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兴与转型：一座新建宗祠的调查研究

传统中国村落社会的组织结构，是一种以乡村精英为主导的、宗族式的自生秩序，其内部的平衡是依靠礼俗仪式等象征性的文化符号来维系的。这就使得宗族祠堂成为了各种乡村公共文化现象的衍生中心。自近代以来，新兴的国家权力实现了对社会各层次的覆盖与重构，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全能国家”的政治模式，使前述传统乡村自生秩序逐渐从衰落走向隐现。改革开放之后，生产关系的调整以及国家权力的一定程度收缩，传统以血缘为中心的纽带再次复兴，广大乡村又出现了修族谱、建宗祠的现象。然而，此时的乡村文化结构却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自治文化、国家意识形态和新兴的市场经济消费文化形成三股拉扯的力量，乡村社会“自80年代以来，公共生活衰落，社会秩序恶化，乡村社区也在解体”[1]260;同时，“再乱的村庄也有一种自然的规律在起作用”[2]303。30多年的改革开放，带来了农村社会政治与文化结构的变迁，乡村基层组织也已经不是简单的政权组织，“政治力量一旦松懈，农民便迅速回到上溯千百年的老路子”[3]21。这条“老路子”的集中表现，则主要是修建宗祠和重修宗谱，特别是那些经济实力较强的宗族，以及涉及到保护经济利益的宗族。相对于传统宗祠而言，新建宗祠由于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和限制，无论形式与功能，以及在乡村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都会随着新形势而有所变迁，也体现了传统宗族观念在当今社会的适应性转型。

一、形式：从纪念性建筑到纪念碑

传统宗祠属于纪念性建筑，深邃的空间和二维的延伸所呈现出建筑群的形制，由于承载着除纪念性之外的众多功能，使其纪念性特征并不明显。新建宗祠一方面受建筑用地的审批的影响，占地面积不断紧缩;另一方面族人们更愿意把现有的资金用于核心建筑的建造与装饰上，因而新建宗祠多为单体建筑，远远望去就如一座高大、豪华的纪念碑。如新建的英山段氏祠堂，耗资150余万元，由族内户主和嫁出去的段姓女儿集体出资建成，是目前所在村中规模最大，耗资最多的建筑。

此外，新建宗祠在其他方面也尽量体现其纪念意义。在建筑装饰风格上，段氏祠堂保持了传统宗祠程式化的主要空间和庄重、整齐的格调。笔者在调查过程中，询问了参与设计的族人，问他们有没有想过在保留功能的情况下，为了节约成本或其他原因，按照现代建筑的样式设计新型的宗祠，他们回答：“从未想过，如果做成现代的建筑样式，那还是个祠堂吗？！”他们担心的是，没有了传统祠堂形制和装饰的新型祠堂，其“纪念碑性”（1）会丧失。

进一步突出“纪念性”的是宗祠内外的匾额祠联。费孝通在其《乡土中国》中阐述了文字与语言的关系：“在乡下，语言能充分满足人的需要，所以，乡下人只懂得语言而不识文字。他把语言排成语言——文字——语言三段式，认为无论是古老的语言还是未来的电子通讯，都是口头性的、工具性的，比起作为间接的语言的文字而言，更接近于实用的技术，这就十分接近马林诺夫斯基对于巫术—宗教—科学的论述，后者认为，巫术与科学一样，是技术性的、理性的，而宗教则不同，这种高高在上的庙堂与经典‘大传统’，与人的基本需要关系不大。”[4]因而，当文字以“大传统”的姿态进入宗祠时，凸显出庄重的仪式感和纪念碑性。段氏祠堂内外共有匾额5块、祠联6副，皆为黑底烫金字。特别是门楣题匾“皇恩世禄”，在做工精致、装饰豪华的门屋的衬托下，就像一块牌坊式的纪念碑;进入祠堂后，每一根粗壮的大红立柱上都悬挂着醒目的祠联，内容皆为本族历史、宣扬先人功德和训勉后人的警句，在这类文字的感召下，使族众迅速地进入到仪式的空间。

二、功能：构建宗族网络的乡村经济发展模式

在段氏祠堂上厅的神橱上，共供奉有7位段氏先祖全身坐像，高度均为120厘米，主神为段姓始祖共叔段公，其余六位分设两旁，分别是创立英山段姓一支的始祖段朝立和对本族的发展有突出贡献的先祖。主神位供奉姓氏唯一先祖的方式在当代新建宗祠中几乎是共识，主要是强化“天下X姓是一家”的宗族观念。祠堂中厅东墙设立有功德碑，为修建宗祠捐款5000元以上人士立碑立传，并配有瓷板照片，共75人73块碑，有两块为夫妻，其中捐款数最高为10万元，这些捐款人大多在他乡经商或工作，有些还做了较为详细的个人介绍，甚至是广告宣传，如经营的主要产品等。另外，为5000元以下的捐款者立碑刻名，共有440人，捐款人大多数为本村本族人，有少数是本族人在附近乡镇或县城工作，其中有三人为嫁出去的本族女性。另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视觉资料是，在神橱的主神位“共叔段公”雕像的左右两边各有一块祖先牌位，左边为“段氏历代故先祖父母之神位”，右边为“段氏历代故先姑祖父母神位”。这种允许外戚捐款修筑宗祠，并在祖宗牌位上供奉姑祖父母的做法是极为少见的。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就此问题询问了本族的修谱人员，他们认为，其目的是为了尽可能的筹措建祠资金和联络外戚人员，为族人开拓人脉关系。

