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承源先生的翰墨华章

马承源（1927—2004）先生是我国当代文博界享有盛名的古代青铜器、古文字研究领域和博物馆学的专家，是一位建树卓越著作等身的学者。上世纪末，规模空前的上海博物馆易地建造的壮举，及随之而至的业内公认的一流管理水准，使上博新馆在跻身国际先进博物馆之列的同时，完成了向现代博物馆的历史性转型。这其中都蕴含着马承源——这位划时代博物馆管理者的大智慧大手笔。

凭着马承源在业界的素来影响，尤其是1996年10月，随着上博新馆对外全面开放和祖国文化事业的不断推进，声誉日隆的马承源自然也成为人们的关注对象。人们从马承源传世的印章、匾额及大量书法作品中不难发现，他一边在可稱千头万绪的紧张工作中做到驾轻就熟丝丝入扣，同时也能在百般繁忙之外，去努力营造另一个理想王国，寻找自己的精神乐园。

马承源时常笑侃道，书法篆刻是他职业之外的嗜好，是自己的生活调节和休息消遣之娱。其实，这一毕生爱好，贯穿着他整个人生轨迹的每一个时期。他的书法体现更多的是深厚的学养研究和丰富的人生阅历与感悟的凝聚，以及洁身自好、锲而不舍的风格流露，有种独特而强大的感召力。因篇幅有限，这里独辟一径，就马承源的书法艺术展开追溯探索。

服膺先生学识

我对于马承源在书法一域的全面认识，记得最早始于上博新馆行将开放之时。当初，上博书画部安排笔者负责新馆书法馆陈列大纲具体筹划和相关工作。其时，上博“中国历代书法馆”为国内首家独立的书法陈列场馆，馆领导对此极为重视。待大纲初成，送审馆长批复。未久，附有馆长亲笔审改的大纲草案返还书画部。《中国历代书法馆陈列大纲展品部分》（草案）共分“篆书时代的书艺”“隶书时代的书法”“晋唐书法”“两宋书法”及“元代书法”等七个历史部分，每个部分中，又分出若干项内容，纵深宽博。马馆长在草案上作了不少具体批示。原以为，身为青铜器研究专家的马馆长精熟于自己的域地本为理所当然，孰料在书法专业行当内，照样也显出高人一筹。

譬如在“前大篆时代的书艺”一节中，他提出了商代金文可不必全部依赖青铜器实物而陈列拓本的意见；在“东周衍生的各种书体”一节中，对于竹简书的使用，他建议“选已脱水竹简十余条，并加照片放大，易经五条，其他五条”。在“隶书的产生及其演变”部分，为了丰富展览，大纲中曾计划陈列一定数量的帛书和简牍，并设想可向国内兄弟单位商借展品。马馆长批复道：“可能只有个别借得到。馆藏有两件，但也有几篇遗册，漂白后似可用。”在“隶书的变形和行草书的出现”的展陈构想中，马馆长进一步提出，新馆建立的目的，从根本上说是为了避免文物复制品的使用。就目前的馆藏状况看，已经能够基本反映出我国书法史的发展脉络。眼下唯独隶书部分尚欠周全，而西汉简牍是我们的缺项，为此，可以考虑向甘肃省博物馆商借一定数量的展品来补缺，这样，从体系规模上讲，书法馆的书法陈列便可称基本完整了。日后人们在书法馆所看到的简牍实物陈列，便是马馆长意见的具体实施。马馆长对馆内所藏可谓如数家珍，对各类文物的客观属性乃至合理运用，更令人服膺。

亲书牌匾铭牌为馆增色

对于马承源在书法创作上的基本认识，笔者是从新馆开馆之初，他为本馆二楼茶室“幼韵轩”和楼下二层贵宾室“何东轩”题书开始的。两处所题一为行书一为金文，前者是曾为新馆建设作出贡献的美国著名亚裔商界领袖人物杨雪兰为纪念先人，并以其母亲严幼韵的名字请马馆长书写的一块牌匾。后者为新馆捐助者和青铜器吴王夫差盉的捐赠者、一位具有中国血统的英国籍人士何鸿章以其祖父名字罗伯特·何东命名之题。这两处题书，乍看之下虽说似无特别之处，然立定细读之后，那种非雅正文心者所难能的别样书品和气息，却久久萦绕心间散发不去……

能够有幸进一步感受马承源的工作精神及其书法创作之美，居然也跟书法馆相关。在“中国历代书法馆”开放相当一段时间之后，有行家反映，虽然新馆展品一流，但从展现历代藏品间的彼此关系上看，则有必要作些局部调整。

