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经、伊斯拉姆·阿洪和赝品时代

事实上，从阅读的一开始，我就理所当然地将他当成了自己人，并在阅读推进的过程中给予了他一顶顶无畏的花冠。在我这种狂欢式的阅读中，我推断出他是一个天才的伪造者和卓越的赝品大师，我还一再地说服自己深信不疑。后来，我萌发出以19世纪的新疆喀什噶尔为地理坐标来虚构几篇小说。我践约了。在事发100多年后的今天，我在小说中重现了他当初的那种智慧、狡黠和一败涂地，我甚至还杜撰出了他的一段段爱情生活。我在写作的那一个时期，真是太喜欢这个混蛋了。

可事实证明了这种偏爱的促狭和自以为是，循着以下的蛛丝马迹，你将会看到在辽远的过去，发生在中亚细亚喀什噶尔的那一幕真相。

这个人叫伊斯拉姆·阿洪，他最早出现在斯坦因博士的《沙埋和阗废墟记》一书中。斯氏的名字在中国读书界并不陌生，可他更多地和深处大漠中的敦煌藏经洞及其散逸的经卷有关，还长期遭到一些人的诟病与唾弃。陈寅恪先生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一句，可能针对的就是斯坦因等盗取敦煌宝藏之始作俑者？！《沙埋和阗废墟记》于1903年在英国伦敦出版，它主要记叙了斯坦因及其助手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从斯利那加出发，经吉尔吉特和罕萨至喀什噶尔，于1900年10月由叶尔羌到达今天的和田地区进行的探险活动。这个野心勃勃的学者访问并确定了于阗古都约特干，组织队伍对著名的丹丹乌力克和尼雅等文化遗址进行考古挖掘，获得了大量的古代文献文物，并于第二年的7月衣锦还乡。在伦敦，斯氏将自己在考察中的日记、信函和发掘笔记加以充实，形成了《沙漠埋葬的和阗废墟——在中国突厥斯坦从事考古学和地理学考察的旅行记实》，即汉语版的《沙埋和阗废墟记》一书。

可以想象，在如此繁复的叙述中，斯坦因以一个考古学者科学的理性和英雄主义的激情，对中亚细亚的这一片地域做了忠实的描写。他时而是一位杰出的散文家，时而是一个缜密的证据拥有者，时而又改头换面成了一个福尔摩斯。——他的最后一个角色出现在该书的末尾。那时候，他可能已经有了功成名就的预感，便用闲暇的时光来演绎柯南道尔笔下的那个大侦探。斯坦因在该书的第31章中写道：

“在最后停留的几天中，不得不进行了一场半文物、半司法的调查。这件事的成功，使得学术界的朋友非常满意，而我也感到极大的愉快。这使我最终澄清了对于那些奇特的‘无名文字’的手写文书以及‘刻版印刷品’的疑点。”

由此，伊斯拉姆·阿洪就成了斯坦因的一个玩偶和垫脚石，用来印证他自己的洞若观火、明察秋毫和智力水平。但事情好像并非如此简单，在这一庞杂的过程中，伊斯拉姆·阿洪可能仅仅是出于对自己的倦怠与放弃，才成全了斯坦因的这种虚荣心。这就像在斯坦因介入此事前，整个欧洲是伊斯拉姆·阿洪的玩偶与“银行”一样。

这一幕伪造的真相，肇始于一个名叫鲍尔的英国陆军中尉。

据杨镰先生所著的《荒漠独行》一书介绍，鲍尔是英国驻印度殖民军的情报官员，有相当好的语言天赋。1889年，年轻的鲍尔中尉接受了一件十分棘手的工作。英国著名的中亚细亚的探险家达格列什在途经帕米尔时，被一个从叶尔羌（今叶城）来的阿富汗人给杀害了。这一谋杀事件引起了当局的关注，英国政府要求限期破案。于是，这一追缉凶手的艰巨任务，就落到了鲍尔中尉的身上。