“纪念碑”的重建，已经为敬宗收族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在进一步修谱、立传、祭祖等形式的感召下，宗族人脉达到了自新中国以来最好的时期。30多年来，改革开放使乡村人口的血缘、地缘和业缘相统一的生存模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甚至解体，因此，人脉的聚集，不仅仅是敬宗收族的需求，更希望借助血缘的纽带，重构血缘、地缘和业缘相互依存的现代农村经济发展模式。

孙中山在《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第一讲中说：“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此观点到目前还能验证，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依然还要倚靠家族主义。民众重视家族的传统具有高度的凝聚性，其行为准则表现为“情境中心”取向，人类学家许烺光认为，中国人在所关切的亲属和地方性组织的内部，他们相互黏附在一起就像最坚硬的粘土。[5]344这种以情境为中心的中国家庭，培养了中国人向心的世界观，在人际关系中，表现为相互依赖，进而相互协作，“它使中国人能够轻松自如地在向心的中国宗族结构中‘人与人之间关系完全调和’这一理想的框架内满足其社交、安全和地位的需要”[6]39。新建宗祠所耗费的巨额资金来源，充分地体现了宗族相互协作的精神。另一方面，外出经商的私营业主、企业家在用人制度上，在信任管理机制相对缺乏的阶段，往往会优先考虑本族人员，这一现象在家族企业中表现尤为突出。英山段氏祠堂自建成以来，每逢正月初一大祀，都会邀请在外“混得好”、“有头脸”的成功人士回乡祭祖，这不仅增加了族人的“向心力”，也扩大了本族企业家们的人才选取范围和族人的就业输出，搭建出乡村经济建设向外的宗族网络。

作为宗族的族长或领导核心团队，要想促进本族的经济发展，改善本族民众的生活水平，更重要的是构建本地经济建设向内的宗族网络。从农村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农村工业化是必经之途。在改革开放的前20年，中国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使乡村工业成为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部分，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为9.5%，此期间，乡村工业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则为27%，其比例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7.7%（国家统计局，1998：12，99）。近十几年来，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特别是对地方私有企业的大力支持，使乡村工业在生产技术、经营管理和企业运作都有了长足的进展。在乡村工业进一步深化的基础上，许多原来只依靠劳力输出的村庄，现在也开始考虑向工业生产发展，段氏祠堂所在的瓦寺前村正处于这一转型时期。

瓦寺前村位于英山县南河镇大畈肥沃区的核心地带，是英山白茶的主产区。南河镇境内石材资源丰富，近年来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共建有16家采石厂，瓦寺前就有两家。2014年5月耗资200万元修复完成的瓦寺前段氏府是清代光绪年间湖北省候补知县段昭灼府邸，现为湖北省文物保护单位，黄冈地区保存最完好的古建筑群。另外，名人资源也是段氏家族宝贵的财富，民国总理段祺瑞祖籍就是瓦寺前村;英山第一任知县南宋段朝立也为瓦寺前段氏，今墓址犹在。这一系列的农副产品、矿产、旅游和人文资源都是瓦寺前村工业发展的坚固基础，此外，瓦寺前村地处南河镇郊，毗邻201省道，为英山、罗田和浠水三县交界的咽喉，是大别山物资进出的要道。在“政府引导，村级主导，农民主体，个人投资”政策的引导下，段氏祠堂的重建绝不仅仅是为了敬宗收族和祭祀祖先，更重要的是依靠本族的人脉资源，通过自筹、引资和族内融资的方式，发展乡村工业，搭建向内的工业经济宗族网络。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外戚融资，促进与他族的相互协作，使家族工业向现代集团工业发展，进一步提高我国乡村工业化水平。这也是段氏祠堂为外戚捐款者立碑，在祖宗牌位上供奉姑祖父母牌位的人类学阐释。

三、调试：忠孝两全的现代诠释

传统的宗族组织不仅是一个血缘共同体，它还是一个政治共同体，这一点可以从各宗族的《族规》、《家规》、《族约》等条款的制定中可以看出，如清光绪年英山段氏《族规》告诫族人：“诫窝逃以免诛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连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在传统的宗祠里，也常常见到“忠孝两全”的匾额。古代中国乡村“虽有邻、里、保、甲甚至乡等设置，但它们并非国家行政区划，也没有行政组织，仅仅是一种地域单位，邻、里、保、甲长皆为职役，而非官职”[7]585-586。至宋代始，“宗族就与里社保甲这种基层政治组织相辅相成，甚至两位一体成为国家统治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由于其特殊的伦理道德规范的约束，它在地方上发挥的基层政权功能甚至为国家法令所不及”[8]130。而宗祠则是宗族发挥政治共同体的作用的平台，它“是族人交际的场合，是族老政治的舞台;公众意见由此产生，乡规族训由此形成，族人无不以祠堂的教义为圭臬”[9]28。并以此作为与国家政权和地方政府交涉的筹码，来维护与整合本族的权力和权益。

