通教育，俾毕业后不仕者从事于各项实业、进取者升入高等专门学堂均有根柢为宗旨”。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十二门，每周三十六课时。学制五年。

　　5.高等学堂

　　招收普通中学堂毕业生，相当于大学预科（综合大学堂自设预科）。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经学、法学、文学、商学大学的预科，第二类为格致科（理科）、工科、农科大学的预科，第三类为医科大学的预科，分别有自己的课程体系。外语在各类学堂均占重要地位，一般要修两门。学制三年，到三年级各自开设选修科及随意科。

　　6.分科大学堂

　　即大学本科。招收高等学堂或大学堂预科毕业生，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

　　足供任用为成效”。分设八科：经学科、政治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和

　　商科。设在外省的大学堂至少须具备其中三科，京师大学堂八科全设。各科一般修业三

　　年，政法科和医科中的医学门为四年。

　　7.通儒院

　　大学本科后教育。设在京师大学堂内，由分科大学堂毕业生升入，无规定科目。以造就通才”为目的，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8.师范学堂

　　分为两级：初级师范学堂每县设立一所，招收高小毕业生，培养初小、高小教员，学习普通学和教授、管理学。完全科学制五年，另有一种学习一年的简易师范科。优级师范学堂（又称师范馆）设于京师和省城，招收初级师范学堂或中学堂毕业生，培养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学堂教员和管理员。学制三年，初入学学公共科，二年级开始学分类科，完成分类科学习后可选修加习科。两级师范分别设附属小学或附属中学，供师范生实习用。

　　9.实业学堂

　　分为三级：初等实业学堂（又称简易实业学堂）相当于高小程度，中等实业学堂相当于中学程度，高等实业学堂相当于高等学堂程度，均招收下一级普通学堂的毕业生，也就是说各级实业学堂自身并不衔接，只是普通教育的分流而已。实业学堂分为农业、工业、商业和商船四科，学制一般均为三年。（二）、“癸卯学制”的指导思想

　　张之洞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强调，“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智识，练其艺能”。

　　张之洞“中体西用”的学术思想是贯穿癸卯学制的灵魂。中法战争的失败促使张之洞的学术思想从“通经致用”迅速向“西学为用”倾斜，引入西学的步伐明显加快，实务学堂增长迅速，先后设立铁路学堂和鱼雷学堂。只要能培养实用人才的措施他一律欢迎：“择科学之最简易者，酌令就学，或农业，或工艺，或他事，不均门类，不拘深浅，总以

　　得有实际为主。”在西学为用思想的影响下，张之洞着手改造旧式书院。改造后的两湖书院、经心书院基本实行了以近代分科为特征的课程体系，增设了天文算学、格致学等实用学科。开办的新式学堂更是以西学为主，如自强学堂分设方言、格致、算学、商务四门，同时引入西学教材，“前往日本考求中小学通普通学应用新出教科书本，董理编译事宜。”经过一番努力后，他认为“历课两年风气稍开”，但并不满意，他在《自强学堂改课五国方言折》中说：“于今日新理新学日出不穷之西书尚无从探讨其菁华，考究其利病以为救时之要策。”但西学为用的宗旨不可避免地贯穿在日后的癸卯学制之中。

　　1898年,张之洞的学术思想从侧重“西学为用”逐步演变为侧重“中学为体”，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他强调经史辞章的价值功用：“中国各体文辞，各有所用，历代相承，实为五大洲文化之精华。且必能为中国各体文辞，然后能通解经史古书，传述圣贤精理。”要求学堂注重传统文化的学习，“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故无论学生将来所执何业，在学堂时经书必宜诵读讲解，各学堂所读有多少，所讲有潜深，并非强归一致。”有学者认为张之洞“中学为体”的学术思想及相应举措是封建复古的表现，致使近代教育出现了倒退，尤其以存古学堂的设立为大害，笔者认为尚可商榷。张之洞在政治上比较保守，但在学务上自始至终都是开明派。他所提倡的“中学为体”是为了保存中国传统文化使之脉络不绝，是在新学取得制度性胜利的条件下提出的，不会动摇新学的地位，我们不能机械地把他在政治上的保守等同于在学术学务上的保守。在新学与旧学的问题上，他的一番权衡发人深省：“今日风气，士人渐喜新学，顿厌旧学，实有经籍道息之忧。若以新学为足救危亡，则全鄂救亡之学堂以二三百所，而保粹之学堂止此存古一所，于救亡之大局何碍？……救时局存书种两义并行不悖，日本前事可鉴。”（三）、“癸卯学制”中的学校培养目标

　　初等小学堂：“启其人生应有之知识，立其明伦理爱国家之根基，并强调儿童身体，令其发育”。

　　高等小学堂：以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气体为宗旨；以童年皆知作人之正理，皆有谋生之计虑为成效。

　　中学堂：“施较深之普通教育，俾毕业后不仕者从事于各项事业，进取者升入各高等专门学堂均有根柢”。

　　高等学堂：以教大学预备科为宗旨;以各学皆有专长为成效。大学堂、通儒院：以谨

　　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大学堂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通

　　儒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实业学堂：所以振兴农工商各项实业，为富国裕民之本计；其学专求实际，不尚空

　　谈。

　　初级师范学堂：令拟派充高等小学堂及初等小学堂二项教员者入焉

　　;；以习

　　普通学外，并讲明教授管理之法为宗旨；以全国人民识字日多为成效。

　　优级师范学堂：以造就初级师范学堂及中学堂之教员、管理员为宗旨；

　　（四）、“癸卯学制”中的课程设置蒙养院：游戏、歌谣、谈话、手技等初等小学堂：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高等小学堂：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中国历史、地理、格致、

　　图画、体操。中学堂：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算术、博物、物理及化

　　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五）、“癸卯学制”的特点：形同资产阶级新学制，实有浓厚的封建性。

　　1、形同资产阶级新学制

　　清末学制的制订是近代以来学习西方教育的系统性成果，在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中具

　　有标志性意义。在制订过程中直接参考日本，间接吸纳欧美，反映了近代资本主义教育的

　　诸多特点。学制整体结构仿照西方流行的三级学制系统模式，分初等、中等、高等三级；

　　学制规划了义务教育（强迫教育）的目标，反映了对教育的普及性和平等性要求；在学制

　　的各阶段特别是初等教育阶段，教育目标上确立了德、智、体三方面素质协调发展的“三

　　育”模式；设置了众多的实业学堂，以适应和推动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重视师范

　　教育，加强教师职业训练；将分年课程规划、班级授课制作为基本的教学组织形式；编制

　　了专门的教科书这些都与封建传统教育有本质区别。癸卯学制的颁布结束了中国延续了两

　　千多年的封建传统教育体制，在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为我国近代教育迈向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1.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三驾

　　并驱的模式是癸卯学制最具现代化的特征。2.教学系统与教育行政系统分离是癸卯学制突

　　破性的贡献。癸卯学制促成教学系统与教育行政系统分离

　　,赋

　　予教育行政系统相对独立的发展权力,符合规模化、系统化、现代化的教育发展趋势。2、清末新政毕竟是封建王朝的自救性改革，严重受到封建思想的支配，因此又表现

　　出浓厚的封建性：第一、学制的指导思想仍是洋务教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延续，没有本质上

　　的突破；第二，从课程设置看，传统的中国经学教育内容仍占很大比重。读经讲经课，初等

　　小学堂占总课时的40％（还不算每天半小时的温经），高等小学堂占总课时的三分之一，加上与之密切相关的修身课，仍占40％。小学不设外语，也是要保证学生打下坚实的传统中学根基。中学堂的读经讲经和修身课也占总课时的三分之一。高等学堂政科（即文科），经学、伦理仍为必修课，艺科（即理科）也设有伦理课。

