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英加强安全合作：同盟复活

〔提 要〕 近年来，日本与英国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呈快速发展势头。两国防务安全合作在机制建设、军队交流、武器研发及加强第三国安全能力建设等方面均有明显进展。这种新态势是两国面对不确定国际环境及亚太地区安全格局新变化相互借重的结果，同时也受双方合作进行武器研发的利益所驱动，其可能对亚太安全局势发展和地区安全秩序构建增添新的不确定因素。由于战略利益、对华政策及国内政策等因素的制约，英日两国安全合作短期尚未不会走向结盟的程度。

〔关 键 词〕日英安全合作、日英关系、亚太安全

〔作者简介〕解晓东，渤海大学图书馆馆长、政治与历史学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D833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17）6期0109-13

〔提 要〕 近年来，日本与英国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呈快速发展势头。两国防务安全合作在机制建设、军队交流、武器研发及加强第三国安全能力建设等方面均有明显进展。这种新态势是两国面对不确定国际环境及亚太地区安全格局新变化相互借重的结果，同时也受双方合作进行武器研发的利益所驱动，其可能对亚太安全局势发展和地区安全秩序构建增添新的不确定因素。由于战略利益、对华政策及国内政策等因素的制约，英日两国安全合作短期尚未不会走向结盟的程度。

〔关 键 词〕日英安全合作、日英关系、亚太安全

〔作者简介〕解晓东，渤海大学图书馆馆长、政治与历史学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D833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17）6期0109-13

自2012年以来，日本与英国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呈现出稳步快速发展的势头。对此，日本驻英国大使林景一（Hayashi Keiichi）称日英关系为“新型同盟（new type of alliance）”，也有人称“日英同盟正在复活”。客观审视日英防务安全合作，对全面了解两国外交政策新发展及研判亚太安全局势走向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一、快速发展的日英安全合作

在二战后的几十年中，日本仰仗美国的安全庇护，放弃集体自卫权，不涉足海外战斗任务。英国自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回全部军队以来，其亚洲政策也进入一个漫长的“相对忽视”时期。因此，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英日双边防务安全合作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但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日英防务安全合作却呈现出“井喷”般的发展势头。

（一）高层互访频繁，建立多层次安全对话机制

2012年4月，英国首相卡梅伦访问日本，这是英国首相2003年以来首访日本。访问期间，卡梅伦与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同意由两国防长签署《防务合作备忘录》，由此开启两国防务安全合作新篇章。同年10月，日本外相访问英国，开启两国外长战略对话。两国还启动年度核对话机制，主要讨论核安全和管制、核研发、核设施退役及污染清除等核政策，至2016年11月，已举行5轮对话。2013年安倍晋三就任日本首相后，更加重视发展对英关系，两国关系迅速升温。2013年6月，安倍参加在英国厄恩湖举行的八国峰会期间，与卡梅伦举行双边会谈。2014年5月安倍正式访问英国，与卡梅伦商定建立两国外长和防长级磋商机制（简称“2+2”），英国成为第五个与日本建立类似对话机制的国家。迄今为止，双方已举行两轮“2+2”会谈，第三轮会谈将于2017年12月举行。自2016年7月英国首相梅上任以来，安倍已四度与其会晤，两国首脑4个月内实现互访，凸显双边关系的“战略性”。2017年8月梅访问日本，两国宣布将设立国家安全顾问与首相辅佐官季度对话机制及针对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援助合作的工作级磋商机制。除上述机制外，双方还建立了防长会晤机制。除了官方往来，两国智库间安全对话亦十分活跃。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皇家三军防务研究所与日本的防卫研究院、笹川和平基金会、日本基金会围绕战略安全合作议题定期开展研讨活动。这些活动的参加者多为防务、外交领域的知名人物，相关研讨对推动两国防务政策部门合作及增进精英层的了解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签署多个防务安全合作协议

2013年7月，日英两国签署《防务装备合作框架》和《信息安全协议》，为两国联合研发防务装备建立了法律框架。2016年1月，两国签署《相互提供物资与役务协定》（ACSA），该协议将使两国军队能在国外的联合军演、维和、人道主义援助和灾害救援任务等方面展开合作。英国成为继美国、澳大利亚之后第三个与日本签署ACSA的国家，也是首个与日本签署该协定的欧洲国家。

