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花八门的遗嘱

手机遗嘱

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最近刚过完八十大寿的资产家李某和妻子商量后决定立遗嘱。但是，委托专家帮其立遗嘱的费用比想象高得多，最多需要3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7万元）。李某考虑良久后决定利用智能手机立遗嘱，既省事又免费。韩国律师介绍说：“智能手机遗嘱属于‘录音遗言’的一种。录音遗言本是文盲、残疾人、重症患者采用的方式，但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很多普通人也开始利用这种方式留遗言。不过留言者必须口述姓名、日期、遗言主旨等法律要求事项，而且要有一名以上的证人参与。”

网络遗嘱

美国现在有近20家专门替人料理网络身后事的网站，比如类似“遗物守护者”、“死亡开关”等。“遗物守护者”采取人工验证的方式，在用户的朋友发送“死亡信息”之前需要提供死亡证明。同时，用户还可以选择把指定账号的内容转移给某个指定的继承人，例如，可以将谷歌邮箱账号给老婆，把微软博客账号给子女等等。用户还可以指定自己的两位好友作为委托人。用户的继承者只有同时获得两位的许可，才能打开该用户寄存在“遗物守护者”那里的账号保险箱。不过，网络遗嘱只处分电子遗产，如各类网站账号。

英国遗嘱库

英国政府先前已经把1996年以后的遗嘱经由互联网向民众开放查询。2014年12月，英国政府进一步扩充相关数据库，把1858年至1996年期间的遗嘱录入数据库中，将于近期向民众开放查询。英国民众可以登录遗嘱库进行查询，如果要打开某份遗嘱阅读，需要支付10英镑（约合95元人民币）。除了查询亲属的遗嘱，英国民众还可以查阅19世纪和20世纪不少名人的遗嘱，例如前首相丘吉尔、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之父阿兰·图灵、创作“小熊维尼”形象的童话作家A·A·米尔恩等。

宠物狗和

子女的遗嘱战争

2010年3月，美国67岁千万富婆盖尔珀斯纳离开了人世，但盖尔留下的一份遗嘱却十分惊人：她竟将总价值1130万美元的遗产留给了3条宠物狗，还将2500万美元遗产留给了7名负责照料爱犬的管家和保镖，而她唯一的儿子布莱特卡尔，只得到了区区100万美元遗产。日前，恼羞成怒的布莱特向法庭提出起诉，要求宣判母亲遗嘱无效，一场人狗之间的“遗产大战”就此上演。布莱特指出，2008年母亲盖尔在身边助手的劝说之下修改过遗嘱，结果那之后留给他的遗产就减少到了区区100万美元。但针对布莱特的“阴谋论”，盖尔的管家和保镖均拒绝发表评论。

去年清明节，《方圆》记者在单向街书店举办的“谈生死观”的活动中第一次见到律师陈凯，他被邀请作为演讲嘉宾前来分享如何看待生死的话题。轮到他发言时，这位正当年的青年律师开门见山，建议听众在有生之年，赶紧立一份遗嘱。那时，他与人合著的新书《如何立一份有效的遗嘱》刚出版不久。

陈凯的另一个身份就是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由北京阳光老年健康基金会联合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发起的“中华遗嘱库”就坐落在北京市西交民巷73号。

中华遗嘱库为60岁以上的老年人提供免费的遗嘱咨询、遗嘱登记和遗嘱保管的服务。2014年9月，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北苑绿色家园媒体村的中华遗嘱库第二登记中心也开始正式挂牌运行。

陆续开了两个遗嘱库，工作开展起来千头万绪，陈凯告诉《方圆》记者，他现在不断地做演讲，接受采访，就是希望能推动有关部门的重视，在未来构建一个更完整的“三级遗嘱库系统”。

“我们中国人总是会把遗嘱和死亡联系在一起，会觉得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所以让中国人立一份遗嘱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其实遗嘱只是解决死亡后可能产生风险的预案，就像买保险。中华遗嘱库带来的将是一场有关生死的观念革命”。陈凯说：“遗嘱关系的不仅仅是财产问题，更多的是国民心理、生命教育和让人们认识到自己对家庭的责任。”

遗嘱不仅仅是继承财产

高中时候，陈凯从旧书摊淘到了一本由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洪丕谟写的《法苑谈往》。书中各式各样的古代法律案件让他觉得“法律并不是一门冷冰冰的学科”。由此，陈凯决心要学好法律，并立志做一名律师。陈凯曾是一个考过全班倒数第十的“差生”，但毕业时以全班第五名的高考成绩考上了北京化工大学的法律专业。

大学第一堂法律课，当老师提问“法到底是什么？”时，大部分人都按教科书的理解回答。轮到了陈凯，他说：“无论什么社会什么阶级，法都有一些共性，这些共性的东西构成了我们对法律最基础的认识，我们追求的是这种法。”而1995年的法学课，所用教科书还是站在阶级的角度来分析法。思考法律理念成了陈凯的一个习惯。

陈凯毕业后在东五环一个国有企业做法律顾问。律师资格证拿到后，他又去同达律师事务所做了一名实习律师，一边实习，一边工作。

也就是在那个阶段，22岁的陈凯收到家里传来父亲去世的消息。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陈凯清楚地记得，离他发第一个月工资还差六天。陈凯说，他很长一段时间，都没能走出失去父亲的悲痛，“我总想如果他还在，还能给我一些指导，但已经没有这样的机会”。

直到一次偶然回家，陈凯遇到父亲的朋友，父亲的朋友告訴陈凯，他父亲生病的时候，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他的儿子。父亲的遗言是希望他“能做有意义的事情”。虽然父亲没有留下遗嘱，但这一句话对那时的陈凯来说也是很大的安慰。