20世纪初，自新民主主义运动始，传统宗族的政治共同体性质被各种运动不断地冲击和批判，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政权体制强势地渗透到乡村社会组织系统，使宗族体系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其物质形式绝大多数被毁坏，但运行的模式依然潜在于民众的生活习俗和思想观念里。因此，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在南方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充分发挥宗亲的力量，扩大海外投资渠道，发展地方经济。在乡村工业化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南方模式”不断刺激着传统的宗族系统，宗族的复兴与重建便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应运而生。近几年来，国家的新农村建设政策，更是进一步激活了乡村发展的引擎，但也给乡村的宗族自组织系统的运作提出了挑战。

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国家行政基层组织的缺失，宗族权力在部分层面上会凌驾于国家权力之上。现代国家政治体制中，宗族势力也在不断渗透到农村的基层政治领域，影响农村村民委员会的选举与村干部的产生，但国家权力的权威与法律保障则是宗族政治共同体继续发展甚至存在的底线。走进新建的英山段氏祠堂，门楼第二层建有一个戏楼，小范围祭祀活动的演戏在此开锣，也可以供雨雪天气的演戏使用，戏台的北面有中厅、祭厅和神橱，每逢祭祀，就有“低头祭祖，抬头看戏”的景象。在戏台的背景墙上，书有“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社会和谐”两排朱红大字。宗祠的西厢房是修谱和议事厅，南墙上挂着新设计的段氏族徽，族徽之上，悬挂着一面大大的国旗。这两处带有明显国家政治权力形态的视觉标识，似乎时刻提醒着段氏族人在维护自身的权利与权益时，要处理好宗族权力与国家政权与法律的关系。

四、结语

传统宗祠特有的功能性使其建筑形制一直保持着程式化的样式，新时期以来，基于建筑本身的礼仪功能和精神诉求并没有消失，它甚至是重建宗祠的诱因，因此，新宗祠按照传统礼仪功能要求进行设计建造。另一方面，宗祠的信仰价值已然减弱，以致新建宗祠除门楼外在建筑内部装饰上的投入很小，但也能从仅有的视觉艺术资料，探究其图像背后的文化、经济、政治因素。

我国的祠堂建筑可以上溯至周代，经过了宗庙——墓祠——家庙——宗祠的发展轨迹。“明代嘉靖十五年，明世宗吸纳礼部尚书夏言上疏，诏令天下臣民祀始祖，遂使宗族祠堂遍天下，明清以及民国，成为中国祠堂发展的鼎盛时期。”[10]18英山段氏祠堂所在的瓦寺前村，1968年以前有段氏总祠一座，支祠十余座。笔者在调查过程中，原打算把新旧宗祠的形制和装饰做一些对比研究，然而，尽管近300年来段氏族谱的传承十分的有序且完整，但关于宗祠建筑方面的可靠资料几乎没有，保存较为完好的“段氏府”建筑群应该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已经超出了本文关于艺术人类学的研究方案，所以，在研究策略上，转移到关注新建宗祠的“活历史”上，来追溯宗祠功能在文化变迁中的原动力。事实上，这一围绕宗祠展开的“活历史”也一直在演绎。2011年8月，笔者第一次见到段氏祠堂时，正在建造其门楼，据建筑方讲，门楼的建筑与装饰耗费了一半以上的资金，当时在杂乱的工地上显得十分的豪华和耀眼。当年11月竣工庆典的时候，几乎吸引了全镇的人来看热闹。段氏家族的“面子工程”刺激了同镇王家道村的王氏家族，该族于2013年11月集资开始建造“王氏祠堂”，相距段氏祠堂不足三公里。2014年8月笔者进一步调查段氏祠堂时，查看了王氏祠堂的建造进度，发现其建筑规模和单体建筑体量远大于段氏祠堂，据建筑方称，完成主体建筑和装饰将耗资300万左右。对于这两个临近的宗族而言，“族际竞争则成为家族凝聚力的源泉”[11]5，段氏族人表示将进一步集资在村口和临近大道的路口建造两座石牌坊，丰富段氏祠堂的建筑群结构。另外，段氏族谱的修撰即将完工，他们将以发布新谱为契机，尽量笼络海内外知名族人，深化本村经济建设向外和向内的宗族网络发展模式，提升段氏家族的经济竞争实力。

另一方面，“面子工程”的竞争还会引发政治权力和权益的竞争。尽管目前宗族势力在乡村政治权力上的诉求表现还不明显，村民的参与热情也不高，然而，一旦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政治权力过于集中在宗族势力手中，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1999年福建厦门“远华案”中的赖氏家族和2013年广东陆丰博社村“制毒案”中的蔡氏家族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因此，当宗族势力全面复兴来临时，依托乡村宗祠开展社区文化建设，发挥传统宗族文化在乡村工业化和乡村自治中的作用，在形式和内涵上实现“美丽乡村”的建设目标，其现实意义是很显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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