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研究与三重证据法的理论与实践

摘要：从文学转治文物的沈从文是三重证据法（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与出土文物相结合）的最早倡导者与实践者之一。他不仅在理论上阐述了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而且熟练运用这一方法取得了文献、文物研究的辉煌成果，并进一步阐述了深入研究与人才培养的方法。沈从文的文学成就掩盖了其物质文化研究的卓越贡献，以后的沈从文研究应当还原他作为一名史学家的真实面目和历史地位。

关键词：沈从文；三重证据法；物质文化史研究；考古学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12）06002806

1949年后沈从文来到了北京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开始了对中国传统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并先后发表了《龙凤艺术》《唐宋铜镜》《战国漆器》及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诸多成果。作家出身的沈从文，其物质文化史研究体现出了鲜明的特色，即将出土实物、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三者有机结合进行互证研究，在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方面开创的崭新的研究方法，正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所广泛提倡的“三重证据法”。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沈从文已经明确提出了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的观点，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实践，获得了辉煌成就。然而，沈从文作为史学家的卓越贡献为其文学方面的辉煌成就所掩盖，无论在文学研究史还是史学史中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近30年来关于沈从文研究的论文达到3 000多篇，专著近百部，论及其物质文化研究的成果及其研究价值的只有寥寥十数篇，而且多是从宏观的角度来考察其建国后转型的原因及简介其研究成果，而未能深入探讨其物质文化研究的价值与意义，并进一步从各个方面深入探讨其研究方法及现代性意义。其实，正如张充和所言：“有人说不写小说，太可惜！我认为他如不写文物考古方面，那才可惜！”[1]本文即力图从沈从文物质文化研究的理论阐述和具体实践出发，还原他作为一名史学家的真实面目及其历史地位，并探讨其物质文化研究中提出“三重证据法”理论的意义及其作为方法论的现代性价值与意义。

一、三重证据法理论的提出与实践

早在1925年，国学大师王国维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开设“古史新证”时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2]2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重大革新。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推进，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一步提出了“三重证据法”。对第三重证据的认识，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黄现璠先生提出的“口述史料”[3]2；二是徐中舒、叶舒宪诸先生提出的民族学与人类学史料；三是饶宗颐先生提出的将考古材料一分为二，即有字的考古资料和无字的考古资料：“余所以提倡三重史料，较王静安增加一重者，因文物之器物本身，与文物之文字记录，宜分别处理。”[4]67前二者多用于人类学领域，而后者在传统文化研究领域获得了广泛应用，李学勤先生也对饶氏三重证据法十分认同[5]。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沈从文先生已经多次提出文史研究必须与文物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将文物“与文献相互比证，相互补充，相互纠偏，从联系比较中鉴别是非，得到新认识”[6]5，同时也纠正了“历来承袭的以文献为主的传统文史研究方法可能出现的偏颇乃至谬误”[7]422。在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互证的基础上，高度重视出土实物研究的三重证据法虽然获得了学界的广泛认可，但以出土实物为中心的考古学和以文献研究为中心的文献学两种学科的有机结合，在实际研究中无疑有很高的操作难度，要求研究者既有扎实深厚的文献学基础，又要熟悉大量的出土实物，而出土实物在博物馆中展出或者公布的往往还是少数，数量浩繁的文物往往藏于各大博物馆的库房之中而鲜为人见。作为一流的作家，沈从文有着深厚的文献功底与写作能力；而作为国内文物藏品首屈一指的博物馆——北京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沈从文过手了上百万件珍贵文物，对文物的熟悉程度是一般的文史学者所无法达到的；这一特殊的学术历程造就了沈从文独特的学术方法与理论，并成就了其后半生的学术高度。

二、沈从文对文史研究与文物结合的理论阐述

1954年10月3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23期发表了沈从文《文史研究必需结合文物》一文，首次全面阐述了其文史研究中将文献、文物二者互证的研究方法。该文首先指出学界用“集释法”注书所存在的问题，“因为事事物物都在不断发展和变化，文学、历史、或艺术，照过去以书注书方法研究，不和实物联系，总不容易透彻。不可避免会如纸上谈兵，和历史发展真实有一个距离。这里涉及的是一个‘方法’问题。”而“单从文献看问题，有时看不出，一用实物结合文献来作分析解释，情形就明白了”，同时批评了当时的文学或史学教授们的研究方法，“照近五十年过去习惯，就并不觉得必需注意文字以外从地下挖出的，或纸上、绢上、墙壁上，画的、刻的、印的，以及在目下还有人手中使用着的东东西西，尽管讨论研究的恰好就是那些东东西西”[8]。