（三）军事交流活动明显增多

除两国防务高官定期会晤外，日英海空军互动热络。2013年7月，三艘日本军舰抵达英国朴茨茅斯军港，对英国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同年12月，英国“勇敢号”驱逐舰访问东京港，与日本海上自卫队举行了联合演习，英国海军参谋长泽姆贝拉斯（George Zambellas）随船访问日本。2014年11月，在海湾地区参加国际扫雷演习的日英海军，互派军官到对方军舰值勤，以增进相互了解；同年12月，英国皇家海军在日本设立联络官，这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该联络官将负责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对话，同时研究美日关系及美国第七舰队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互动。2015年1月，英国派出海军陆战队参加在冲绳施瓦布軍营举行的美日联合演习；同年4月，英国举行“联合勇士”海军演习，日本派出观察员观摩演习。2016年10下旬至11月上旬，英国皇家空军派出四架“台风”战斗机赴日本三泽空军基地，与日本航空自卫队开展代号为“北方卫士2016”的联合演习。这是日本航空自卫队首次同美国之外的国家在本土开展联合训练。

（四）积极推进武器联合研发

2014年11月，日本和英国同意就合作开发新的远程空对空导弹进行可行性研究。该项目拟将日本三菱公司的导引头与英国MBDA公司的“流星”超视距空空导弹集成起来，并装备到未来引进的F-35战机上，其可行性研究将于2017年底完成。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BAE Systems）在日本设立分公司和研究所，与日本共同开发先进武器。2016年4月，英国航空航天系统公司同日本防卫省达成一项订单，向日本提供30辆新型AAV7A1两栖攻击战车，合同价值1.49亿美元。2017年3月日本防卫省采办、技术与后勤局与英国国防部达成协议，合作研发新型隐形战机。协议规定，两国将交流先进航空技术，并进行合作研发新型战机可行性研究。该项目将是两国在敏感防务技术领域最大的合作，旨在为两国提供2030年后的战机。两国未来合作的另一个重要领域是生化防护服和其他武器系统的联合研究项目。

（五）在东南亚、非洲展开系列安全合作

在东南亚，日本与英国展开系列合作活动：2016年1月，日本和英国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办人道主义救援与减灾研讨会，参会专家来自日本外交部、防卫省、国际合作署以及英国国际开发部、国防部和东盟10个成员国；同年11月，日英两国与越南外交学院在河内联合举办“驶向自由开放的亚洲之海：法治与国际合作”研讨会；2017年2月，参加G20外长会的日英两国外长确认，两国将合作为印尼打击暴力极端主义提供培训援助。在非洲，日本向英国与非政府组织联合发起的安哥拉扫雷“Halo Trust”项目提供资金援助；两国合作向联合国打击毒品与犯罪办公室“改善突尼斯边界安全项目”提供援助，日方提供监视摄像系统，英国负责培训机场雇员，帮助突尼斯迦太基国际机场提高边界控制能力；日本国际合作署（JICA）与英国政府、国际红十字会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办“通过促进性别平等和妇女授权建设和平”活动。在2017年8月发表的日英安全合作联合宣言中，双方表示将对东南亚、南亚和非洲发展中国家进行能力建设援助，主要领域包括海洋安全、反恐、网络安全、人道主义救援和灾难救助、性别平等、维和行动和扫雷。

除上述具体合作外，两国还公开表态支持对方的安全政策。在英国首相梅访日期间两国发表的安全合作联合宣言中，日本欢迎英国加强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接触，包括诸如在亚太地区部署航母等海陆空三军的访问；英国欢迎日本在“积极的和平主义”政策下积极参与国际安全事务。英国外交和防务大臣均曾公开表态支持日本修改宪法，前者称这将使日本“在维护国际体系的和平与稳定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日英两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上述进展，可以看出双方防务安全合作意愿强、沟通顺畅且效率很高。尽管目前双方合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实质性成果有限。但展望未来，两国在联合军演、相互进入对方军事基地、军事人员交流、装备合作、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合作有望进一步深化。