趁着书法馆改建调整之际，马馆长不仅逐字逐句审定展品介绍措辞，还在陈列室的每个展段前，匠心独运地亲手书写了诸如“从汉隶到唐楷过渡期的书艺”“书法史上多姿多彩的高峰期”以及“再向历史汲取养料的时期”和“流派荟萃面貌纷呈的时期”等内容的竖式标牌，以着意彰显各个时期书家书作的风格特征，这种新颖别致的展陈方式果然受到众人的啧啧称赞。

犹记得，当时这些经过镌刻填上石绿且与陈列气氛浑然一体的的木质铭牌，置放于书法馆的各个域位之后显得格外醒目，以至于观众们在欣赏古代书法的同时，也会对此类迥异于时风的既古朴且清新雅致的书写风貌夸赞不已。

传世颇丰的行草作品

从书法艺术的欣赏角度，行书一体是马承源书法创作最为常见的形式类别，只不过在具体表现形态中，尚可分出行楷和行草书的区别所在。

从目前征集到的马氏书法来看，行书书法是他所有书作的最大一块。此中，类如匾额横披类的少字作品，又是此块中的大宗之属。而这一类书法之作几乎都集中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

自从马承源担任上博馆长之后，各种邀约纷至沓来，其中便有相当数量的题字题辞之需，甚至包括各类文化设施和名迹之地的书写。由于工作繁忙时间有限，马馆长通常多以行书一一应之。比如人们仍能见得的“江西古代青铜馆”“江山历史文物陈列”“易直轩”“星勉轩”“稽古堂”“桃林艺苑”“宁波鲁班馆”“紫林坊”“鉴赏家”“百年树人重素质”“茶缘壶韵”“金沙落照”“珍秦斋藏印”，以及他为母校建承中学复校所书写的“继承母校革命传统，为四化建设培育人才”条幅和为“方去疾先生艺术生涯回顾展”题书堂幅之作等，皆属当时代表之作。

以古代诗词为主题且不乏精彩的马承源行草书之作多令人赏心悦目。如他书写于1987年暖冬的宋陈与义《临江仙》、陆务观《卜算子·咏梅》和五代李煜《相见欢》三首小行书合卷，看来便是他自许合意的“闲来习字录宋词”之作。由此可见，除了应命书写各类大字之外，只要稍稍得闲，马承源仍然不忘书法之道的时时修行。他的此路书风大抵亦步履王羲之、王献之的所谓自传统“二王”而下的帖学一脉，这也可谓是书家所循之必由之路，尤其讲究运笔上的中锋之道和结体间的典雅周正，在表现形态上尽显飘逸妍美的风格特征。此书字里行间流畅丰润，笔体婉丽秀美，法度自见其中。假如说，在此类书作运用中，显现的多为法度谨严结体紧敛端庄的王羲之“内棙”笔法的话，那么，他的大字书写，则更多地表现在涉笔从容意态舒展的有类王献之“外拓”笔法特征上。

类如这一风格的小字行书之作，人们还可从他书于不同阶段或同为宋人词句或为同一内容屡屡所书的的手卷作品中，进一步领略到马承源由遣笔妙曼和信手所至的别种格调。

2000年之后，马承源的行草作品渐起变化。此中明显之处，便是字里行间的草书笔体意味的增多，同时在字形上，也渐去往日婉丽娟秀而渐成遒厚放旷之风。比如他书于2001年正月，上款为荣毅的内容仍然是《陈与兴临江仙》的立幅之作，以及2002年岁暮为龙妹所书的《唐人七言绝句》横幅，便是此例之始。此后陆续所见者如《王冕墨梅诗》小幅、《李商隐夜雨寄北》立幅，皆为“香里居”落款的《李白七绝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句》《孔子诗论序句》《李清照夏日绝句》三件，以及《草书七言联》《李白将进酒选句》，马氏于离世当年春日所书《明李燧鹤迹石五言》立幅等诸作，便可各各读到他在用笔和结字上的变化之处。此等情形，恰如坡翁论书与子由者所言“端庄杂流利，刚健含婀娜”之意。附带一句，作品的款识署具之谓，无疑是传统书画创作的必要环节之一。在马承源的书作中，人们时而可以读到“香里居”的作者落款，据闻，这是他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曾数度赴云南昆明一带考察，因感怀和留恋香格里拉当地的美好生态环境，而十分兴奋地给自己起了这样一个类似斋号的别称。这一具款方式最早见于1987年，2000年后出现尤多。