在当时看来，要侦破这一案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凶手可能藏匿于干旱广袤的中亚细亚的任何一个角落，那里民族众多、宗教芜杂、土匪丛生。仅从当时的地缘政治而言，中亚细亚的绝大多数地方非英国的势力范围所能及，俄属的领地早就虎视耽耽了。况且，在荒凉无际的山岭沟壑中，外人的进入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

那时，鲍尔中尉以组织狩猎活动为幌子，正在中亚细亚进行秘密的测量工作，接手这一项侦破工作后，他迅速以狩猎队为基本力量，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地下情报网，把自己的特工和间谍们撒向了阿富汗、中国和俄领的中亚各地，大海捞针，一意孤行。他则独自一人，毫无希望地在漫长古老的丝绸之路上，沿着一个又一个绿洲，绝望地寻找那个负案在身的罪犯。感谢上帝，当他因为追踪一个显然是有意散布的假线索时，他来到了塔克拉玛干边缘的库车。

这个疲惫沮丧的英国人在库车滞留的日子里，很偶然地得知了附近有一座古城，有人还从那里找到了一本古书。可能是出于职业敏感，但更多的是一种冥冥中的造化的垂临，这个英国人要来了那本古书观看，并在失望之际，欲以此作为“到此一游”的纪念品而买下了这本书。

这是一本用木板夹起来的桦皮书，共有51页，上面书写着神秘的婆罗米文（梵文），可鲍尔中尉一个字也看不懂。——幸运之神在一年后光顾了这个英国人，他未能完成任务，只带着那本桦皮书回到了印度，并把古文书交给了加尔格答的亚洲学会去识读。开始时，亚洲学会的那些专家们对这种古怪的文字束手无策，直到该书被德国裔的英国东方学家霍恩勒博士破解，被确定为是5世纪时的手稿时，这本世界上“最古老的书籍”才浮出了水面。

可以想象，这本以发现者的名字命名的古书《鲍尔古本》很快震惊了英印学界，整个欧洲世界随后也开始抓狂。在这一过程中，欧洲的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着这个传奇般的经过，并赋予了它一种神秘的色彩。其实，根本没有几个人看过这本包含了医药、巫术和灵歌等内容的书籍的真正面目，但他们愿意指鹿为马、添油加醋和无中生有。因此，欧洲各地形形色色的博物馆、图书馆和私人收藏家们携带着巨款，绕道好望角和印度洋，从冰封的慕士塔格峰进入喀什噶尔；也有的乘坐俄国的火车，穿越欧洲腹地到达天山一侧。他们盲目和发烫的眼神逐渐使一个虚拟中的市场成为了现实，他们拿着金币吆喝着，好像一群黄牛党人。

这时候，一种特定的氛围让伊斯拉姆·阿洪这样的买卖人——后来，他成为了我所说的天才的伪造者和卓越的赝品大师——呼之欲出，粉墨登场了。

时势造英雄，洵不诬也。

值得一提的是，西方世界对遥远的东方，一直都有一种蠢蠢欲动的向往和莫名的猜测，这建立在丝绸、瓷器、医术、火药和指南针等一系列神奇产品的基础上。在我的阅读范围内，一则《“祭司王”约翰的传说》是最富有诗意和自以为是的作品。这里不妨摘录一些，以佐伊斯拉姆·阿洪在当时的横空出世势在必然。

传说曰：对十字军东征时代的欧洲人来说，亚洲是一片巨大的未知的土地，是一张充斥着想象与传说的地图。普雷斯特·约翰的传说就记录了欧洲人各色各样的想象。

据传，普雷斯特· 约翰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国王，居住在东方的某个地区。他不仅异常富有，而且指挥着一支强大的军队，这支军队将去援助在圣地与撒拉逊人作战的基督教徒。