二、日英合作的动能

日英两国在安全领域的迅速拉近，远远超出一般双边关系发展的步伐，其背后的推力值得探究。初步看，以下因素在发挥作用。

（一）应对国际格局变化及全球性问题的挑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普遍遭遇经济危机和政治信任危机的打击，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强势崛起，国际力量格局“东升西降”态势明显。与此同时，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凸显，西方国家在全球治理问题上日益失去领导力。美国作为西方世界的“共主”，实力相对下降，主导国际秩序力不从心。在此背景下，作为西方世界重要成员的日英两国既想为维护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時也想在不确定的世界局势中增加新的安全保障，因此加强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成为两国自然的战略选择。“当世界人民处于艰难时期，有些人需要站出来并挥舞旗帜——英国和日本可以做到这一点。”对日本而言，英国是一个值得借重的安全合作伙伴。英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在英联邦国家中仍俱较大影响力，同时也是世界核大国和海军强国之一，发展与英国的防务安全合作，不但有助于拓展日本在国际安全事务中的发言权，同时还有助于赢得英国在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问题上的政治支持。考虑到美国的相对衰落及美国对盟友安全承诺的可信度，日本在强化日美同盟的同时，希望与更多的军事强国发展安全合作关系，以增加自身安全系数。曾担任过日本防卫大臣的自民党秘书长石破茂（Shigeru Ishiba）表示：“与美结盟是日本安全的基石，但是我们应该考虑仅仅靠美日结盟是否足够。既然英国和日本都是美国的战略伙伴，我们必须在安全关系上绑定在一起。”对英国而言，发展与日本的防务安全合作，对维系其全球影响力，提高其与中国等新兴大国外交博弈中的筹码有重要帮助。安倍政府上台后，外交上奉行“积极的和平主义”，试图在国际安全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这使得日本成为对英国和欧洲很有吸引力的安全伙伴。

（二）两国在应对亚太地区安全挑战有着彼此借重的需求

在传统安全领域，日英两国在面对俄罗斯的安全压力、朝核问题以及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等问题上，也有相互借力的需求。日本希望英国在对华政策上能发挥平衡者的作用。2012年安倍在竞选前曾撰文指出，面对持续存在的东海、南海争端，日本外交政策必须优先拓展战略地平线，建立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美国的夏威夷州“民主安全菱形”，邀请英法返回亚洲，参与巩固亚洲的安全。英国除希望日本在克里米亚和叙利亚等问题上主动牵制俄罗斯外，更希望借助日本维护其在亚太的各种战略利益。英国在2015年11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及战略防务与安全评估：一个安全与繁荣的英国》中强调：亚太地区对英国而言既有着重大的经济机遇，也对未来维护规范基础上国际秩序的完整与可信度有着重要影响。英国外交部亚太司司长斯蒂芬·李利（Stephen Lillie）曾表示，“英国深切关注整个亚太地区，不仅仅局限于个别国家和纯商业领域……（经济与安全）密不可分，如果地区国家感到不安全，繁荣也不可能实现。这就是我们稳步提升与日本安全合作的原因所在。”受制于地理距离遥远及在该地区缺乏强有力的军事存在，英国要若想参与亚太地区事务并最大化地发挥影响力，寻找战略伙伴就必然成为其现实的选择。而与英国拥有相近的价值观，且与美国保持密切的同盟关系，被称为“亚洲的英国”的日本自然是最佳人选。

作为贸易立国的岛国，日英对维护海上交通线安全有着相似的利益。前日本海上自卫队舰队司令官香田洋二指出：从南海经印度洋到东非的广大海域存在许多地区热点问题，日本通往欧洲国家的海运必须经过此海域，对英国也是如此。对两国而言，任何形式的不安全因素或挑战都影响重大。这将是未来英日合作的重点领域。英国在2014年发表的《国家海洋安全战略报告》中指出：英国致力于通过积极的外交接触来建立和发展关键伙伴关系，以此确保国际海域的安全。这包括与国际伙伴合作共同确保基于国际法的海洋安全和自由航行。同样鼓吹“海洋法治”的日本自然是英国理想的海上安全合作伙伴。

（三）两国在合作开发武器方面存在共同利益

受经济不振的影响，英国军力及军工产业衰落明显。英国为了提振军工业，一方面积极研发新概念军事技术，保持其在世界军工领域的领先地位，另一方面将较先进的武器装备放到国际市场上套现，保持武器生产与研发良性循环。但武器研发技术突破需要的周期长，在预算吃紧的情况下会出现捉襟见肘的困境。日本有着雄厚的资金，并在某些领域拥有先进的技术储备，加强英日合作不仅有利于降低武器研发成本，促进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而且也有助于推动英制装备在亚太地区拓展市场。美国一直是日本主要的武器装备供应国，但这种合作关系某种程度上制约了日本独立发展军事技术。日本希望改变美日同盟对它的束缚及自身对美制武器的过分依赖，充分利用英国的技术实现国防自立，实现向“军事大国”的转变。英日两国各自在一些技术领域存在技术优势，两国通过合作可实现优势互补。日本希望借助此类合作推动日本国内的军工企业进入全球军火市场，进一步降低采购成本并加强本国军事实力。

三、对地区安全的影响

英日安全合作目前仍属于起步阶段，部分合作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从长期来看，两国防务安全合作有可能进一步深化，从而给地区热点问题、亚太安全秩序的未来走向带来不确定性因素。