　　第三、各级各类学堂尽管无明确的等级限制，但进入大学堂附加稻种担保条件，无形中维护了教育的封建等级性；

　　第四、广大妇女被排斥在学校教育之外，章程中明确指出：“惟中国男女之辨甚谨，少年女子断不能令其结队入学，游行街市”，规定“女子只可于家庭教之”。不过在西方男女平权主张的影响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加上蒙养院的设立要求有受过教育的女性师资，所以女子入学受教育已是不可遏制。1907年，清政府正式批准设立女子小学堂和女子师范学堂。女子初小和高小的学制均比男子初小和高小少一年，课程也少一些，可见其地位仍低于男校，而且女校的防范制度措施极其严格，以保持“男女大防”的封建礼教。尽管如此，女校的设立，毕竟开创了中国女子教育发展的历程。

　　第五、从学制看，延续时间过长，总计30年之久，即使不算两端的蒙养院和通儒院，也有20年以上，这样长的学制一般人很难修完，体现的是逐级淘汰的封建选拔制。学制中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份量重，各有三级；而中等教育份量轻，只有一级，属于过渡性质而已，可见尚未摆脱封建传统的小学－大学的框架构建。

　　第六、从学校设置看，按地方行政级别规定办学级别，如初小由乡镇设立，高小由州县（及大镇）设立，中学由府（大州）设立，高等学校在省城设立，最高学府设在京城，同时鼓励私人办学（限于小学），也是套用了传统的办学体制。

　　第七、从学校管理看，保留旧学校每月朔日（初一）的祭孔、宣读《圣谕广训》的典礼，及月课、岁考、以学业成绩奖惩学生的各项制度。毕业考试由地方官会同学堂监督（校长）和教员主持，各类毕业生分别赋予相应的科举出身，如通儒院毕业生按翰林升

　　阶，大学本科毕业生作为进士出身，高等学堂毕业生作为举人出身，中学毕业生奖以（国子监）拔贡、优贡、岁贡，高小毕业生作为（府、州、县学）生员，即秀才出身。师范学堂和实业学堂比照同级普通学堂给予毕业生科举出身。（六）、“癸卯学制”的意义

　　1、从总体上看，各级各类教育的课程与教材，与中国古代相比有了明显的变化，相对而言，它更多地吸收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尤其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幼儿园——湖北幼稚园，仅仅从它的课程设置上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当时设置的科目有：行仪、训话、日语、手技、唱歌、游戏等。而对于高等学堂和大学堂的课程，也更多的采用了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力求更多的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寻求一种教育救国的道路。

　　2、不可抹杀的一点是，新学制的颁发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旧有的教育制度，其中最为直接的就是导致了1905年废除了在中国存在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

　　3、另外，新学制在教学方法上也进行了改革。比如对于蒙养教育，认为应该以“儿童最易通晓之事情,最所喜好之事物”为限，对于初等小学生，强调要“须尽其循循善诱之法,不易操切以伤其身体”，要求注重讲解，防止死记硬背，掌握灵活性；中学教学则要求“务须平正明显，切于实际，勿令学童苦其繁难；其详略深浅，视学生之年岁程度而定”。对于物理、化学、图画、地理、体操等课的教学，强调要注重实验或者实地练习。《章程》规定，中学堂应设“图书馆、器具室、药品室、标本室”，根据课程之需求“所用器具、标本、模型、图画等物，均宜全备，且须结合教授中学堂程度者”。这些思想显然是受到了西方实验和实证主义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为中国教育在教学方法以及设备的近代化上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4、新学制颁布前后，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随着新学堂的开办，也为中国培养了大批的、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和优秀的人才，极大地提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据统计，中国留日学生1896年仅为13人，1901年为274人，到1904年增加为2400人,1905年激增为8000人。而根据学部奏报的第一次教育统计表，1907年全国各省有各级各类学校37888所，学生1024988人，到1909年，全国学生人数已经达到626720人。随着这些学生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又极大地推动了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即使在偏远的乡村，也纷纷建立起新式的学堂。加大了对西方文化的传播。

　　5、此外，新学制的颁布，新式学堂的建立，也有力地影响着中国政局的发展。在西

　　方列强的步步进攻下，中国年轻的学生们，坚定的维护着祖国的尊严，愤怒声讨帝国主义的入侵。1903年4月29日，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500余人集会于锦辉馆，与会者愤怒声讨沙俄侵占东北的罪恶行径，并成立了拒俄义勇队，决心开赴东北，与沙俄侵略军决一死战。第二天，京师大学堂的师范生、仕学馆学生“鸣钟上课”，声讨沙俄侵略，并发表演讲，致电各省督抚和各省学堂联合起来共同斗争，号召“发大志愿，结大团体，为四万万之人请命”。1905年，京师大学堂爱国师生又搜集各种报刊资料，编印《广劝抵制美约说》一册，揭露美帝国主义迫害华工的事实，同时开列美国商品数百种，号召全国人民进行抵制美货斗争，这些都极大地打击了列强的侵略气焰，维护了中国人的尊严和中国的主权，也大大的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

　　6、在“新学制”中，清政府还大力提倡兴办军事院校，许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将领就出于这些学堂，这也为以后改变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打下了基础。在各种新学堂的创办过程中，革命党人趁机以兴办学堂为名，大力培养自己的实力。1905年9月，革命党人徐锡麟、陶成章等在浙江绍兴创办大通学堂，学校的学生生活完全军事化。1909年秋瑾出任监督，招收各处会党头目入学训练兵操，不少人加入了同盟会，成了革命的骨干。此外,贵州革命党人创办的寻常小学堂、乙已小学堂和光懿女子小学堂也是策划革命的秘密机关。还有安徽的旅湘公学（后改称安徽公学）、上海的健行公学、四川的永宁中学堂、济南的山左公学等都是由革命党人创办的学校，大量的具有近代军事知识和在革命思想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军人涌现了出来，而这些军人随着以后国家政治形式的发展也发挥了他们各自不同的作用，为中国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所以说这些学校也为辛亥革命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七）、“癸卯学制”的历史局限

　　1、半封建性、半殖民地性

　　张之洞本人就认为“西方学堂皆有宗教门，经书即中国之宗教也”，因此，“动学校不可废经书，中国虽贫弱而人心尚不至离散，以人诵经书，纲常名教礼仪廉耻之重浸灌人心，深固而不可摇动故也”，而“近来士气浮嚣，于其精意不加研求，专取其便于己私者，昌言无忌，以为煽惑人心之助，词锋所及伦理国政，任意抨弹……中国圣经贤传无理不包学堂之中，岂可舍四千年之实理，而鹜数万里外之空谈哉!”

　　在癸卯学制中强调“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

　　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癸卯学制”仅仅包括女子教育于家庭教育之中，学制宣称“中国男女之辩甚谨，少

　　年女子断不宜令其结队入学”①首先一点就是《新学制》带有明显的封建制度残留的色彩。张之洞本人就

　　认为“西方学堂皆有宗教门，经书即中国之宗教也”，因此，“动学校不可废经书，中国虽贫弱而人心尚不至离散，以人诵经书，纲常名教礼仪廉耻之重浸灌人心，深固而不可摇动故也”，而“近来士气浮嚣，于其精意不加研求，专取其便于己私者，昌言无忌，以为煽惑人心之助，词锋所及伦理国政，任意抨弹……中国圣经贤传无理不包学堂之中，岂可舍四千年之实理，而鹜数万里外之空谈哉!”。视新学中的激进行为和言论为洪水猛兽。认为在学生新思想中存在着有损于清政府的统治的言论。因此，在癸卯学制中强调“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针对当时已经出现的“近来少年躁妄之徒，妄谈民权自由种种”的现象，强调在蒙养院必须明白《孝经》、《四书》、《列女传》、《女诫》等书中“最切要而极明显者”，其他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以及高等学堂和大学堂授课中均有《讲经》一科，并把能否讲经作为选拔教员和评判学生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妇女在接受教育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恩格斯曾经说过“在每一个社会中妇女的解放程度，是一般解放的天然尺度”。妇女解放表现在许多方面，而其中受教育权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但是“癸卯学制”仅仅包括女子教育于家庭教育之中，学制宣称“中国男女之辩甚谨，少年女子断不宜令其结队入学”。因此，在新学制下，女子的教育权仍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企图以此来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伦理纲常。