“普雷斯特”意为“祭司”，人们相信约翰既是祭司又是帝王。他最早是在德国主教奥托的著作中被提及。

奥托写道：1145年，他遇到了一位叙利亚主教，这个人向他讲述了一位名叫约翰的国王的全部情况，他信仰基督教，住在比波斯还远的地方。根据奥托的记载，约翰曾打算去耶路撒冷与基督教十字军并肩作战，但是，他无法让队伍渡过底格里斯河。所以，在河边盘桓了几年之后，他“被迫回到了故乡”。尽管普雷斯特·约翰在渡河这件事上所表现出的缺乏机智可能令人失望，但是一想到在遥远的撒拉逊人的土地上的某个地方，还有一支潜在的同盟军——这个同盟者可能很快就会在后方给穆斯林军队以重创——欧洲人就心情振奋。但是直到1165年，普雷斯特·约翰才再度被人提及，据称当时约翰本人的一封亲笔信开始在欧洲各个宫廷和城市之间流传。信有大约10页长，大都是关于普雷斯特·约翰的显位、财富和虔诚的自夸之词。

普雷斯特·约翰声称，大约有72个国王及其王国处于他的统治之下。事实上，他确实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统治者，甚至他的厨师和男仆都由国王来充当。他的王国里有通天塔、不老泉、一条散布着宝石的河流、一群高超的骑手、一块属于女战士的土地和其他许多稀奇古怪的事。但是，他的王国里并未滋生酒鬼、骗子、盗贼或无赖。约翰还声称，他拥有成堆的黄金珠宝，他的宫殿的前边立着一面魔镜，从镜中可以观察到他所统治的所有区域。他是强有力的战争领袖、一个公正而强硬的统治者，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君主——当然，他也比其他任何基督教徒都更为恭顺。

所有这些，都强烈地吸引着西方世界。

约翰的信被用12种或更多的欧洲语言翻译出来，数以百计的信的复制稿在人们手上传递。 1177年，教皇亚力山大三世给约翰回了一封信，回信的复制稿被保存了下来，但是没有一封上面有地址，因为甚至连教皇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也不知道到哪儿才能找到这位神秘、强大、信仰基督教的君王。由于缺乏事实根据，当时的地图绘制者和地理学者们便妄加猜测。

最初，大部分人认为约翰的王国在印度某地，这可能是把传教士圣托马斯混淆进来了。此后，人们又认为约翰的王国在中亚细亚某个未标明的中心位置上，这种猜测是基于那些地区存在着聂斯托里和亚美尼亚的基督教组织。到了14世纪，大部分欧洲学者已放弃了该王国在亚洲的猜想，而是乐观地将约翰置于阿比西尼亚或埃塞俄比亚等非洲王国，这些王国确实是被基督教徒所统治。到了16世纪末，约翰的王国甚至出现在了某些荷兰人和德国人绘制的南部或东部非洲的地图上。

1165年的信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学者们对此从无定论，而且像美洲的伊尔多拉多这个传说中的黄金城市一样，约翰的王国也从未被人发现过。像伊尔多拉多一样，它是一个幻想，是一个吸引着许多探险家和冒险者的迷人幻想。15和16世纪，葡萄牙人绕过非洲到达印度乃至更远的地方，葡萄牙人做出的这一航海壮举，部分原因是当时人们仍普遍相信，一个强大而富裕的基督教国家——普雷斯特·约翰的王国——正在东方的某个地方等待着人们去发现。

鲍尔中尉的功勋，就建立在欧洲人这种厚积薄发的幻想上。他一举成名天下知，被受封为爵士，在伦敦和巴黎等地频频发表演说，著书立说。他的那件追凶之事，后来有了戏剧性的结果，在这里不能不提。在中亚细亚名城撒马尔罕，鲍尔中尉最主要的两个手下竟然在集市上与凶手意外相逢了。双方在游逛中无意地同时抬头一望，英国人的土著间谍发现对面站着的那个人，正是他们苦苦追寻的阿富汗的杀人犯。

一本毫不起眼的破烂古书，居然让一个尉官一夜成名，这使在印度旁遮普邦当学监并任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的斯坦因心急如焚。几年后，因为斯文·赫定在中国和阗的发现使19世纪末的欧洲再一次受到震惊，这尤使斯坦因如坐针毡。在世界的目光聚集于中国新疆南方时，英属印度驻喀什噶尔的领事马嘎特尼和沙俄驻喀什噶尔的总领事彼得罗夫斯基，以及英国军官扬·哈斯本（即荣赫鹏——英军侵犯西藏的主谋之一），频频向欧洲散布在塔里木地区不断发现古代文物文书和大规模的古代遗址的信息。

