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海外投资的非政府性障碍及中国的对策研究

摘要：

除来自东道国政府的各种政治、法律和经济障碍之外，近年来中资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也遭遇过大量非政府性障碍，其中，环境责任、劳工标准、文化保护、当地“经济贡献”和正当行政程序为其主要表现形式。东道国投资环境宽松、我国海外投资管理模式落后、中资企业逐利本性是产生非政府性障碍的主要原因。投资母国防范海外投资非政府性障碍风险的关键在于系统和灵活运用国际与国内两套规则，注重法律保护，我国在新签订或修订的双边或多边投资协定中应增加投资标准条款，督促东道国政府承担保护的责任，并通过构建企业海外信息披露制度，促使投资母国与当地民众、非政府组织实行“共同管制”，此外，还要激励中资企业自觉遵守社会责任，进而在东道国树立起负责任的中资企业形象。

关键词：非政府性障碍;中资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防范

中图分类号：DF96

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6.01.13

引 言

2014年11月，迫于国内压力，墨西哥总统培尼亚·涅托宣布取消由中国铁建公司牵头中标的墨西哥城至克雷塔罗的高速铁路项目（以下简称墨西哥高铁项目）。在该项目被取消前，墨西哥通讯与交通部部长埃斯帕扎公开强调该招标程序符合法律要求。墨西哥高铁项目事件在我国国内引起轩然大波，然而该情形并非个例。2011年9月，根据当地民众的意愿，缅甸政府表示在本届政府任内搁置兴建伊洛瓦底江密松水电站项目（以下简称密松水电站项目）。根据中缅政府签署的《关于合作开辟缅甸水电资本的框架协定》，密松水电站由中国电力投资集团以BOT模式投资建立。自从密松水电站开工建设以来，当地民众、非政府组织的抗议活动持续不断，迫于压力，缅甸政府紧急叫停密松水电站建设。除此之外，还有多起事件发生，如柬埔寨暂停中国公司承建的西南部地区水坝工程，缅甸北部蒙育瓦镇当地人抗议中缅合资的莱比塘铜矿，厄瓜多尔当地民众抗议中资矿业公司的商业行为，以上事件的发生与发酵已然构成中资企业新型的海外投资障碍。

上述类型的海外投资障碍可被归为“非政府性障碍”。“非政府性障碍”是指除当地法律政策规定与政府管制外的其他投资障碍，主要是由于超越法律之上的原因，东道国公民或非政府组织排斥、反对外国企业投资与运营的现象

其他概念包括“非法律政策障碍”、“超越法律的障碍”、“法律外的障碍”（extra-legal barriers）等。“非政府性障碍”并非是“法律之外的障碍”，其不包括由东道国政府施加的非法律障碍，例如东道国政府实施的隐性环保标准、投资认证标准等。（参见：卢进勇，李锋，温丽琴.中资企业对外投资遭遇的非政策法律障碍分析[J].国际贸易，2012（9）：11-12;周林彬， 何朝丹.试论“超越法律”的企业社会责任[J].现代法学，2008（2）：37;Jeffrey N. Lavine. Foreign Investment in Japan： Understanding the Japanese System and Its Legal and Cultural Barriers to Entry[J].Boston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1991（9）： 161-165.）。例如，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受到缅甸政府的欢迎和邀请而投资密松水电站项目，然而，当地民众和非政府组织对投资企业、东道国投资事项等产生强烈的不安心理，进而通过抗议等方式迫使缅甸政府主动违约，以尊重国内的“民意”。与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民族企业利益诉求、国家安全等东道国政府对投资者施加的投资障碍不同，近期中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障碍主要源于企业与当地民众及非政府组织之间的紧张和矛盾关系，这是典型的非政府因素

在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中，中资企业面临的障碍主要是企业的身份认同。发达国家政府部门经常对我国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身份问题百般纠缠，实为贸易保护，主要体现为东道国政府与企业的矛盾;在发展中国家，当地民众对我国投资企业的信任感缺失，主要表现为当地民众与中资企业之间的矛盾关系。。鉴于此，下文拟以近期中资企业海外投资遭遇的非政府性障碍分析为出发点，探寻中资企业遭受非政府性障碍的主要成因，批判性地借鉴投资母国防范企业非政府性障碍风险的国际经验，最终提出保障海外投资者

合法利益的应对之策。

一、中资企业海外投资非政府性障碍的表现形式

海外投资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自进入21世纪以来，中资企业积极主动地开展对外投资活动。2014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就高达1160亿美元[1]

，其中，绝大多数流向发展中国家。然而，在海外投资蓬勃发展的同时，中资企业遭遇当地民众抗议的情形不时发生。根据当前的客观实践，造成非政府性投资障碍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以下五种：

（一）环境问题引发的非政府性障碍

环境保护的中心价值要求尽可能地减少使用自然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2]。自然资源开发具有高收益、环境敏感和经济利益冲突等特点，甚至在一些非洲国家，自然资源还曾引发国内战争或武装冲突[3]。自2010年7月起，我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耗国[4]

。相应地，我国经济对原材料需求旺盛，众多中资企业在世界范围内以获取资源为目的寻找合适的厂址，其所获资源多数直接服务于我国经济发展。我国投资者在发展中国家遭遇的抗议也集中反映在能源投资领域。具言之，遭抗议的投资领域主要分布在水利工程、采矿业、制造业和基础工程建设等行业。部分东道国民众认定中资企业开采资源的行为是为了转嫁污染和环境治理成本，并对当地的生态环境构成威胁。环境保护威胁是引发中资企业非政府性障碍的主要形式。

（二）劳工关系引发的非政府性障碍

由于我国劳工制度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劳工制度存在差异，中资企业在海外投资中不擅长应对和解决海外投资中的劳工问题[5]。因此，劳工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中资企业与东道国当地民众间的矛盾。少数中资企业与当地劳动者之间的劳动争议时有发生，稍有差池，极易导致群体性行为，如罢工、游行等。国外的工会组织大多能够影响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甚至在劳动者罢工、抗议活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多数中资企业未能搭建起与当地工会等组织有效沟通的平台。同时，国外的非政府组织经常在各大抗议事件中扮演主要角色，而中资企业也鲜少与相关的非政府组织沟通。在实践中，简单的劳工纠纷时常演变为具有巨大影响的抗议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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