　　②半殖民地性：在规定的课程中，加入了一些“西学”课程和实业教育的内容，虽然有适应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的一面，但却有相当数量的课程不切中国实际，客观上适应了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的需要。

　　2、生搬硬套日本的学制，有许多不合中国当时实际的地方。

　　如：经费问题、师资问题、学制冗长等。“新学制”的出台，很大程度是受到了日本1900年颁布的学制的影响，可

　　以说是日本学制的一个翻版。早在1896年姚锡光就对日本的学制有了切实的考

　　察，并对一些特殊学校的设立做了说明。1901年，清政府又派罗振玉赴日本考察学务，

　　在此期间，罗振玉参观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各级各类学校，并会见了嘉纳治王郎等日本著

　　名教育家，搜集了有关日本学校教育制度的各种章程和统计数字，这些资料又转呈给了张

　　之洞，而张又是新学制的主要制定者。但是我们说，这种盲目的模仿也造成了许多落后的

　　和不适应的现象。因此，何启早在他的《新学制篇辩》中就说:“（张之洞的）《学

　　制》篇历叙东西洋之教法、学法，谓宜取以为式，是正方学之当然，可勿置辩，然泰西之

　　各大国，学费每年常一、二万万或二、三万万元，其民籍之数仅中国十之一耳。移其制于

　　中国，则中国每年学费宜在十余万元之数。泰西之费，其中虽薄有官款，然官款无非出之

　　自民。今观中国政令，果能使其民出此重资否?即使出以极廉，省其几倍，亦须数万万

　　元”。A这就提出了在新学制实行中一个最现实、

　　最直接的问题一一经费问

　　题。此时腐朽的清政府在屡屡割地赔款，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连外债都还不清，何处拿来

　　这么一大笔巨款去支持新学制的实施呢？因此“新学制”最终实施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就如“犹不树林木而望隆栋，不作陂池而望巨鱼也”。更不用说“乡僻愚民，一闻学堂之

　　名，即视之如蛇蝎，然愚民之性质，未有不知惜费者”。B不仅仅是经费不足，在新学制

　　下培养的人才也存在极大的问题，因为许多教员是从科举制中过来的，学校教员不足时，

　　一些学校就聘请这些稍微懂得西方文化知识的人，这些长期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

　　儒生，很多是“挂羊头卖狗肉”，因此他们所培养出来的学生的素质就值得我们质疑了。

　　C对日本学制模仿的另一个弊端就是学制太长，如果一个人七岁入学到通儒院读完，一共

　　需要26年的时间，标准毕业年龄到32岁，更何况有许多人不能那么早入学呢，在腐朽的

　　清王朝统治之下，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四十多岁，仅仅是上学时间就占去了他几乎人生

　　一半的时间，这样一来，就不能很好的发挥一个人的作用，社会的发展就受到了学制的限

　　制，这也是它的弊端之一。

　　（八）、“癸卯学制”的补充与修正

　　1、设女学

　　1907年，学部颁发《女子小学堂章程》，开放了女子初等教育，但女子初小和高小各比男子少1年，仍然不平等。由于女校必须由女教师任教，于是同时又颁发了《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校不仅单独设立，而且管理是高度的封闭式，男性只能担任外勤工作人员，年龄须在50岁以上，在校外选址办公，非确有必要不得入校。

　　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实施中的问题，癸卯学制颁布后又作过一些补充和修正，影响最大

　　的一点是在学制中开放了“女禁”。《奏定学堂章程》对女学的限制不得人心，振兴女学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慈禧太后也不得不正视这一事实，1906年2月面谕学部，振兴女学。1907年，学部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子小学堂章程》，开放了女子初等教育，但女子初小和高小各比男子少1年，仍然不平等。由于女校必须由女教师任教，于是同时又颁发了《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校不仅单独设立，而且管理是高度的封闭式，男性只能担任外勤工作人员，年龄须在50岁以上，在校外选址办公，非确有必要不得入校。虽离全面开放女子学校教育相差甚远，但这是我国女子教育在学制上取得合法地位的开始。

　　2、颁布《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视实际情况，完全科可删课程，简易科可缩短年限。3、1909年实行中学文实分科。

　　第二节废除科举制度

　　一、1905年清政府下令：“自丙午（1906）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

　　考试亦即停止。”

　　标志着自隋朝起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完全

　　停止。

　　科举制的废除,解除了束缚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身上的一条枷锁,中国的人才选拔制

　　度日益与西方接轨。这也是对几千年来封建制度和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的一

　　大冲击,更大范围的扩充了人才的培养,改变了人们的知识结构,中华民族在人的现代化上

　　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期以后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日益强化的产物，它的基

　　本特征就是通过统一考试的方式来选拔官员后备队伍。科举实际上是传统教育的“指挥

　　棒”，当近代中国教育发生根本性变革时，它与旧的科举制度的矛盾必然激化。一方面，在深刻的民族危机和清王朝统治危机下，专攻儒家经史之学、靠考八股文由科举出身的旧式士大夫官僚毫无应付能力；另一方面，新式学校虽然培养出一批有实学的人才，但旧的

　　科举制度仍是八股文取士，新学人才不能与科举接轨，就没有作官的“正途”出身，必然损伤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也限制了新式学校的发展，所以，科举制度成为教育改革的一个主要障碍。然而，科举既是国家选拔官员的主要来源，又是知识分子获取功名富贵的基本途径，关系到切身利益之所在，要作变革难度极大。

　　二、1905年奏折：“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民

　　间更相率观望，私立学校者绝少，又段非公家财力所能普及，学堂绝无大兴之望”。“科

　　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难矣。故欲补救时

　　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

　　科举废除，意味着由封建王朝扶植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教育体系的彻底崩溃,旧式

　　学校或消亡、或改制。而对新兴的近代教育事业来说，则意味着消除了最大的障碍，各地

　　纷纷开始兴学。小学主要是利用原来的书院、义学和私塾改建。直隶（河北省）早在1901

　　年就下令将所有义学改为小学。京师将原有的八旗学校全部改为八旗高等小学堂，并相应

　　配备设置初等小学堂，保证了八旗子弟率先普及初等教育。并进行了私塾改良，将私塾分

　　等级改为简易小学、初等和高等小学堂。学部于1909年开始向全国推广。

　　除官方兴学外，私人办学也很踊跃。1898年经元善创办经正女学，是国人办的最早

　　女校之一。1898年严修聘请张伯苓在天津办学，发展成为后来著名的南开学校。张謇是

　　1895年科举状元，他放弃仕途而致力于办实业、兴教育。他于1902年创办的南通师范学

　　堂，是中国最早独立设置的师范学校。到

　　1909年，

　　全国学校总数52000多所，比1903年增加73倍，在校学生总数156.2万人，比

　　1902年增加225倍。六七年内发展到如此规模，可以说是相当巨大的成就了。

　　第三节改革教育行政体制

　　癸卯学制颁布后，涉及全国范围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规模大，层次多，操作复杂，加上科举的废除导致“指挥棒”效能的消失，因此迫切需要设立相应的政府机构来管理这一庞大的学校体系，清末教育行政体制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建立起来的。

　　1905年在中央建立学部，作为统辖全国教育的行政机构。1906年在各省建立提学使司，在府、厅、州县设立劝学所专管各地方教育事务。从而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统一的教育行政系统。一、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

　　清政府在1901年酝酿制订新学制时，就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运作，但无机构。学制颁布时，又根据张之洞等人的建议，更名为总理学务大臣“以统全国学务”，下设专门、普通、实业、审订、游学、会计六处，只能算是临时设立的简单机构。为保证学