一时间，从地中海沿岸到圣彼得堡，从英伦三岛至俄国的奥什车站，那些野心勃勃的欧洲年轻人，都将新疆南方看成是“蜜与流奶”之地。

且慢！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叙述这些情景，是准备让伊斯拉姆·阿洪的出场，有一个深刻的背景和一阵响亮的锣鼓声。此后，伴随着这种前戏走上前台来的，即是那些手拿金币、满脸欲望的探险家和收藏家。可以说，伊斯拉姆·阿洪不得不进入这个珍贵的角色。一个寂寂无名的江湖巫师，从此在斯坦因的著作中站到了“不朽”的行列中。这是一种幸运，抑或是一种逼真的讽刺？

我使用了一个小说家的特权，试图探究其中的奥秘。

当时，新疆南方的富庶和印刷业的先进水平，无疑为伊斯拉姆·阿洪的伪造工作提供了一切物质条件。漫长的日照和干烈的气候，使植物的纤维变得柔软有力，用它制成的纸张如丝绸般光滑。况且，在19世纪末期，中亚细亚的木版印刷业中，尤以喀什噶尔地区为最高。在席卷了中国南方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北京的清廷忙于修养生息，一场变法与守旧的冲突即将拉开血腥的帷幕，而处于天高皇帝远的喀什噶尔一带，伊斯拉姆·阿洪的心理秩序必然宽松任性。他天才般地预见到了这个庞大的市场，并积极投入到自己秘密建立的坊间，源源不断地为欧洲的购宝者生产出一批又一批的所谓古代文书。

这些仿真的赝品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到了欧洲一些博物馆、图书馆的书架上，也有一些摆在了专家学者们的案头，让他们皓首穷经，缘木求鱼，纷纷把自己的一生给毁了。

在这一带有喜剧色彩的欺诈中，不能不提到几个人的推波助澜。

首当其冲的是德国裔的东方学家霍恩勒博士。他因为此前成功地识读出了《鲍尔古本》而声名大振，无可辩驳地成了19世纪末中亚细亚古文字的首席研究家和发言人。正是此人对伊斯拉姆·阿洪制作的那些赝品的无保留的夸奖与肯定，才使后者的产品贴上了“免检”的标签。他的糊涂害了自己同胞的钱财，也使自己昏聩不堪、名誉受损。

另一个人，则是英国驻喀什噶尔的领事马嘎特尼先生（他有一半的中国血统，汉名马继业），在长达28年的驻外生涯中，他一直尴尬地留守在喀什噶尔（世界上离海洋最远的地方——斯文·赫定语）这个职位上。在打理外交之余，他常常花很多的时间来收购民间散失的一些文物，寄给加尔格答或英国的一些研究学会。不可避免地，他和伊斯拉姆·阿洪的某些赝品遭遇在了一起。他成了这个伪造者一个忠实的传声筒和某种意义上的“保护伞”，而伊斯拉姆·阿洪则使他成为了所有购宝者中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他收集的文物不仅数量最多，品相和质量也看起来最高。按霍恩勒博士的要求，每件文物一定要说明来源和出土的地点，而这项工作被马嘎特尼一劳永逸地代替了。他独自杜撰了大量的细节，给这些赝品虚构了庄严的出身与高贵的门第。

有时候，文化就是披着政治的外衣畅行于世的。

粗粗算来，这个庞大而系统的伪造工程，制造出了多少可歌可泣的垃圾啊——在持续10年的时间内，每个到喀什噶尔附近寻宝的人，都掉进了伊斯拉姆·阿洪的圈套里，他的作品几乎遍布于印度和欧洲所有主要的博物馆和图书馆。伊斯拉姆·阿洪获取了大量的金钱，甚至可以说，他是中亚细亚最成功的商人和最有头有脸的巴依老爷了。

