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山东有个青年救国读书会

一

从山东沦陷区、国民党游击区，不断有青年来山东省立第一（初级）中学插班。二级来了几个原北平第四中学（与师大附中、十六中齐名的公立学校）的学生，入校后埋头读书，不参加学生中的任何活动，功课都很好。英文教员对他们的英文作文不敢下笔去改。半年以后，他们毕业升入大学（其中有成为国际著名数理哲学家的王浩，原省立济南初中学生，毕业时全省会考第二名。1995年在美国病故。其父王祝晨，绰号王大牛，山东教育家。抗战期间曾在山东省中小学教师战时服务团工作，在国立第六中学任教。1949年后曾任济南一中校长、山东省文教厅副厅长、省政协副主席，“文革”中病故）。

四级从济南来了一个女生杜敏时，她的两个嫂子同李广田老师的夫人王兰馨老师带孩子来到四川。她的亲戚白若先在四级读书。白在“二战”后期，随美军登陆菲律宾，不幸牺牲，值得一记。

穿军上衣的靳醒洲去延安后，我班来了一个插班生，也穿军上衣。他从山东来，听口音是旧武定府（惠民一带）人，曾在惠民中学读书，抗战后，似在什么地方工作过，他叫韩荣庆。我听这名字很熟，想来想去，便想到俞新民谈到过这个名字。韩姓一家姑、姐、兄弟都在济南省立第二实验小学读过书，且有与新民感情甚笃者。在我进二实读书前，他们已回老家。我不揣冒昧，问他曾否在济南读过书，并一连串问下去，又谈到俞新民。他果然是韩氏兄弟中的一个，且记得俞新民。我不管他曾干过什么，直接告诉他“俞新民在陕甘宁边区”。他听后未表示什么，也并未与我这个小学未曾同学的同学露有好感。他身体颇健康，白面书生。冯大头是他的老校长，关雨轩、王诌子（英文教员，只记绰号，忘其名）、张荣远均系他在惠民中学时的老师，但未见他与他们有什么交往。他在安心读书，与那些三青团一类的特殊学生未见亲近。从沦陷区来，看看大后方，对比一下，应该有什么感想呢？

二年级文理分科后，他分到理科班，我与他再无来往，但我觉得他是个正派的同学。

从胶东来了一个原济南初中21级4班的同学廉寿福，胖胖的，矮矮的，有一张时常带有笑容的脸。我对他闻名久矣，因为他与俞新民同班。新民与我谈过他多次。“一二·九”运动期间，他是一个激进的少年，似参加过民先或山东青年救国会（人民阵线），且曾劝新民参加。后因教育厅提前放寒假，把学生驱赶回家，参加那些团体的事就搁置起来了。不久，听朱连祥等说，廉寿福讲共产党、八路军骗人，与过去想象的不同，等等。我虽过去与他彼此面熟，现在他仍想接近我，但我非常警惕，绝不同他接触。

1940年，尤其是下半年，感到特别苦闷。怎样排解？唯有歌唱吧。我曾跟宝钟学了些识简谱的本领，就硬啃第四分校传来的油印《黄河大合唱》。虽然印得字迹不清，甚至转抄有些差错，只要能变通，就用心学下去。我从《新音乐》上也学了几首苏联歌曲，如《夜莺》《喀秋莎》《青春之歌》等，甚至把《祖国进行曲》也能勉强唱通。于是，我便成为“歌唱家”、同学们的“音乐教员”。

有一个时期，几乎每天课外活动时间，我都与云祥、有禄、启修、季生、文华等在教室里唱歌。唱抗战歌曲，唱苏联歌曲，唱出我们的心声和期望。假日，我们登上西山观山顶，放声高唱。“像鸟一样飞行在天空，像鱼一样浮沉在水中”，“烈火般地，作战似的，我们的青春在行进！”文华竟兴奋得边唱边跳。

《毕业上前线》易学、易唱，慷慨、豪放，我们常常唱这支歌。

在国民党政治空气的重压下，我们就这样排解胸中的郁结，震撼周围的阴霾。当我们在教室里歌唱时，往往吸引来许多同学在教室外倾听、观望。他们的脸上大都露出喜悦的表情。当然，“特务”学生也会窥察一番。

我被慢性肠炎折磨，身体愈来愈虚弱。校部的政治空气虽然越发令人感到窒闷，但精神还能挺住。

听说陶稷农早去了重庆（陶在校仅数月，即辗转去了新四军总部。他原籍江苏，早名陶焕第。西安临时大学中共组织负责人，后为陕南学运负责人。1949年后任职济南市交际处、济南市物资局。我与陶老师一直交往亲密）。有一天，栋阳告诉我：“禚子到西安去了。”原来说禚修齐有一小学女老师在西安，他想到西安后设法找到去延安的门路。栋阳对我不辞而别，到重庆找他表哥去了。袁建林于高中毕业或未毕业即已离校，已好久未见他的形影。