　　制颁布后兴学政策的落实，1904年《学务纲要》规定专设总理学务大臣。1905年12

　　月，清廷批准成立学部，作为统辖全国教育的中央教育行政机关。学部内分为五司，即总

　　务司、专门司、普通司、实业司、会计司，设视学官专任巡视京外学务。学部的正式官员

　　编制为

　　40人。学部的直

　　属单位还有编译图书局、京师督学局、学制调查局、教育研究所、高等教育会议所。原国

　　子监归并学部，教官一并裁撤，监生另行安排，只保留监丞一员负责孔庙管理及祭祀的有

　　关职能。1909年又颁布了《视学官章程》，规定不再设专门的视学官，而以部中人员和

　　直辖学堂管理人员充任，并将全国划为十二个视学区，每区二至三省，每三年为一视学周

　　期。

　　二、地方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学制颁布时，张之洞等人建议设立学务大臣的同时也建议各

　　省建立学务处，但只有直隶和湖北响应。科举废除后，原各省学政的主要职能不复存在。

　　1906年4月，清政府根据学部奏请，决定各省裁撤学政，改设提学使司，统辖全省学

　　务。提学使司的办公机构称学务公所，置议长一人、议绅四人，协助提学使参赞学务，并

　　接受督抚咨询。学务公所下设总务、专门、普通、实业、图书、会计六课，各课设正副课

　　长各一人，课员一至三人。整个提学使司的编制不过二三十人。

　　1906年5月，学部奏定，在各厅、州、县建立劝学所，管辖本地学务。设视学一

　　人，由省提学使委派曾出洋留学或曾习师范者担任，地方官监督办理学务。采取划分学区

　　的方式，以城关为中区，次第扩展到四方乡镇村坊，约三四千家划为一区。视学兼任学区

　　总董，每区设劝学员一人，由地方官委派品行端正、留心学务者担任。各村推举学董，负责就地筹集款项，按学部规定的程式

　　办学。至此，从中央到基层的教育行政体制遂告建立。

　　国子监位于北京安定门内国子监街（原名成贤街），是我国元、明、清三代国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和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建于元朝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

　　辟雍是国子监的中心建筑，是北京“六大宫殿”之一。辟雍古制曰“天子之学”。国子监辟雍建于清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是我国现存唯一的古代“学堂”，是皇帝临雍讲学的场所。其建筑风格独特，为重檐黄琉璃瓦攒尖顶的方型殿宇。外圆内方，环以园池碧水，四座石桥能达辟雍四门。构成“辟雍泮水”之制，以喻天地方圆，传流教化之意。殿内为窿彩绘天花顶，设置龙椅、龙屏等皇家器具，以供皇帝“临雍”讲学之用。

　　一、《奏定学堂章程》“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沦其智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以仰付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这是中国近代最早规定的教育宗旨。

　　二、1906年学部颁布了“忠君”、“尊孔”、“尚公”、“尚实”、“尚武”的教育宗旨。五条之核心为“忠君”。

　　“尚公”、“尚实”、“尚武”1、针对中国之弊端：“私、弱、虚”2、尚公：爱国如家、视人如己3、尚实：学以致用，培养可农可工可商之才，下益民生、上裨国计。4、尚武：养成守纪律、养威重、刚健耐苦的体格。5、与《奏定学堂章程》立学宗旨一样，典型的中体西用。

　　在我国，1902年以前，并没有确定的全国统一的教育目的。梁启超在1902年所发表的《论教育当定宗旨》一文，首先提出了制定和贯彻全国一体的教育宗旨的必要性。在改革封建教育，建立新教育制度的潮流的推动下，清朝政府开始以国家的名义制定和颁布教育目的，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由国家制定的教育目的当始于1904年的《奏定学堂章程》。该章程规定：“至于立学宗旨，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者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付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这一教育目的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由国家确定和实施的教育目的。它很明显地反映了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中体西用”的方针，中学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西学以西方近代科学的知识和艺能为主，以造就国家所需要的各适实用的通才为目的。

　　1906年3月，学部针对民权思想的流行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拟订“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教育宗旨，经奏请朝廷认定，宣示天下。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正式宣布的教育宗旨。宗旨的前两条为“中国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发明以距异说者”，强调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和儒家礼教，体现封建教育的根本性质。后三条则是“中国民质之所最缺，而亟宜铖砭以图振起者”，分别与德育、体育和智育对应，但出发点都是国家本位的。“尚公”强调国家利益和公民道德，“尚武”的目的是强兵，“尚实”的目的是使国家富强。至于对个人品质健全发展及个人生活改善的需求，这个教育宗旨根本就

　　没有顾及到，这也是中国传统封建教育的基本特点所在。同年颁布的“上谕”也明白规定：“学堂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培养通才，首

　　重德育；并以忠君、尊孔、尚武、尚实诸端定其趋向。”这些教育目的，充分体现了清末统治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精神，反映了清末政治经济对教育的要求。

　　本章小结

　　20世纪的最初十年，也是清王朝统治的最后十年，是中国教育由绵延数千年的古代传统教育被近代教育所取代的时期。尽管这个时期过于姗姗来迟，而且仍然保留了封建教育的许多阵地，但是毕竟建立起近代学制和教育行政体制，新的课程、教学和管理制度，从而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地位。不过，封建专制的清王朝不可能使教育全面走向近代化，这一过程要到后来的民国时期才最终完成。

篇十六：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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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析近年清末“新政”教育改革研究

　　作者：李奕欣来源：《科学导报·学术》2019年第07期

　　摘要：清末“新政”中的教育改革始于1903年，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革新。近年来，随着教育受到日益广泛的关注，有关“新政”时期教育改革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学界对“新政”教育的认识也不断丰富加深。本文主要对近年来关于“新政”教育的研究进行简要的概括综述。

　　关键词：清末“新政”；教育改革；新式学堂

　　清末“新政”，是清政府为了挽救统治危机，顺应民众呼声进行的一场自救改革运动。于1901年开始，“新政”的开展，同时也是为了清政府“立宪”做准备。“新政”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而教育作为文化中的重要部分，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1903年，《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的正式颁布，拉开了“新政”教育改革的序幕。

　　一、“新政”教育改革之背景研究

　　“新政”研究主要是集中考察其时代背景，当时中国之外交状况，新式教育推行的状况，及特点、影响等。“新政”开展的背景，多数观点认为主要是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签订的《辛丑条约》，引起国民要求改革的强烈要求，统治者的危机感，以及帝国主义对华策略的改变。总之，晚清时期的教育改革中，强烈体现着教育救国性质[1]77。在近几年的研究中，学者对“新政”教育背景及特点的研究较少，观点也趋向一致，他们主要对教育改革的内容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

　　二、“新政”教育改革的内容研究

　　在其改革内容上则主要是集中于教育改革的方针上：废除科举；派遣留学生；兴办新式学堂。废除科举制，是中国教育的重大转折点，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的近代教育的开展减轻了阻力。对科举制的废除的研究，历来是研究“新政”的学者的重点，这一政策，对人们的传统观念带来了冲击，“科举选官制度的终结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巨大转变，人们在职业选择上出现了多元化的倾向”[2]71。知识分子不再以“为官”作为终身奋斗目标，有的转行成为商人等。教育开始独立于政治，形成了多样化的教育局面，为普及大众教育奠定了基础。

　　清末派遣留学生，是清末官方对外开放的一大显著体现。学者历来对清末留学的研究也相对较为细致，主要侧重于清政府派遣留学生的规模，对留学过来学生对中国近代发展的影响等。陈学恂与田正平编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留学教育》[3]对当时的留学资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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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详细的整理，整本资料对“新政”时期，派遣的留学生的有详细的记录，包括政府对留学生的管理等。