但是，只有一个人开始生疑。

他叫斯坦因。

他的野心使其保持着超常的警醒和分外眼红的嫉妒感。他想做那个“皇帝的新衣”前毫无顾忌的孩子，他想大声喊出——

在《沙埋和阗废墟记》中，这个志满意得的博士如剥茧抽丝般地将伊斯拉姆·阿洪的伪造生涯翻了个底儿朝天。在后者的声誉日益坍塌下去并落花流水的时候，是博士先生逐渐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垒砌到了高峰的一刻。他是一个荣誉的泥水匠。——好在，伊斯拉姆·阿洪迅速招供了自己的一切，至少在斯坦因的著作中是如此。不错，将这些片段的蛛丝马迹予以清理，就可以整理出一篇相当精彩的对话。

在以新疆喀什噶尔为坐标的几篇虚构小说中，我试图这样做了，我打算用这样的对话给人物以丰富的血肉和想象的余地。我的小说依次是《篡改》、《秦尼巴克》、《1898年喀什噶尔大事记》、《伪造者》和《伊帕尔汗》（已陆续刊发于《十月》2001年1期、《红岩》2001年3期、《长城》2002年4期、《长城》2003年3期和《西部》2012年10期上）。

斯坦因以一种洋洋自得的口气写道：

“……，核对了保存在喀什噶尔的记录，以及许多单个证明人的证词，在很多重要情节上，证明伊斯拉姆·阿洪以后的证词是完全诚实的。他具有非凡的记忆力，从霍恩勒博士报告中许多附印的照片图版上，他很快就认出了自己生产的用“无名文字”刻印的版本样品……”

据此，可以窥见伊斯拉姆·阿洪伪造生涯的每一个阶段了。

1895年，当伊斯拉姆·阿洪第一次生产出这种“古书”时，他就顺利地出售出去了。那本作为“试销”的书，据说是摹仿了从丹丹乌力克出土的真正“手抄本”散页上的草书婆罗米字体。——这个天才的伪造者，这个充满了想象与激情的混蛋，这个天真的文盲集团的首领，在最初的阶段制造出的赝品精致巧妙。虽然他们自己连那些神秘的文字也一无所知，可他们却成功地欺骗了欧洲的学者和专家们。于是，第一次的喜悦和滚滚而来的金钱，深深地鼓舞了他们，但这样手工抄写的效率并不能让他们满足，他们开始进入了流水线一般的大规模的伪造工业中。

这，就是木版印刷术。

据斯坦因经过对版本的分析发现，这些随心所欲创立出的文字，在一个时期内的大英博物馆中，至少有12种不同的版本之多。伊斯拉姆·阿洪达到了他事业的辉煌顶峰。虽然在他的产品中漏洞百出，比如那些伪造品在形式上千篇一律、字体显出很大的差异，而且在字的大小、笔划粗细上也有层出不穷的破绽，但欧洲人在狂喜之下简直忽略不计。

悲催的是，这为他最后的暴露埋下了伏笔。

当然，斯坦因在得意之时，还不忘讥讽一番他的偶像和以前极尽勇气追随模仿的先行者斯文·赫定。他在同一本书中写道：“刊印在斯文·赫定博士的德文版著作《穿越亚洲》上的‘古代和阗手写文书’，可以说是（伊斯拉姆·阿洪）这个工厂晚期比较粗糙的产品。”——而此前，斯坦因却像怀里揣着《圣经》一般，是揣着斯文·赫定的著作进入了新疆南方的。这时候，他可能已经预感到，自己终于可以和斯文·赫定比肩而立了。

斯坦因终于取得了一份“被告已供认不讳”的证词。他夸张地说：

“……我得知并可告诉欧洲的学者们，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并没有使用东方式的拷问方式。这一点确实令人高兴。”但刚刚开始时却不是这样，开始时，斯坦因说：“……漫长的两天，我感觉到似乎是呼吸着印度审判厅的空气。”