余音绕梁的篆书力作

在马承源的所有书作之中，他的篆书作品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或许并不相让于他的旁类书体，尤其是在他日益精熟于三代吉金文字的六十岁前后。可以想见在他终身投入的钟鼎研究，吉金文字探索领域，显示出其博大精深的学识，而大篆及金文的书写，是其在这一领域的拓展延伸，自然娴熟精妙，出古入新，气势非凡。他的大篆之作每见于一些公共场所和友人索书。如题书“世纪宝鼎”“希望工程钟”“桃林陶瓷艺术馆”“宁波鲁班馆”和“古越阁藏商周青铜兵器”“珍秦斋藏印”（二题）“结蛛斋”“诚勤斋”“古越阁”和“嘉平堂”“逸兴居”额书，以及“考工”“无量寿”“濂溪花灿天一书香”“杞伯壶铭文”和“易传说卦”“教之以德齐之以礼”等书幅楹帖，皆可称得一时之胜。此外，马氏书写的“缁衣楚简文”“孔子语录”和“明公簋”等铭文，以其或劲健遒逸或厚重生拙的笔意跃然纸上，内中传递的上古气息，令观者犹入余音绕梁之境。信此类不蹈常式不染书家习气的翰墨之道，古往今来，则唯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学人所予。

就马承源的书体样式而言，虽说他诸体皆能，但和楷书一样，他的隶书作品更为稀见。就具体书作论，眼下所见仅两件而已。

一是在上海金山卫城南，竖立着一块日军侵华登陆处碑刻。这是马承源于上世纪80年代初因当地文管会之请，以汉碑体式所书。除此外便是马承源于2000年早春，为同事赵荣毅所写七言隶书楹联。

马承源另有一件尺幅不大的篆书楹联，作于上世纪70年代之初，是当时为五七干校同行者沈亚洲以大篆形式书写的鲁迅名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也许限于客观条件，此书无论在运笔结体上皆显单薄局促，通篇气息亦欠火候。然而正由于此作的书写时期特殊，便显得珍贵异常。

性情所寄的三通信札

在马承源的一生中，尤其是他后半生的工作之需，在当时通信并不发达的岁月里，运用信件进行交往是一种常态。在其作品的征集工作中，笔者曾分别检出马承源写给时任上海市文化局（按，上海博物馆当时归属于文化局）副局长方行和香港出版商张应流的数封信札，在此选出三通以飨关注者。

书信手札虽说并不等同于纯粹书法一式，但作为古来书翰之项，此间毕竟有其丰富的书艺要素。因着内容之故，往往更会凸显出书写者因人事而异的性情所寄。譬如作者书与方行的具款为四月二日的涉及馆藏少数民族工艺品等三事的信札，便称所述详尽口吻得宜。而另一关于贺年片制作之札，论笔体风格像极明人尺牍，其通篇间枯湿浓淡轻松自如状，信所谓寻常书法之作难能至此。札中虽言贺卡小事，然作者缜密细致的行事风范随处可见。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印刷业尚属起步未久，许多珍贵文物图片资料因限于出版条件，而未能体现出应有水准，更谈不上复原本色精神。身为域内专家的马承源便试图考虑借鉴各方先进技术手段，以尽快改变这一现状。早在1987年秋，上海博物馆在举办“四高僧画展”及学术研讨的基础上，便组织人力着手编辑《四高僧画集》。这部在香港印制的大8K画册正式成书于1990年，是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并香港大业公司共同冠名出版的。这在当时是一件轰动一时的境内外携手合作的出版业大事，也是精良美术读本最初面世国内的典型范例。

从马、张书札所涉相关信息看，张应流当为马承源最初接触的此道专业人士之一。此札署款之十月廿三日，或即1990年当年间。彼时，马承源担任馆长已经五年，各类工作正走上按部就班有条不紊之途。从字里行间每每透出的神融笔畅的书写状态判断，此牍正是那个时段的产物。彼时，馆内馆外事无巨细，最终皆由马馆长一槌定音。

此三件代表性信札虽于不同时期书与不同对象，但仔细诵读之下，无论形式还是内容，却都能从不同的侧面，勾勒出这位前辈学者勤恳敬业正直真率的感人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件澳门藏家萧春源提供的马承源为其所藏清代篆刻大家黄牧父临颂鼎铭文所书的题跋文字。

作为青铜饪食器的西周颂鼎又名史颂鼎，传世共有三件——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台北故宫各藏一件。跋记中，马承源除了叙述黄牧父的精湛书法及颂鼎今日之在世状况，同时还结合上海博物馆所藏，对以往所刊释文提出一家之见，并且重作释文“以足前贤之未能为者”。此篇书于2001年岁春的文字，既可让人们观赏到他书写之美，更能令识者领略这位当代青铜器学者在其专业研究领域的文笔之要。

“知行合一”，是明代思想家王阳明所提出的重要哲学思想理念，也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基本概念所在，意为人类在各类社会活动中，认识论和实践论合二而一的辩证之要。从这一点上看，把马承源现象视作为典范人物中相关人品即艺品的热门话题，或许恰当。反之，历来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皆文章”说的也正是这个道理。

无情岁月如白驹过隙。回想十多年前，当时每见马先生的情形竟清晰如昨。马承源的一生，可谓高山景行。马承源的英名，将伴随着他的道德文章如松之盛似兰斯馨。

（作者为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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