　　而对新式学堂的研究，近几年来取得较大的关注。综合多方资料文献，新式学堂的创办开启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大门，对近代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学者张小莉在其著作《清末“新政”时期文化政策》中，对新式学堂的经费研究作了较为充分的论述，提出经费主要源于政府资金（包括筹资与拨款）；庙产兴学；社会捐助等[4]。在曹颜如的《晚清新式学堂教育经费筹集问题研究》硕士论文中[5]15-23，还提出了经费来源包括学生缴费。学堂开展实际开展的情况在今年来多有研究。在新式学堂的办学模式上，主要采用的是管绅结合的办学模式，以官办学校作为模范，鼓励地方绅士广设学堂。《中国剑桥晚清史》中也提及广大绅士开办学校的事迹。[6]37“……促使清政府在兴办新式教育中采取官绅合办的办学模式是基于国家财力不足的现实考虑，除此之外，则离不开传统教育的影响。相对于财政不足的有意识选择，传统教育对新教育兴办初期办学模式的采用，其影响则是潜在的。[7]61”显然，清政府办学模式的形成仍然是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由于新式学堂的创办，不仅仅是教育近代化的改革，同时还伴随着近代女子教育的普及。由于新式学堂需要大量的教师，清政府相应地开办了师范学校，尤其是女子师范学校。这不仅适应了“新政”教育改革，也适应了当时救亡图存的时代需要[8]91。至此，中国教育打破了传统的男性教育体系，女性在教育方面的权利得到保证。在教师培养方面，师范学校的创立实属首举。师范教育在当时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体系，尤其建立了免费师范生的学费制度，对当时的师资数量能够起到稳定的作用。通过奖惩制度，提高师范生的忧患意识与竞争意识，保证师范生的质量[9]30-31。

　　三、“新政”教育改革评价的研究

　　近年来，学者对“新政”教育改革的研究主要是关注于其对中国近代教育的促进作用，对其封建落后性，不作多的论述。黄加文、曾绍东在《论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及影响》谈到在其本身封建落后的性质下，“新政”的教育改革为近代教育的发展扫清了重要的障碍，培养了新式人才[10]22-23。孙佳梅，李跃利的《浅论清末新政中的教育改革》中，对“新政”的落后性作了较为具体的分析。“虽然具有一定的历史主动性，但就其主观动机来讲，清政府并非想真心变革，就其阶级本质来看，也根本不可能进行彻底的变革，因此新政也改变不了其灭亡的历史命运”[11]82。

　　总体上而言，近年来对“新政”教育改革的研究更加深入，尤其是对新式学堂的研究涉及面广，研究层次深。包括新式学堂的职业化，师范学堂的研究，以及地方学堂的办学状况，这些都证明了“新政”改革对中国近代教育的积极影响。

　　参考文献：

　　[1]季云飞.试论清末教育改革的特点[J].学术月刊，1999，（3）.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

　　[2]柳德军.“科举废、革命兴”：论清末新政中的革命因子[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2，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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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张小莉.《清末“新政”时期文化政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5]曹颜如.《晚清新式学堂教育经费筹集问题研究》[D].河北：河北师范大学，2007.

　　[6][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篇十七：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措施

P>　　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及启示

　　摘要：20世纪初期，随着义和团的排外运动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大举侵略，清朝统治者深感政权统治的危机，被迫宣布实行新政，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方面自上而下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开始了为期十年的清末新政。其中教育改革是清末新政中最富有积极意义的一项内容，清政府在教育改革中废除了科举制,兴办了大量的新式学堂,颁布了新的学制,健全了教育行政机构,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对后来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清末的教育改革并没有脱离”中体西用”的原则,并且改革滞缓,当然也没有挽救其灭亡的命运。

　　关键词：清末新政教育改革现代启示一、清末教育新政实施的背景

　　1.王朝统治危机加深。这是清王朝实行新政的根本原因。义和团的排外行动以及其后的八国联军侵华，使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王朝深感统治危机，被迫实行新政。清政府实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使教育能够跟上时代步伐，对内满足国民对新式教育的需求、缓和阶级矛盾，对外希望培育新式人才以维护帝国的封建统治。

　　2.戊戌变法的影响。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光绪帝的支持下制定了一系列法令，教育领域改革的内容包括改革科举制、设立京师大学堂、各地广开新学堂等。戊戌变法虽然持续时间比较短，但其教育改革在社会中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各种学堂的建立大大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思想意识。这一时期的教育改革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为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既提供了理论上的借鉴又为其提供了实践上的借鉴，为晚清新政的教育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日本教育改革成功的影响。日本明治维新实行教育改革之后，日本近代教育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日本建立了完善的资产阶级教育体系，日本教育近代化迅速发展，并挤入世界一流国家之列。中国与日本同处东亚，国情相似，文化相似，日本教育改革的成功成为清末新政教育改革的范本和重要借鉴，晚清统治者便以日本学制为蓝本制定了壬寅癸卯学制。日本教育改革成功的经验，对晚清教育改革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二、清末教育改革的内容

　　1.制定壬寅癸卯学制。中国近代以来，各种新式学校在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先后建立起来，但是由于缺乏一个系统体系的指导，各自之间相互独立、互不衔接、各自为政，因此，建立一个系统的学制体系成为教育改革面临的重要问题。1902年，学务大臣张百熙拟定了一系列的学校章程，统称为《钦定学堂章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颁布的适用于全国的法定学制系统。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得以实施。1903年，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在“壬寅学制”的基础上重新拟定了学制系统文件，并于1904年1月公布，统称《奏定学堂章程》，并由清政府颁布实施。

　　2.废科举与兴学堂。20世纪初，传统科举制下的人才培养与选拔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甚至成为新式学校发展的阻碍，科举制的废除就水到渠成了。首先，清政府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更具现实意义的政治、外交、法律、机械等内容出现在科举考试中；其次，清政府逐步缩减科举取士的名额，这是为改革科举并最终废除科举制度所做的程序准备；最后，1905年9月2日，光绪帝上谕：“著即丙午科为使，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自此，在中国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正式废除，促进了中国近代新式学校的建立和发展。

　　3.建立教育行政机构。1905年12月，清政府正式决定设立学部，专管全国教育，将国子监裁撤并入学部。从此，适应新教育发展的教育行政机关不仅独立运行，也标志着中国教育管理制度开始走上近代化的道路。

　　4.颁布教育宗旨。1906年4月，学部奏请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教育宗旨，第一次以政府法令的形式将教育宗旨确定下来。这一教育宗旨的颁布，加强了对各级各类教育的导向作用，规范了教育领域各项内容的发展。三、清末教育改革的启示

　　1.要处理好外来文化和本国文化的关系。借鉴他人的优秀成果是好的，能够弥补自身不足的一面，但必须处理好外来文化与本国文化的关系，死搬硬套只会导致本国教育表象的发展，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进步。

　　2.教育改革必须在思想层面有深层次的认识。在当时，西方的教育理念相比于传统的教育理念是进步的，所以必须向西方学习，弥补自身的不足；而当今中国的教育改革必须有自己的教育定位，即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来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在此基础上变革教育中不适应时代的地方，才能真正促进教育的发展和进步。参考文献[1]曲铁华新编中国教育史[M].吉林,东北师范大学,2011。[2]曲铁华中国教育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3]张瑞璠王承绪中外教育比较史纲（古代卷）[M].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4]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下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5]郑丽琴清末新政教育改革评价及其现代启示[J].科教文汇,2009,11。[6]孙佳梅浅论清末新政中的教育改革[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7]黄加文论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及其影响[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

篇十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措施

P>　　略论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

　　摘要：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影响较大的要数教育改革。清末新政教育改革是清政府当时迫于内外压力而不得不进行的；而在改革的深度和力度上，虽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随着教育改革的实施，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促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关键词：清末新政；教育改革；教育近代化