沈从文高度评价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认为“王静安先生对于古史问题的探索，所得到的较大成就，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新的工作指标”，在此基础上提出“必须把眼光放开，用文物知识和文献相印证，作新史学和文化各部门深入一层认识，才会有新发现”。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即“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基础上，再加上没有文字的“出土实物”这一重以前研究中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崭新证据。可见，虽然沈从文没有明确提出“三重证据法”这一具体名称，但在实际的研究实践中却无疑是这一研究方法的最早倡导者之一。

1961年，沈从文连续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从〈不怕鬼的故事〉注谈到文献与文物相结合问题》（6月18日）《从文物来谈谈古人的胡子问题》（10月21日、24日连载），有针对性地对当时学界文学、语言研究中没有重视到文物的弊病进行纠正，并再次阐述了文物研究与文献互证的重要性及其意义。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科学院文学所编的《不怕鬼的故事》，沈从文根据其文物研究对平上帻、庭燎、樗蒲、金斧木楔、球杖、胡床等十一事进行辨证，文物与文献结合的论证方式使得其行文很有说服力。如“平上帻”，原注说是在发上的一种头巾，又名平头巾，沈从文指出其实“还不如说平顶帽明确具体”，按《唐会要》“伍伯着赤帻”，河北望都汉墓壁画中的伍伯所着赤帻其实是屋顶形的平顶帽，而从汉代画像砖来看汉代所说的巾子多只束发而不裹头。又如胡床，原注以为是“可以折叠起来用绳子穿成的矮床”，沈从文指出“胡床并不是床，也并不矮”，而是“近似交椅”，是一种可折叠的轻便坐具，在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彩绘漆瑟中有形象的反映，继而据《北齐校书图》《三顾茅庐图》《十八拍图》以及故宫、北大所存的文物论述了这一坐具的各代之形制。《从文物来谈谈古人的胡子问题》一文从历代青铜器、漆器、陶器、玉器、石刻、壁画、书画等各类文物中的人物形象，联系史书、诗歌等文献记载来探讨古代男子是否留胡子，不同历史时期胡子的式样以及人们对胡子的审美，廓清了当时学界对古人胡子论述的偏误。如沈从文言“胡子问题虽平常小事”，“但是学术的专家通人，行文偶尔涉及到它的历史时，若不作点切实的调查研究，就不可能有个比较全面具体的认识”[7]32。

除此以外，沈从文在《中国陶瓷史》（残章）、《中国玉工艺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研究实践中也多次从理论的角度探讨文物与文献结合的研究方法，而且指出这一方法不仅是文史研究的方法，也是文物研究的方法：“私意结合文献和文物来找问题，终不失为一种新的研究文物方法。一面可望把文献记载到的事物，弄得比较明确清楚，一面也可望把许多文物，固有名称和这些器物本身历史衍进弄清楚些。”[9]52

三重证据法的学术价值与意义，沈从文在研究实践中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完全用一种新方法、新态度，来进行文物研究工作的，在国内同行现在还不多。我由于从各个部门初步得到了些经验，深深相信这么工作是一条崭新的路。做得好，是可望把做学问的方法，带入一个完全新的发展上去，具有学术革命意义的。”[10]26因此，甚至在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提案中，沈从文也不遗余力地倡导文献和文物结合的文史研究方法，呼吁文物的“古为今用”，“新的历史科学研究，在文物和文献相互结合认识基础上，得到迅速推进”，并提出了综合博物馆和高校力量编写综合性的中国艺术史、制作文物专题类教育电影、鼓励各大中学文史系教师、美术系教师等在假期或平时到博物馆学习进修、国内文物收藏机构加强研究工作和对外服务工作等五条建议[11]。

正如沈从文所期望的，“如国内文史专家学人，肯来破除传统研究文史方法，注意注意这以百万计文物，我个人总深深相信，一定会把中国文化研究带到一个崭新的方向上去，得到不易设想的新的丰收”[7]33。

三、沈从文对文史与文物结合研究的实践与成就

新中国期间，沈从文在中国传统物质文化史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沈从文全集》第28卷至32卷，收录了《龙凤艺术》、《织金锦》、《谈写字》等单篇论文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唐宋铜镜》、《中国陶瓷史》等诸多专著，其研究几乎涉及了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各个方面。