（一）给亚太地区安全热点问题的解决增加复杂性

在日英有关亚太安全问题的互动中，朝核问题与东亚海洋争端问题十分受关注。在朝核问题上，日英两国在双边会晤中多次发声表示关切。2017年8月，英国首相梅访日期间，两国就朝核问题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强烈谴责朝鲜发射导弹的挑衅行为，承诺将与国际社会一道加大对朝施压。2016年11月英国空军还与美韩军队在韩国举行“无敌盾牌”联合演习，对朝施压意图明显。朝鲜媒体批评英国称此举是对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重大挑战。在东海、南海问题上，英国多次伙同日美在七国集团（G7）共同声明中发表对华不利的言论。2016年4月18日，英国前外交国务大臣斯瓦尔在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发表讲话称，南海紧张是由中国的强硬行动所造成的，海牙仲裁庭就南海仲裁案的裁决对中菲双方均有约束力，英国将与美国一道支持仲裁裁决。同年5月，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出席G7峰会时做出强硬表态，明确提出“中国必须尊重海牙仲裁法庭的裁决结果”。在第二轮英日“2+2”会谈联合宣言中，双方表达了对东海和南海局势的关切，反对任何可能改变现状或引发紧张的强制或单边行动，同意仲裁结果决具有法律约束性。两国协助东南亚国家增强海事行动能力，协助对象均为挑战中国南海权益主张的最主要当事国。

（二）日英联合制衡中国的一面将长期存在

尽管英国对华政策有积极调整的趋势，但其政策时常出现两面性和投机性。斯瓦尔曾表示，在亚太未来安全秩序规则之争中，英国要站在美国一边。英国鼓吹支持基于法治和国际规范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实际是以西方一贯倡导的民主、法治、人权、开放透明的市场等价值体系来挤压中国模式的影响。英国表示将在亚太部署航母，明显有呼应日美对中国海上力量崛起进行平衡的考虑。英国一方面坚持对华武器禁售，另一方面却与日本大张旗鼓开展武器联合研发，明显表明其安全政策偏向日本。有学者甚至提出，日本应借鉴冷战时期英国在北海封锁苏联海上扩张的成功经验，来寻求破解中国海军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美国学者奥斯林认为，一旦英日完成军事情报分享协议，将有助于日本建设其情报系统，也将使日本加入“五眼”情报网。

（三）美日英三边合作呼之欲出

日英两国均为美国的盟友。在美国“重返亚洲”背景下，美日同盟关系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明显得到加强。英国脱欧后，为维护其全球影响力，亦将强化与美国的特殊关系。由于中国崛起及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美国希望两个盟国为其分担更多安全责任，同时鼓励盟友间建立网络化安全合作关系。在2016年“2+2”会谈中，双方表示将探讨日本、英国和其他地区伙伴开展安全合作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美日英三国与其地区其他伙伴加强军事合作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2016年10月20日，美日英三国海军最高长官在华盛顿签署三边合作协议，同意加强三国海军协作。在联合宣言中，三国海军同意维护开放自由的海洋体系，保护全球商业和贸易的流通。目前，在英国、美国均有学者呼吁建立美日英三邊同盟。英国皇家三军防务研究所前所长克拉克（Michael Clarke）曾表示，“英国和日本与美国有着特殊的关系。三国今后可将防卫、安保以及自由贸易作为合作支柱，结成美英日新同盟，构建新的关系体系。”除与美国加强三边互动外，日英也可能与其他国家或区域机制加强安全合作。安倍曾表示希望日本加入由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组成的五国联防机制，与该机制成员国进行年度磋商，参加其军事演习。

四、近期尚不存在复活同盟关系的可能性

日本和英国是位于亚欧大陆两端的岛国，日本的议会民主制、海军建设均曾以英国为榜样，两国存在诸多类似性（affinity）。历史上，英日在20世纪初（1902—1923）曾为应对沙俄在远东的扩张结成同盟。时至今日，两国仍有部分人对英日同盟的记忆挥之不去。2015年版英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及战略防务与安全评估：一个安全与繁荣的英国》将日本视为“亚洲最紧密的安全伙伴”，并将日本与美国、加拿大、欧洲伙伴、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同视之，并表示将对“这些盟友投资”。有人认为，过去数年日英之间系统的、直接的、广泛的安全合作已超越了普通的“伙伴关系”，这种发展意味着相关举措有可能最终建立起值得使用“同盟”这个名字的广泛的安全与防务关系。甚至有人认为，除了名字外，英日关系在各方面都可以被视为盟国。但客观来看，两国暂时尚不存在正式结盟的动机和条件。