　　1.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背景

　　2.1政治背景

　　清末时期封建统治处于没落期，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再加上西方列强侵略的步步深入，迫使清政府为了挽救其统治而不得不进行了新政改革。八国联军侵华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民族危亡就在旦夕之间。作为当时最高统治者的慈禧，经过八国联军之战，也是自身难保，甚至再次上演了清王朝最高统治者出逃的一幕。慈禧为了不让大权完全落入他人之手，继续取得帝国主义的扶植，并安抚统治阶级内部各派系和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及欺骗人民，慈禧在逃亡西安期间便发布了“罪己诏”和“改革”的谕旨。其自身亲自举起了改革大旗。除此之外，统治阶级内部的政治力量的变化也为新政改革提供了内部助动力，主要体现在改革派地位的上升和顽固派的失势。这一变化是在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帝国主义在允诺保留慈禧太后的地位的条件下胁迫清政府发生的。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迫于帝国主义“惩凶”要求，清廷处罚了一批王公大臣和官绅，顽固派此次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至此，改革派在清统治集团内部取得了优势,这无疑为新政改革的进行减少了不少阻力。而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也愈加深入。《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各国的军队虽陆续从华撤走，但沙俄的大军依然盘踞在我国的东北，妄想实现把我国东北变成“黄俄罗斯”的野心，这与日本夺取我国东北的侵略政策发生了严重冲突。此时，帝国主义对华政策也发生了改变，帝国主义在出兵镇压义和团时,由于列强之间的矛盾放弃了原定的瓜分中国的政策。同时各列强也认识到在中国实施瓜分政策可行性不强，从而改行为“以华治华”的“保全主义”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清政府有余力来顾及内政，同时列强为了实现“以华治华”，不但要在中国消除“仇洋”情绪,还要扶植一个能控制中国的有效能的政权,并且还需在中国建立一个在外交和经济及政治乃至思想文化与它们的侵略要求相协调的体制。至此，帝国主义列强在胁迫清廷“惩凶”来打击“仇洋”势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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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又要求它立即实行较大的改革。最终清政府迫于内忧外患所带来的压力而进行了新政改革。

　　2.2社会背景

　　在清末新政前，洋务运动已经打破了旧式教育的坚冰。“根据现有材料统计，从1862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广方言馆培养

　　外语翻译人才，到1894年在烟台创办烟台海军学堂，30多年间，洋务派共创办了新式学堂24所”1虽然由于当时旧式教育制度的根深蒂固以及经费和师资的缺乏，培养的学生数量有限，但是毕竟也打破了只能培养思想僵化，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人才的科举考试一统天下的局面，培养出了一些近代军事科技人才和知识分子，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开通了风气，这对于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未免不是一次有益的试验；与此同时，当时的留学教育特别是其培养的留学人才所取得的突出成绩（如严复，詹天佑等）对于清末新政中的留学教育的倡导起到了必不可少的示范作用；除此之外，维新派对于教育改革的主张为清末新政教育改革中的学制改革也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蓝图。

　　3.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时期教育改革内容的比较

　　清末时期，当时清政府迫于舆论的压力和对新型人才的急需在教育方面做了一些有益地改革。其主要内容为学习西方的教育制度,废科举、兴学堂和派遣留学以及创制新学制等。

　　3.1教育理念的变更

　　“自明至今，行之已有五百余年。文胜而实衰。法久而弊起。主司取便以藏拙，举子因陋以侥幸，遂有三场实止一场之弊。所解者，高头讲章之理，所读者，坊选程墨之文，于本经之义、先儒之说，概乎未有所知。”2从张之洞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科举制度的弊端。晚清时期国家面临着剧烈的社会变动和严重的民族危机，对经济和军事以及技术等多样化人才非常急需，而科举制所培养出的只知埋首故纸堆，满口之乎者也的人才显然已经不能满足社会所需。因而废除科举制也就成为当时的一种共识，这也算得上在教育理念上的一个重大的转变。在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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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侃,李时岳等.中国近代史1840—1919第四版[M].北京:中华书局,2010:156.璩鑫圭，童富勇.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教育思想[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625.孙佳梅,李跃利.浅论清末新政中的教育改革[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2

　　年，清政府颁布了改革科举制度的上谕，在第二年便废除了八股文，改试策论，同时还下旨废除了武举，从此八股文退出了历史舞台。社会急需多样化的人才来服务社会，那么这就又促使了兴办新式学堂共识的达成。新式学堂的建立在清朝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时期，到清末庚子之变以后，“育学兴才，实为当今急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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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1901年，慈禧太后在西安发布了兴学诏书，命令各省和府及州县都兴办

　　学堂，府设中学堂，县设小学堂。据当时的学部统计，“1904年全国学堂总数为4222所，学生92169人;1909年学堂总数猛增为52346所，学生达156.027万人。”4这些新式的学堂较之传统的学校教育有着自身明显的特点。在新式学堂中，开设了大量的西学课程，这不但促进了科学知识的传播和普及还促使了学生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的转变。

　　3.2教育体制的改革

　　教育体制改革在教育改革中占有重要地位，教育体制的变动牵扯着教育机构体系和教育规范体系的变动。为了适应教育发展的需要，清末时期教育体制方面进行了相应地变动。3.2.1清末新政时期近代学制的初步建立新式教育体制开始于1902年张百熙制订的《钦定学堂章程》。它不仅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的目标和修业年限以及入学条件和课程设置而且还明确了它们之间互相衔接的关系。这一章程正式公布后虽然并没有付诸实施,但也为后来的“癸卯学制”的制订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在1903年(癸卯年),由张百熙、张之洞等拟订了“癸卯学制”,此学制通过法令正式公布并在全国推行，不但是清末第二次颁行的学校系统文件，还是清末民初新式教育体制的主要依据，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新学制的宗旨明确指出：“以忠孝为根本，以中国经史文学为基础，使得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知识，练其艺能，等到他日成才，各适实用”5“癸卯学制”是中国封建传统教育学校的结束,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开始的标志，也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实施了的学制。这一学制带有明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封建性课程在课程设置中占较大比重，如在初等、中等学堂占三分之二以上,初等小学堂的读经课每周竞多达12小时；

　　李侃,等.中国近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4:214.

　　5

　　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186.3

　　虽然如此,学制还是规定了各级各类学堂开设一定数量的西学课程,这使得学生的知识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该学制所规定的学习期也较往常的要长,达29至30年。除此之外，该学制还比以往的学制在教育系统方面设置得更为周密和完备,实业学堂和师范学堂自成系统。这促成了中国近代学制的基本模式的形成，对以后学制的组织形式有重要的影响。

　　4.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影响

　　清末新政时期教育改革无论是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还是当时的社会文化、教育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中国教育近代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4.1对社会转型的影响

　　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对于当时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较突出的体现有两个方面：一是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催生了一批的新型知识分子，这就在思想上埋下帝制灭亡的种子。清末新政时的教育改革不但废除了旧式教育体系，还建立了新式教育体系，从而使得西学的传播得以合法化和普及化。清政府颁布新学制后，在清政府的鼓励和各地兴学舆论的鼓吹下全国各地都出现办学热潮，这就大大推动了新式教育的发展。虽然当时的新式教育还处于起步阶段，还带有强烈的封建落后性，但是新式学堂毕竟不同于旧式的书院和私塾，增添了为旧式教育所不能容纳的一些新东西。比如像外语、数学和理化以及法学等西学课程的设置。这就开阔了学子们的眼界,并且缓慢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像法律和政治等一些社会学科在学堂的讲授则必然会引起学生们对封建专制的怀疑和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向往。除以上所述，一些留日学生归国后到新式学堂任教，其积极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和文化思想，这就使得新式学堂的学生思想发生改变。至此，在这些学堂中开始成长出一批新式知识分子。这批新式的知识分子在学堂中所学的课程大多是西学重于中学，科学重于经学。且不说他们的政治理想如何，但对于丧权辱国和腐朽无能的清廷统治大多是深恶痛绝，因而他们的思想都便汇成为推翻清廷革命主流。他们逐渐认识到变革是改造社会的必要途径甚至是推翻现有帝制制度。二是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也对帝制的存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始于20世纪初的教育改革，废除旧式教育体系，建立了近代教育的初步体系。积极发展的新式学堂吸引了较多的适龄青少年,甚至包括一些士大夫。由于这些新的现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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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新旧“士”的力量对比在彼消此长中迅速发展。同时，新式学堂组成的实业学校刺激了民族资本的发展，反过来又刺激了学生在实业学校继续学习。至1909年,全国实业学校在校生达16700余人。据有关资料统计，1907年在湖北各类实业学校肄业的旧式士大夫约1000多人。实业学校的普遍兴办使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一定的较为先进的机械化生产技能和现代化的经营管理方法。学生在实业学校接受的是与私塾书院完全不同的教育，其接受的知识结构、文化素养、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时期旧式士大夫的择业观也出现新的动向,从事工商和金融以及交通等实业的人迅速增多。“以浙江为例,1910年旧式士大夫的流向就与以前大不相同,士大夫从事实业者占近28%。随着近代教育、新闻出版和科学以及工商等各种事业的兴起，读书人突破了传统的私塾传经的职业发展道路,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人才不再全部以为官为一生之任，而是出现了许多专业学者或学问研究专家，读书人的价值取向开始向多元化发展。”6绅与商的互相渗透和转化，表明绅士的社会阶层和其内在的凝聚力已经裂散，从而使传统士子走向自然消亡,官民联系稀疏甚至脱节,传统社会的阶级结构开始瓦解。这些充分表明这次教育改革极大地动摇了传统封建社会秩序赖以存在的教育基础，加速了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