（1999年10月在贵阳市再次见到袁建林。1949年后他的中共党员身份不被承认，“文革”后才被恢复中共党籍。任贵阳再生资源公司副科长。马栋阳在1949年后曾任甘肃酒泉地区党校校长，“文革”中病故。禚修齐1949年前后在甘肃武威银行工作，因有贪污嫌疑被拘禁。他本是一个有“神经质”的人，竟出逃，被警卫开枪打死。）

二

云祥、有禄告诉我，喜瑞、立新问我愿不愿意参加一个团体，大家在课外读些“书”。这次，我又慎重起来，何况他们未说明是个什么团体。喜瑞、立新好像不是负责人，我就想“通一下天”，弄个究竟。他们理解我的意图，于是选我为“代表”去“通天”。后来，喜瑞通知我“代表”去会面的时间、地点，我便准时去了。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饭后，我准时赶往西山观下指定的幽僻地方。沿路及坡下未见人迹，可见无特务同学盯梢。到达地点，与散在树丛、荒坟间的三个同学凑在一起。四级的陈克胥、五级的丁世杰，都是闻名已久，面目熟悉，但从未交谈过的同学。陈克胥，河南人，交通部立郑州扶轮中学学生，与几个同学转学到国立六中来的。有次他到校部来，我介绍他住在立新宿舍，但是我对陈克胥印象不浅。还有一位是八级的刘照溪，我未见过也未听说过他。他显得年龄长于我们，容颜好像饱经风霜，体态也无青年气象，但谈吐决断、中肯。我们交换三青团、特务同学的动态，怎样摸到他们的底细？（曹恒钦曾说：“我们想法加入进去，看他们都是干哪些坏事。”）不过我们能知道“狗”在监视、盯梢，有翻桌洞、掀枕头种种恶行。谈到扩大进步力量，感觉五级人数很少，仅有的一些同学也未沟通起来。对于七级、高农感到情况不明。谈到托派，陈克胥看着刘照溪的脸对我说：“我们可不可以同他们合作？”

我马上说：“我们同他们是对立的，怎么能合作呢？”

立刻，我意识到他们在怀疑我、探我。但，这也难怪。因为托洛茨基派的根子在原济南初中的教员闫子桂身上，与他接近的学生又大都为原济南初中的，试探一下我，确也在情理。其实，在校部学生中，与闫子桂接近者寥寥无几。杨承章早已投考了航空委员会会计经理人员离校，孙鸿智是否仍与闫子桂有来往，不得而知。闫子桂在齐光中学时的老弟子杨寿源、孟宪章，在办《无花果》时，我向庆元、恒钦早已讲明白了。至于傅国良，不知因何种关系与闫子桂交往。七级、高农的原第四分校同学，我与他们离开已一年，他们的政治倾向、变化，我知之不多。

这次会面，总的愿望是加强进步同学间的沟通与团结，警惕、防范“反动势力”的进袭。

（陈克胥后用名陈荷夫，1941年与许衍梁师等一起被捕，之后入武汉大学并从事学运。1956年到北京大学法律系任讲师；1978年后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政治所工作。20世纪90年代末北京重逢。）

喜瑞、立新、云祥、有禄和我一起读过《新民主主义论》和毛泽东关于“狗屎堆”的简短讲演。但一起读政治书籍，既要择时，又要择地，有不小的困难。

从喜瑞、立新口中，是想由我向五级一班、七级、高农中原济南初中——第四分校的进步同学开展“读书”活动。我感到很困难。五级一班的宝钟、修齐、栋阳已先后离校，永昶已饿死，只有王以贤、朱连祥还卓尔不群（这个班几乎被三青团、“狂飙”剧团化了）。而他俩早已被列入黑名单，且画上了红圈。说也可笑，原因是他俩经常于午间不休息，在宿舍里大声嘲讽学校的劣政，直呼葛兰笙之名。于是，便被特务学生报告上去，列入了黑名单。这样一来，他俩便难以逃脱监视来参加“读书”活动。云祥、有禄与济南初中来的七级同学有交往，他们说，“马麟彩读‘社会科学’书籍”，我便找他谈了两次。马麟彩不爱出头露面，不爱表现自己，沉稳、诚恳，同史庆梓是好朋友。通过他，很能沟通、团结一些进步同学。但他班有几个参加“狂飙”剧团的，一举一动都会被他们所知，是一大难事。况且马麟彩与张圣时同桌。张圣时 “娘娘们们”的，擅文墨与木刻，为李广田老师的《锻冶厂》的出刊出力不少，不知何故，他与闫子桂师生关系不浅，被同学们视为“小托”。