伊斯拉姆·阿洪以一种很坦率的方式，彻底说出了自己所有的秘密。

他津津有味地讲述了为给欧洲的那些探险家和收藏家们，提供源源不断的“手写文书”或“刻版印刷”的需要而伪造仿古纸张的全过程，以及看起来像是旧纸的方法。伊斯拉姆·阿洪说：“……用胡杨树胶把生产好的纸张染成黄色或淡褐色，树胶溶解在水里，便可成为染色液，……当染过色的纸张写上或印上文字后，再将之挂在壁炉上方使之烟熏成特有的古纸色泽。当然，这种熏制法偶而不慎也会熏焦或烧坏，带着这种明显痕迹的一些‘古书’曾运送到加尔格答。……稍后，我们就把这些书页装订成册。后期的大多数产品，采用的是仿欧洲式的装订方法，但很粗糙而不恰当（往往使用铜钉或纸捻），这当然会使人有理由对它的真实性产生严重的怀疑。最后，已经制成的文稿或书本，要在纸页之间再撒上细沙土，使它们装扮成好像长期埋藏过的样子。”

斯坦因补缀道：“我清楚地记得，1898年春天，在检查克什米尔一位收藏家的这种赝品之前，曾不得不使用衣服刷子。”

为了继续给自己的智慧方面增添新的证据，斯坦因以一种自夸的口吻说：“……根据我沙漠考察所获的成果，即使伊斯拉姆·阿洪拒不坦白，已足以处置至今所知的所有赝品。我从丹丹乌力克和安迪尔发掘出的古代文物以及根据由沙漠中所获得的普遍经验，使我很容易辩别出真品与伊斯拉姆·阿洪制造的赝品，这就揭穿了古代遗址曾向他提供文物的无稽谎言。”——在这里，伊斯拉姆·阿洪伪造集团的知识缺憾成了他们致命的毛病。他们太随心所欲了。他们照猫画虎的涂鸦方式，并未能掩盖自己文盲出身的底层命运。况且，喀什噶尔当地中国政府的按办大臣潘效苏的那一套刑具，也在冥冥之中散发出森严的冷气，因为他们差一点儿破坏了“外交关系”。

有时候，叙述会走上歧途。

在这些蛛丝马迹中，有一点是不容忽视的，即斯坦因博士在这件事上的贪功之嫌。

因为，最早开始怀疑伊斯拉姆·阿洪产品真实性的，是一个长期在喀什噶尔面壁布道的传教士亨得·里克。此君在中亚细亚留驻经年，在风起云涌的“淘书热”中也开始操持此道，并频频和远在印度的霍恩勒博士书信往来，探讨一些有关信仰和宗教方面的心得体会，也对霍恩勒博士佩服有加。他对自己的祖国贡献不薄，在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国家民族博物馆中，就陈列着他搜集的大批赝品，可那时，传教士并不知道赝品的存在。

有一次，伊斯拉姆·阿洪上门来推销三册由木版印刷的古书，他还编造了一个奇异的发现经过，说是从一棵枯树的树洞里掏出来的。而在当地，的确有将一些神圣物品藏在树洞中的习俗。——正当他们讨价还价的时候，亨得·里克的一个土著仆人进了屋子。

他是一个知情人。

这个土著仆人的一个朋友恰好是伊斯拉姆·阿洪之子。仆人曾问他父亲是如何获得那么多的古书时，毫无城府的阿洪之子答曰：“……那些印本，是我父亲找一个印染（蜡染）棉布、丝绸的工匠，像制印模一样用核桃木刻成木版，然后印制出来的。那些字码是我父亲亲自写在刨平的木版上的。”

亨得·里克迅速给霍恩勒博士写了信，道出了这其中的真相。

但是，霍恩勒博士毫不犹豫地在自己的报告中，驳斥了传教士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他的最高裁定，遂使伊斯拉姆·阿洪得到了一个知音、一次广而告之的宣传。他的地下流水线遂开足马力，为自己送来了唾手可得的大量财富。话说至此，也可以看见知识有时候是多么率性和摇头晃脑。知识扇了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

伊斯拉姆·阿洪从来就没有过携巨款自首的念头，从来没有。

可他怎么能“供认不讳”呢？

这是一个至今也难以解开的谜，须要再次问问斯坦因博士！

附：本文参考书目

《沙埋和阗废墟记》，斯坦因著，殷晴、剧世华、张南等译，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出版

《外交官夫人的回忆》，凯瑟琳·马嘎特尼著，王卫平译，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荒漠独行》，杨镰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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