沈从文的物质文化史研究，特别强调在文史研究中出土文物的学术价值与意义。作为其物质文化史研究代表作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奠基之作，沈从文用179篇文章初步构建起从商代至明清时期的服饰发展史，但“学界在推崇该著的同时，似乎对著者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仍不甚措意”，“是由弥漫于学界的学科门墙和学术成见造成的”[12]。沈从文的研究方法不同于以往的考古学研究，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互证为特色，后来诸家的“三重证据法”在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出土实物三重证据结合的研究中，凸显的往往仍然是“出土文献”，同时辅之以“传世文献”，而“出土实物”往往处于次要的、参证的地位，但物质文化史的研究恰恰相反，以书证书的方法往往并不可靠，沈从文提出的以出土实物为主，参以题识文字和传世文献的新“三重证据法”，自然有以前研究无可比拟的优势，图文并茂的论证方法也更令人信服。正如沈从文在《引言》中所说“汉代以来各史虽多附有《舆服志》、《仪卫志》、《郊祀志》、《五行志》”，“记载虽若十分详尽，其实多辗转沿袭，未必见于实用”，“亦难于落实征信”，因此沈从文“采用一个以图像为主结合文献进行比较探索、综合分析的方法，得到些新的认识理解，根据它提出些新的问题”。

写作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商山四皓”和“悠然见南山”》一文，虽然短小精悍，却综合运用了出土实物、出土简牍文献，并结合传世文献来考释问题，也是最能体现沈从文研究特色的一篇短文，反映沈从文对三重证据法的运用已臻成熟。《史记·留侯世家》、《汉书·王吉传序》均提到“商山四皓”，历来无疑，但沈从文指出朝鲜汉墓出土的一个竹篾编成的长方形筐子一角有此四位老者的绘像，但隶书题识却是“南山四皓”，又据西域简牍文献中的“南”字字形，证明确实当作“南山四皓”。而且，沈从文还指出汉代隶书草写时“商”“南”二字形近，故未可落实。再据河南邓县南朝墓画像砖浮雕人像题识“南山四皓”，且为楷书，至此当作“南山四皓”当无疑问。而南朝画像砖的产生时代却恰好和陶渊明写诗的时代差不过，则“原来渊明所说的‘南山’，是想起隐居南山的那四位辅政老人，并没有真见什么南山”，“正可和‘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发上联系，用事虽不同，立意却相近”[13]328。这也是以前陶渊明诗文研究所未提及的。

又如对北朝民歌《木兰辞》的写作时代，文学界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或以为确实是北朝作品，或据“策勋十二转”为唐朝制度而认为是唐代作品，沈从文从其中所涉及的实物制度提出“说这诗是北方人作品，是完全对的，说是北朝人作品，条件多不相合”，而且“说诗是唐人作，处处入情理，说北朝人作，处处见矛盾”。首先从实物来看，部分版本“愿借明驼千里足”一句中的“明驼”，沈从文根据出土文物记录，指出“北方各地北朝俑中似有马而无骆驼”，“但相反，唐墓中则用骆驼极多，大小均有”；又如“对镜贴花黄”一句中的“花黄”，前人注解多据梁简文帝“约黄能效月”诗句，以为兴于南朝，事实上从出土南朝俑及《帝王图》中的南朝帝王、侍女形象来看，并无在眉额脸辅间加黡子装饰的；诗中提到的“战袍”，也是唐人习用语，若是北朝，则必说“裲裆”。其次从称呼用语来看，一是“可汗”一词似乎唐人用得极平常，而北朝人似不那么常用；二是“燕山胡骑”的说法也不大像北朝人口气，“如出于唐人，例如安史之乱以后，即十分自然”。正如沈从文所言：“一切事都不孤立，或同一事物前后有联系，或不同事物彼此相关联，文学作品中乐府考证，属于年代问题，本来不大好办，如从文字注疏中，常有孤立求证不够全面处，不可免会陷于唯心主义思想方法上去，若试从实物反映多留点心，会对我们多有些启示，而得到帮助。”[13]340