[张圣时（1922—2006），山东金乡人，原泰安中学学生，在泰安转入省立一中。1941年考入合作事业管理局，插入重庆江津国立九中高二学习。1943年毕业，回合作事业管理局工作。1944年，考入四川大学，通过远征军翻译人员考试，入印，少校军衔。1946年，考入中央大学，师从傅抱石学画。1950年7月毕业，分配至南京文工团。1952年12月27日，写完交代材料，当晚被捕。1954年被判“历史反革命”，徒刑三年，农场劳改。刑满后留场为管理人员。1962年，又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帽子，接受管制。1980年，成为正式工人。1984年，退休回到故乡，在街头卖画。2006年去世。]

三

我没有胆量去扩大“读书”活动。

启修、季生、文华在喜瑞、立新心目中也应参加“读书”活动。我与云祥、有禄商议，我们三个早已被校方列为“不法之徒”，“铤而走险”，无悔无惧。而他们三个还是暂安下心去学习课程好。他们完全明白我们与喜瑞、立新在一起的活动，大家就止于相知吧。

一个星期日早饭后，我与云祥、有禄按通知去聚会。聚会地点在涪江北岸不远、公路偏西的丘陵下，是一块洼地，比较隐蔽。我们走近一看，已有许多同学散站在洼地的边沿，后面又三三五五来了几伙同学。开会了，我站得较远，听不清谁在讲话和说了些什么。但听清楚问我们三个：

“就来了你们三个吗？”

显然，他嫌我没完成嘱托——把原济南初中——第四分校的“进步”同学全拉来。

我不禁赧然。

我希望领导这个“读书”活动的同学与大家见见面，讲讲话。大家便嚷：

“照溪！照溪！”

照溪讲些什么，我没听清。后来大家谈些什么，我也没听清。总之，大家决心团结起来，互学互助，防范特务分子的明枪暗箭。

涪江已经水浅，江面搭着浮桥，我们几十个人虽然分散往返，但公路及码头上车辆、行人不多，我们就很显眼，有些浩浩荡荡。

不几日，立新说，那天聚会，特务分子在码头附近盯梢，数去的人数，记了名。

那次大规模聚会未免失策，等于向特务分子公开了自己，后悔莫及。能隐蔽应尽量隐蔽，才能保护自己。

又过了些时日，喜瑞告诉我：“读书”活动停止。

[刘照溪（晴波）1941年参加中共地下工作。1946年“再次”加入中共。1949年前在重庆、上海、武汉、长沙等地，是中共著名的地下青运、学运领导人。1949年后曾任中共华中局长沙特支书记；长沙市各界迎接解放联合会中共党组书记，共青团湖南省委常委、青年团长沙市委书记；中共长沙市委常委、秘书长。1953年肃反时被诬为“特务”，后又被打成“反党集团”。1957年3月任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综合组第二副组长、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59年被开除党籍，下放农场劳动，月薪15元。1963年调湖南历史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70年下放到五七干校，其间，与友人无话不谈，唯独不谈学运。1980年后，任湖南省社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正厅级顾问。1987年，当选为省政协常委、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20世纪80年代与我有书信往来。]

根据中共党史资料和岳喜瑞的回忆：青年救国读书会成立于1939年冬，是一个秘密进步组织，由高耀墀、孟庆元等负责。1940年秋重又组成，由高耀墀、刘守桢定期与共产党员周庆立联系。但中国共产党三台中心县委书记侯方岳前已离去，国立六中的中共党组织处于失去上级领导的状态。这些负责同学能在校内外国民党、三青团、特务组织的重重压迫下，把进步同学组织起来学习是不易的。岳喜瑞说，“读书”活动在清除可疑分子后仍在继续。估计只能维持到1940年底，因为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了。

1940年底，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在大后方招考合作人员，到重庆受训后回山东各县任合作室主任。校方向学生大肆宣传，所以报名者甚多。他们在考试后，在校内显眼处张贴录取名单。我见榜上有马麟彩、石怀芝、刘守桢的名字，感到惊讶，后来才想到他们是借机回山东，再寻找归宿。

（马麟彩回山东后到渤海根据地，刘守桢到冀鲁豫边区，还有一些同学或早或晚进入了革命根据地。马麟彩后用名马林才，1949年后在山东省供销合作总社工作，时有来往。“文革”后任青岛市经委主任。刘守桢后用名刘星野，1949年后曾任职平原省民政厅，第二、一、三、四机械工业部办公厅副主任、政研室主任。“文革”中不堪凌辱，1968年投北京紫竹院湖自尽。1973年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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