（一）战略利益契合点不尽一致

日本加强与英国的安全合作主要目的是借助英国的力量平衡中国崛起对其造成的战略压力，但英国迄今并未清楚地找到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定位。尽管英国自二战后一直力图保持其全球影响力，但“全球性英国”与“小英国”身份定位的争论始终存在于英国的外交中。对英国而言，亚太远非20世纪早期的远东，当时英国在远东有实质性的商业、领土和军事利益，今天英国在亚太虽然依然有政治安全与经济利益，但亚太在英国的外交排序，已不再处于优先地位。一些英国人认为，英国的资源最好投放在靠近家门的地方，如中东、欧洲、北非和地中海，这些地方存在对英国安全的直接威胁。如果英国根据需要采取防务行动的话，聚焦非洲更划算——美国在非洲的存在不如在亚太那样无处不在，而且英国在非洲能够发挥更大影响。因此，有学者建议，英国应该谨慎回应与日本强化关系的呼声；两国安全合作要更现实一些：“日本一些政府高官希望英国在东亚更高调地展示海上力量存在或更强硬地回应中国的武断行为，任何英国政府在不远的将来都不可能考虑做出这些努力。因此，双方得调适彼此的期望。英国不要期望日本在其所感兴趣的安全事务上全面赞同，也不可能指望日本帮助英国应对来自俄罗斯的挑战；日本也不应期望英国在亚洲安全联盟中发挥积极作用。”

（二）两国对华政策存在明显差异

随着与中国综合国力的差距越来越大，日本国内对华焦虑感明显上升。安倍政府的“打造亚洲民主安全菱形”、“俯瞰地球仪外交”等无不是希望借助其他力量制衡中国。日本在南海争端问题上纠缠不休、在“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问题上与中国唱反调，均显示出其将中国作为主要竞争对手，进行全力打压的态势。英国虽然也关注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但同时更重视中国崛起带来的机遇。在英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及战略防务与安全评估：一个安全与繁荣的英国》报告中，明确提到“扩大与印度、中国等新兴大国的经济联系”。英国希望通过接触来改变中国，担心与中国交恶损害其经济利益。英国不顾美日反对加入亚投行。在南海巡航问题上，英国一方面表示将派军舰到东亚，另一方面强调英国不会进行直接挑战中国领土主张的演习，没有计划像美国那样在南海争议岛礁进行“航行自由”演习。在中日战略竞争日益凸显的背景下，英国对华外交仍将采取谨慎的“两面下注”，这一特点有望持续下去。

（三）国内政治因素的制约

未来英国将在中日关系、亚太安全秩序构建中扮演何种角色，将取决于英国自身的实力、利益和身份定位。受制于经济衰退、军事实力下降和伊拉克战争后遗症等因素，英国介入海外地区冲突的积极性大不如前。特别是《齐尔考特報告》（《伊拉克战争调查》）出台以来，英国对承担海外军事义务更加谨慎。尽管英国脱欧后，其可能为维护全球影响力而更加重视对亚太事务的介入，但短期内由于忙于脱欧谈判及处理内部纷争，无法在亚太或东亚投入更多资源和精力。英国的现实考量是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投入来获取最大的收益，“选边站队”、“联盟制衡”并不符合英国的地区利益。日本安倍政府虽然强势，积极推动修宪和自卫队“走出去”，但国内的反对声音一直十分强大， 担心军事和情报部门再次将国家带入危险之中。国内因素对日英防务安全合作的势头无疑会形成掣肘。

从上述分析可见，近期英国并没有强烈的动机和意愿发展对日“新型同盟”关系，它在中日之间的保持平衡或“两面下注”的外交还将持续。而日本在强化美日同盟关系、扩大与印度、澳大利亚及部分东盟国家安全合作之后，亦无急于推动与英国结盟的迫切性。有欧洲学者在2015年指出，2012年之后的3年时间里，有关形容英日关系的措辞正从“同盟”退缩成“伙伴”，这实际是两国关系的现实写照。因此，战略伙伴关系将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日英关系的准确描述。

五、结 语

日英加强安全合作是西方国家面对国际形势变化及自身实力地位下降而采取的一种抱团取暖行为。尽管其中含有平衡中国快速崛起的考量，但客观来说，中国并不是双方加强安全合作的全部出发点。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双方的合作远没有走到针对特定对象进行结盟的阶段。这种非传统结盟的合作关系如同亚太地区诸多双边安全合作关系一样，一方面是为了应对美国实力相对衰落而采取的“两面下注”，另一方面是为了拓展两国在防务安全问题上的共同利益。由于日英两国以西方秩序的捍卫者自居，其对地区安全事务的介入具有明显的倾向性，这将对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和亚太安全秩序的发展带来新的复杂性。

【完稿日期：2017-10-29】

【责任编辑：姜胤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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