另一方面，尤为难得的是沈从文不仅在文史研究中广泛借助了出土文物，而且在文物研究中又借助文史研究的成果，真正做到了文史研究与文物研究的互证，使两个学科互相促进。这一特色主要体现在沈从文对古代书画鉴定的研究中。对书画时代、真假的鉴定，历来学界有帝王题跋、流传有绪、名家收藏三大原则，而沈从文“采用从画迹本身和其他材料参证，或用其他器物作旁证的研究方法，对一系列传世名画的作者和时代都提出了有分量的新看法”[14]。沈从文更多借助文史研究的成果来研究文物，通过书画中人物的服装、饰物、发型、用具等诸多实物的时代来判断书画的时代，例如曾被定为一级品的《高逸图》，以为成于晚唐川蜀名画家孙位，沈先生指出“最有可能是依据西安一石刻竹林七贤图，由明代知识不多之无名画师增饰而成”，而且“画工对于衣着应用器物又无知，无处不可以见出伪托痕迹，及错误处理”，例如图中高士倚凭的“隐囊”，沈先生据《北齐校书图》、敦煌唐贞观壁画《维摩说法图》、日正仓院所藏残件隐囊实物，说明其形制不合时代；又如图中人“手拄长柄如意，柄部必上下粗细如一，由画工无知，因作成上粗下细，十分可笑”；其他如席上青瓷果盘、侍童所着唐代乌皮六缝靴、高士之菱角巾等，“无一不离奇可笑”[13]339。沈从文对《游春图》《步辇图》《韩熙载夜宴图》《簪花仕女图》《文姬归汉图》等诸多古代名画的作者、时代与真伪的鉴定，都获得了学界的广泛认可，开创了古代书画鉴定的新方法。

尤为可惜的是，沈从文的很多研究成果由于诸多原因当时未能刊发并保存下来，如《中国陶瓷史》本于1949年6月整理完成，年久稿件多已佚失，无法得见全貌，只有残存的若干章节。《越窑——秘色瓷》（残稿）一文虽然中间残缺了1 800多字，但从今存稿来看，沈从文据传世文献记载，参以瓷器刻铭、青瓷墓志等出土文献资料，证以各类瓷器实物，廓清了宋代以来对“秘色瓷”的争议，指出了它和越窑青瓷的关系，直到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衣物账”碑及多件秘色瓷器的出土，证实了沈从文对“秘色瓷”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

四、沈从文对文史研究与文物结合的方法论探索

沈从文不仅从理论上阐述文史研究与文物互证的研究方法，而且多次提出了传统文史学者如何进入这一领域并展开具体研究的方法，以及文史研究人才培养的系列方法。

首先，文史学者应当重视博物馆中的出土实物，并和文献研究结合起来。沈从文建议文史学者“或兼任博物馆研究员，或于假期可利用博物馆材料进行研究工作”，“个人虽深深相信，具有眼光和充沛热情，而且善于综合运用方法的专家学人，到国内几个大博物馆工作一二年，必可得到满意的丰收”，而当时的现实是“国内研究文史或注书的朋友，肯利用、会利用它的还并不怎么多，这不免令人有些着急担心”[7]20。

其次，建立文物资料馆，为文史学者的学术研究提供第一手的研究资料，为文史研究人才的培养提供便利。1948年，北京大学筹备博物馆时，沈从文全力协助，把个人收藏的瓷器、漆器、贝叶经等文物、工艺品捐出，并准备了中国陶瓷史课程；甚至1949年由北大调入历史博物馆后，仍在北大为博物馆学科讲授中国陶瓷史等课程。到1954年，沈从文进一步明确提出：“个人认为高教部和文化部就应当考虑到全国每一大学或师范学院，有成立一个文物馆或资料室的准备。用它和图书馆相辅助，才能解决明天研究和教学上种种问题。”“如果这种以实物和图片为主的文物资料馆能早日成立，倒是对全体文史研究工作者一种非常具体的鼓励和帮助。实在说来，新的文史专家太需要这种帮助了。”[8]

再次，出版文物图录类的工具书，为文史学者提供直观的研究资料。文物图录在很多文史学者看来似乎并非什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其实正如沈从文所说：“看图识字本是启蒙读物，这种新的看图识字，却无疑可便利专家通人治学、教学、注书，而对于新的文化学术研究展开和深入都有具体帮助”。[10]21沈从文自己曾编写了《唐宋铜镜》图录，并于1958年由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正式出版，选取有代表性的唐宋铜镜93种，并附录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战国至清铜镜图录72种，为古代铜镜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图像资料。沈从文在“狮子艺术”专题研究中，做了《狮子艺术图录》，收集历代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图像资料70种，为狮子艺术发展史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文物资料馆的建设、文物图录类工具书的出版今天已经得到了足够的重视，而且成果丰硕，但文史研究者对文献与文物的综合研究由于各方面的因素仍然有待加强，正如汪曾祺先生所说：“从写小说到改治文物，而且搞出丰硕的成果，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沈先生个人说，无所谓得失。就国家来说，失去一个作家，得到一个杰出的文物研究专家，也许是划得来的。”[10]4