　　4.2对教育转型的影响

　　清末新政时期为实现教育制度的近代化,在教育领域颁布了许多重要法令,其中重要的有1901年的“兴学诏”和1902年的“钦定学堂章程”以及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除此之外，还有1905年的“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诏”等。从这些章程内容来看就不难发现其主要讲述的是向西方教育制度学习的内容,都是以西方教育体制为根据，详陈利弊。科举的废除，新学制的实施就是这一特点的体现。新学制的实施,扫除了近代学堂的兴起障碍,从而迎来了中国教育史上繁荣的景象。同时，为了满足社会需要,新学制又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办学逐渐向纵深发展。随着教育的大发展,新的教学内容也大量引进。中小学堂增加了外国语和理化以及体操和乐歌等课程；大学堂所授内容也有所改变，其大部分为近代科学和部分的汉化学科。至此，在清末时期初步形成了我国近代学科体系的基础。在清末教育改革时期为了弥补新教材的不足,各地又翻译大量西方著作与之相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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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玉青.清末教育改革与帝制危机[D].贵州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5

　　应。在教学方法上也做了一些改变，当时普遍采用的是近代教学法和班级授课制。从清末新政开始到辛亥革命的爆发,经过十余年的教育改革,一套完整的近代教育体制初步建立起来了。虽然清政府实行教育改革的目的是维护其自身统治,企图用“西学”来挽救走向没落的封建统治,并不是心甘情愿地向近代化迈进。但清政府对教育改革的积极实践和探索,在客观上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并且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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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篇十九：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措施

P>　　尽管清末的新政改革是清朝统治者为维护其封建统治而采取的应急之举由于其体制的滞后性与政策改革的先进性的矛盾而失败但新政废科举兴学堂改学制立学部等教育行政体制的建立与教育结构的调整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直接加速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举措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最大

　　论清末预备立宪中的教育改革

　　摘要：清政府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目的，企图用”西学”来挽救封建制度的崩溃，并非心甘情愿地向近代化迈进。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出，清政府的这场假维新中确实蕴含了一些真正改革的举措，是对教育改革的积极实践和探索，客观上顺应了历史潮流，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清末教育改革在中国教育史上地位特殊，是清末新政时期最富有积极意义而又有极大社会影响的内容，虽然它并没有改变清王朝覆灭的命运，可是它废除了统治中国达千年之久的科举制，制定了新的学制，建立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这些措施都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近代教育制度终于开始在中国确立并推广开来。关键词：教育改革废除科举历史评价

　　晚清时期，中国处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急剧变革中，只有顺应世界潮流，主动迎接世界挑战，才能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清政府为了维护自身的封建统治而决定施行“新政”，而清末预备立宪中的教育改革在中国教育史上地位特殊，是清末新政时期最富有积极意义而又有极大社会影响的内容。一、实行教育改革的背景及原因（一）国际环境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以合法形式侵入，中国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帝国主义列强殖民侵略日益加紧，世界范围内近代化潮流汹涌澎湃，资本主义先进的科技、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文化教育与中国社会内部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因素相结合，不断促进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轨。随着中西文化的不断交融和冲突，中国的传统教育日益显露出其弊端。中国要求得生存和独立，必须走向世界，引进西学，实现教育的近代化。（二）国内形势历经千余年，居于封建教育制度核心地位的科举制度沿用到清末，已腐朽至极，考场舞弊成风，行贿、受贿司空见惯，已无法实现选拔、输送人才的功能了。进入20世纪后，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士子对近代工业文明所需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一无所知，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只能茫然以对，不知所措。加上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十分迫切，全国对教育改革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这表明，封建教育制度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非变不可。二、教育改革的内容教育改革在中国教育史上地位特殊，被称为“晚清新政中最富有积极意义而

　　有极大社会影响的内容”。（一）废除科举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延续时间最长、影响作用最大的一种考试制度和选官制度。它始于隋朝，完备于唐宋，衰落于明清。在清末新政初期，改革科举制度的方法是渐进式的。1901年和1902年初湖广总督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向清政府呈交的“江汉三奏”的改革建议中，主张通过“变通”的方式来改革科举制度。1901年，清政府下令从1902年开始，文科乡试、会试均试策论，不准用八股程式。1903年，袁世凯、张之洞遂上奏废除科举，其中说：“其患之深切著明，足以为学校阻碍之者，实莫甚于科举……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世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1905年，袁世凯、张之洞、周馥、岑春煊、端方联名上奏，要求彻底废除科举。在这样的社会舆论压力下，清政府批准了这个建议。1905年8月，清廷下令“著即自丙午科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至此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完全被废止。（二）创办新学堂经历了庚子之变后，培养新时代所需要的人才成为近代中国改革的重心之一。而新型人才是旧教育制度培养不出来的，这就需要创办新学堂。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学制的诞生，促进了兴办学堂事业的大发展。科举制的废除断绝了读书人科举致仕大的道路，于是旧式士子纷纷转到新式学堂这条道路上来，更加刺激了新式教育的发展和新式学堂的建立，为新式教育体系和新式人才体系的建立扫清了障碍。而且为了适应社会需要，新学制得到不断完善，办学逐渐向纵深发展，从恢复、扩建京师大学堂开始，各省先后创办了高等学堂、中学堂和小学堂，以及各种职业教育和女子教育，少数民族教育，军事教育，法政教育、成人补习教育等，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一股兴办新式教育的热潮。尽管各学堂的开办不尽人意，但中国高等教育却从学制上初具规模，并带动了各州县中小学堂的普及。以此为发端，始于唐末、延续千年并与科举制度有着紧密联系的书院制度被学校制度所取代。（三）鼓励出国留学在废科举、兴学堂的同时，清政府采纳了刘坤一、张之洞等人提出的“多派士人出洋游学”的主张，大力发展留学教育。1901年，清政府下令各省选派学生出国留学，鼓励自费留学，学成归国后视考核情况赏给功名。新式学堂和留学运动造就了一代新型知识分子。这批新式人才日后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以至社会生活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为以后社会的建设与进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废科举、兴学堂、派留学的过程中，还产生了《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这是中国最早的学制。前者因为不够完备而没有实行，后者则明确地规定了从蒙养院到通儒院的各级学校的学制，采用新的教育内容和方式。这个

　　学制的实行对20世纪中国学校教育制度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它为中国近代教育奠定了第一块基石。三、对教育改革的评价（一）失败的原因清末教育改革虽然说有其一定的进步性，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但清朝统治者想要通过改革来维护其封建统治的目的却没有达到，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改革是失败的。究其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清政府实行这场改革的本质目的是继续维护其封建统治，教育改革的根本宗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清朝统治者根本就不打算真正变革其体制，这场改革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它在进行旧制度改革的同时，又在极力维护旧制度，维护旧教育。清政府三令五申：各级学堂“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为辅”，“均以忠孝为本，以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渝其智识，练其艺能”。由此不难看出，清统治者一方面想要通过改革，倡导“西学”来挽救其封建统治，另一方面又担心学生一旦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社会价值观就会发生变化，会反对现有的体制，威胁清政府的封建统治。所以清政府废除了八股，又加上了“忠孝经史”，新旧并存，想改革，又不想彻底地改革。但是历史的发展进程并不以清政府的意志而转移，它总是向前发展的，尽管清政府对于学生思想进行管制和镇压，可是始终抵挡不住群众的反抗斗争，通过教育改革培养出来的学生反而成为了清朝统治的掘墓人。再者，由于制度的重大转变，而新的制度在短时间内难以相应的建立起来，加上各省大学堂虽普遍设立，但成效极低。各地官吏将学堂办理不善归咎于“筹款无着”、“经费不足”。其实根源在于各级政府对教育不重视，各地官员对兴学都持观望和懈怠态度，等等这些都是教育改革失败的原因。（二）教育改革的历史作用“教育为立国之本，国运之盛衰系之，国步之消长视之”。清末废科举、办学堂，是教育领域的一次变革，它直接导致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的确立，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是历史的进步。尽管清末的“新政”改革是清朝统治者为维护其封建统治而采取的应急之举，由于其体制的滞后性与政策改革的先进性的矛盾而失败，但“新政”废科举、兴学堂、改学制、立学部等教育行政体制的建立与教育结构的调整，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直接加速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举措，对当时社会的影响最大。清末教育改革有助于助长民族整合、爱国主义和新价值观的形成，从而不断地削弱了帝制基础，这场改革是加速帝制覆灭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清末教育改革客观上顺应了历史潮流，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清末预备立宪中的教育改革给予我们许多启示：首先，教育改革要取得成功，除了客观社会的需要，还要有当权者改革的决心。清政府教育改革的失败以及清王朝最后的覆灭给予我们很好的例证。再者，教育的改革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背景有着密切的关联，社会的政治经济背景影响着教育改革的内容、方式等等。最后，清末的教育改革使得中国近代教育体制得以建立，推动了中国教育近代化

　　的进程，由此可以看出，教育制度的变革直接推动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参考文献：[1]崔改梅，《简论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载《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5月第24卷第5期[2]邢瑞苗，《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载《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年9月20日第5期[3]杨杰，《清末教育改革简论》，载《文化天地》，2001年第3期[4]崔改梅，《简论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载《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5月第24卷第5期[5]邢瑞苗，《清末新政的教育改革》，载《河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年9月20日第5期[6]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二[7]杨杰，《清末教育改革简论》，载《文化天地》，2001年第3期[8]杨玉青，《清末教育改革与帝制危机》，http://dlib.cnki.net/kns50/detail.aspx?QueryID=17&CurRec=1

篇二十：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措施

P>　　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

　　第十一章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

　　第一节建立学制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次年“辛丑条约”签订，清政府从此完全屈服于帝国主义的淫威之下。在这种形势下，清统治当局对外为了“结与国之欢心”，对内为了缓解国人空前强烈的不满和愤怒，不得不赶忙于1901年宣布恢复“新政”，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下诏变法，在斥责康有为等不是变法，而是乱法以后，指出“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酌中以御？”要求臣下“各就现在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章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己见”。教育领域实际上完全恢复了三年前被扼杀的“百日维新”的各项措施，如科举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将各地书院改为大、中、小学堂，兴办农、工、商实业学堂等。同时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设计新教育体制构建方案。

　　壬寅——癸卯学制出台前至少有两部前奏曲：其一,1898年维新变法期间,梁启超参考日本和西方学制,参酌本国情况,拟出《京师大学堂章程》,该章程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京师大学堂章程》共8章54节,有总纲、学生功课、学生入学、学成出身、聘用教习、设官、经费等项。京师大学堂既是全国最高学府,又是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这个章程为我国近代学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其二,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鼓励各地兴办学堂,“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于是,各类大中小学应运而生。但是各学堂入学条件、修业年限、学校性质、课程设置以及各级各类学堂之间的统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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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衔接关系均没有明确规定,这样势必需要一个学制系统给予规范。此外,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由中央兴办的以高等教育属性为主的一类学校如何向下延伸,由民间、地方兴办的以初、中等教育属性为主的一类学校如何向上衔接,散落各方、处于游离状态的各个教育实体如何系统化、整体化?至20世纪初,学制的建立已成大势所趋、呼之欲出。《兴学诏书》的颁布,拉开了晚清10年间教育立法活动的序幕。

　　1902年（农历壬寅年），张百熙上呈学堂章程，即《钦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第二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合作又对这一学制进行了修改，于1904年1月（农历癸卯年底）由清政府正式颁布，即《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开始实施的第一个近代学制。一、“壬寅学制”——近代史上第一个法定学制

　　1902年，清政府公布了由官学大臣张百熙拟订的《钦定学堂章程》，该章程分《京师大学堂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蒙学堂章程》五部分。因公布的时间是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年，故也称壬寅学制。

　　为拟此学制,1902年5,月张百熙派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赴日考察教,,育。考察的主要内容有：第一考察范围为不同地区的各级各类学校举凡大、中、

　　小学等普通学校，师范、实业、艺术等专门学校及聋哑学校等均在范围之内；

　　,19第二在文部省听取了次教育讲座和介绍，涉及教育行政、各类学校、学校

　　管理、教育方法、学校卫生、学校设施等内容，并着力搜集学校建筑模型、图纸及与学制制订关系最密切的日本学校章程、课表、经费表等；第三，广泛接

　　,,,触日本教育官员和教育家探讨教育问题特别是中国教育问题。除被天皇召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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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了从幼儿园到高等学堂的各个等级。后来《癸卯学制》中所涉及的各级各类学堂，除大学堂之外，他都办过。

　　1898年4月,张之洞在《劝学篇》中介绍了西方学制建设，并提出了一个较为合理、系统的学制设想。1902年底，张之洞与湖北巡抚端方会衔上奏《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出台了湖北学制体系。

　　张之洞的湖北学制体系虽然要比《壬寅学制》晚近三个月，而且是在上奏湖北学制之后才看到《壬寅学制》的，但两个学制版本中却有许多相通之处。张之洞也就《壬寅学制》提出了4条补充意见。这成为张之洞进京参与厘定《癸卯学制》的直接契机。

　　历史选择张之洞主持癸卯学制与他个人丰富的学务背景及对学制的认识密切相关。他担任四川学政时初涉学务，大力整顿考场积弊。“臣竭其愚弩，多方整饬，似尚渐觉廓清”，四川试场风气为之一新，张之洞本人也开始在学务上初露锋芒。后来担任湖北学政、两湖总督、两广总督等职为他创办新学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他“惟以造真才济时用为要归”通过改造旧学堂和创建新式学堂两种途经大兴新学，改造了经心书院、两湖书院、江汉书院，又建立了一大批新式学堂，如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方言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师范学堂等一系列初等、高等学堂，并且派出大批留学生赴日学习，成绩斐然，构成了晚清兴学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随着学务经历的不断丰富，张之洞对学制的认识也随之深入，为日后癸卯学制的拟定做好了思想准备。1895年他对西方学制有了初步的认识：“若农，若工，若商无专门之学，遂无专门之才。转不如西洋各国之事事设学，处处设学”，“用人皆取之专门学校，故无所用非所习之弊”。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谈及“外洋各国学校之制”，指出“其善有三：出资来学则不惰，志不在利则无争，官不多费则学广”，并表示“凡东西洋各国，立学之法，用人之法，小异而大同，吾将以为学式”。三年后，他对西方学制的认识已有很大提高，说：“德之势最强，而学校之制唯德最详；日本兴最骤，而学校之数在东方为最多”，日本学校“门目与中国情形较近。欧美无学不兼讲西教，日本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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