五、沈从文物质文化研究的现代意义与再认识

沈从文史学研究的方法和广阔视野，称之为历史学家自然当之无愧，但他作为史学家的卓越贡献却长期为其文学方面的辉煌成就所掩盖。正如孟晖所言：“出于各种原因，大家都为他的研究叫好，但却往往深有洞见的观点和结论，似乎从来没有引起过严肃的检视、争鸣，更无批评驳斥之声，这就如同巨人的肩膀已立在那里了，却没人肯登上去凭高望远。倾注半生的研究心血，在身后激不起波澜，引不来争议，这又是何等的寥落光景？”[15]1955年，沈从文应邀为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红楼梦》草拟注释，沈先生到6月份便拟出了近500条注释，提供给编辑部，但1957年再版的《红楼梦》虽然在首页提到参考了沈从文的部分名物资料稿本，但“事实上凡是纠正这些错处的地方，注者采用并不多，原注错处依旧继续保留”。[9]341显然，在学界沈先生的物质文化史研究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与认可。

其实直到今天，沈从文的物质文化史研究对于当前学术研究，在诸多学科方向上都依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除文史研究和文物结合的三重证据法的方法论意义以外，其价值还体现在文史、艺术研究的诸多方面。

其一，对工艺美术史研究的价值与意义。沈从文曾经制定了“工艺美术专题发展史”的研究计划，包括丝绸简史、漆工艺简史、陶瓷工艺简史、金属加工简史等多部专题史，“并认为同时是为工艺美术通史的编写做些基础准备工作”[16]37，又如，后来收入《沈从文全集》第29卷的18篇“文物研究资料草目”，均未正式发表过，如编者所言“从万千种实物、图像或文献资料中，梳理出某一类别、某一问题的线索，列出草目，又常常是作者扩展研究项目的起点”，如《龙的图案在工艺美术上的应用》收录图案草目100种，《鸾凤百种》则收录有代表性图案草目65种。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系列的专题史研究，乃至通史的研究并未完成，所幸仍然留下了诸多研究论文，为这些学科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崭新的思路。

其二，对传统名物训诂的价值与意义。著名训诂学家董志翘先生对《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在名物训诂方面的价值进行了高度评价，指出该书利用出土文物等资料解决了一些古代名物训诂方面的难题，例如“衽”、“小山”、“便面”、“步障”、“捉鹰”等，从而强调了沈从文倡导的“目验”法在训诂研究中的价值。[17]201其实除此之外，沈从文的玉工艺发展史、陶瓷发展史、扇子发展史、唐宋铜镜等方面的研究，同样在名物训诂研究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以待阐发。

其三，对民族传统艺术研究的价值与意义。生于湘西凤凰的沈从文，对民俗艺术一直情有独钟，除了众所周知的小说中对民俗艺术的大量细致描写，在其物质文化研究中也是重要的一环，并作出了突出成绩，例如《龙凤艺术》一文综合利用甲骨文等出土文献、商代玉凤等出土文物，参以传世文献记载探讨了龙凤图案的应用与发展史。其他如《鱼的艺术——鱼的图案在人民生活中的应用及发展》《湘西苗族的艺术》《塔户剪纸花样》《过节和观灯》等民俗研究的论文，也都既有学术性，又文采斐然，均精彩纷呈。

沈从文先生的物质文化研究在诸多学术领域往往具有开创性意义，筚路蓝缕，自然也仍然存在一些粗疏之处，如《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后记”所言“工作既近于创始开端，从探索中求理解，做得不够是意中事”，“序言”则说“内容材料虽有连续性，解释说明却缺少统一性。给人印象，总的来看虽具有一个长篇小说的规模，内容却近似风格不一、分章叙事的散文”[6]13。从先秦到明清年代跨度极大，在没有充分的断代史研究成果的情况下，沈从文努力勾勒出了古代服饰发展史的大概面貌，无疑具有开创性价值与意义。

沈从文先生学术研究的视野极其广阔，在历史研究的同时又借助这些知识，对传统民俗艺术、杂项文物，甚至古文字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对博物馆的陈列、设计等方面也做出了突出成就；对话剧的舞台布景与服饰等从历史角度提出了细致准确的意见。在此后的沈从文研究中，相对于研究已经相当充分、成熟的文学研究，沈从文的物质文化研究的价值与意义应当得到足够的重视，对其研究方法和理论进行总结，以期能够为今所用，促进当前文史研究的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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