从那时开始，陈凯意识到写一份遗嘱的重要性：“我现在写遗嘱给我儿子，就会写上让他如何接受事实，如何渡过难关这样的话。其实，对活着的人来说，遗嘱不仅仅是财产的问题，而是一种叮嘱、指导、牵挂和表达。”

2003年，陈凯进入天同律师事务所。2年以后，他又到了中凯律师事务所，一直工作到现在。从业过程中，陈凯陆陆续续处理过一些有关遗嘱的案件。

曾有60多岁的老人，在夜里10点多给他打电话，求陈凯救救她，说她现在“死的心都有”。原因是老人有三套房产，最好的一套属拆迁房。而三个女儿就那套拆迁房对老人展开轮番攻势，都希望老人能在遗嘱中，将拆迁房分给自己。无奈的老人前前后后写了十多份遗嘱，可陈凯清楚，按照法律规定，这些遗嘱按时间顺序，只有最后一份具备法律效力，而一旦老人去世，这些私下订立的遗嘱，往往因为不规范引发争议。尤其是大都市房屋升值又使得遗产继承纷争屡增不减。

此外，遗嘱的无效性也是纠纷不断的原因。“北京市高级法院曾对一段时期内的遗产案件进行过统计，结果显示，有73%的案件是因为没有遗嘱导致的，而即便是有遗嘱的案件中，又有超过60%因为遗嘱无效而导致更多纠纷。”

这些问题的凸显让陈凯越来越觉得，立一份规范合法的遗嘱十分重要。

建立中华遗嘱库

早在2007年，陈凯就开始研究遗嘱和继承安排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虽然在业内，继承法领域是一个相对冷门的方向，甚至称为“死亡沙漠”，但陈凯意识到，当下社会，遗产分配已变成热门话题。

知道陈凯在研究继承法，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送给他一份从哥伦毕业大学复印的英文版的胡适遗嘱影印件。贺卫方告诉他，“其实民众观念上的转变很多时候就是从思考继承问题开始的”。

陈凯记得，胡适在那份遗嘱中提到，他有100多箱书籍留在了北大图书馆。但这些书还是他的，他希望等到北大治校的自由精神回归的时候，再捐赠给北大。

陈凯看后觉得很有意思，“如果胡适没有这份遗嘱，那100多箱书籍还不知去向何处呢”。

国人需要遗嘱，已成了现实需要。然而真正将这件事情落实到实践中，十分不易。陈凯认为，首先是中外遗嘱观的差别，“外国人在生命教育环节上显得比中国人要豁达得多”。在澳大利亚工作期间，陈凯与当地人交流，他发现只要是有孩子的人，都会写好一份遗嘱。“他们觉得这件事情是自己应该做的，而且每个人的独立性都很高，父母的财产就该由父母来安排。这和中国人想的不同，在中国，普遍认为父母的财产天经地义就是儿女的”。

其次是国内外律师业的差距。“在西方，有从事登记和保管遗嘱业务的律师事务所，但这种形式很难复制到国内。从法律上讲，立遗嘱这事应当是跟律所建立关系。但在习惯上，中国人是找一个律师，而不是找律所。而国内律师的情况很复杂，首先是公信力的短板，其次是跳槽、出国、生病等情况都有可能对立遗嘱的人产生重大影响。对老百姓而言，花费多少也是一个考虑，找律师，少则五六千，多则一两万；公证处虽然钱少，但是手续很麻烦。”

决定建立中华遗嘱库是新加坡2003年成立的遗嘱登记署给陈凯的启发，“可以同时弥补律师和公证处两方面的短板”。

2009年，借着担任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法律顾问的机会，陈凯不停向有关领导提出建立“中华遗嘱库”的思路。经过了近四年的酝酿筹划，2013年3月21日，“中华遗嘱库”终于开始运作。

考虑到中国人的“忌讳”，陈凯一开始只是想在西交民巷这里做个试点，担心没有人来冷了场，遗嘱库开张前，他们还为此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然而让大家没想到的是，中华遗嘱库开门的第一天，工作人员就被眼前的场景吓到了，办公室被前来登记的老人围得水泄不通，不少老人转了几趟车专程找来，只前三天，现场预约的老人加起来就有600多人。有的老人甚至因打不进遗嘱库的电话而投诉到市长热线那里去。

老人们对预约遗嘱的追捧，让遗嘱库第一登记中心的预约人数很快就排到了2017年。但是即便这样，陈凯觉得中华遗嘱库的工作仍然远跑不过中国的老龄化水平。他粗略算了下：“北京老人现在有三百万，如果有百分之十的老人来到这里立遗嘱，以现在遗嘱库的遗嘱服务能力，要花60年的时间才能帮这三十万老人服务完。”

立遗嘱不是结束，而是一个开始

没有“中华遗嘱库”之前，老人们要办遗嘱，多数要前往当地的公证机关，办理程序繁琐，十分浪费精力。而“中华遗嘱库”会根据老人不同的情况设置相应流程，既方便快捷，又保证了遗嘱在法律上的有效性。

按照预约时间前来的老人，通过咨询，可以从现有的遗嘱库的软件中调取相应的遗嘱模板。完成草稿后，本人再对照着手工抄写。抄写完毕，可以进入专门的录像室，采集完整的信息。在录像室内，老人需要面对摄像头，回答一系列问题，除了录音录像，老人还要录入指纹、扫描身份证、房产证等文件资料，并在最终的遗嘱上签字确认。

为了保证遗嘱的有效性，遗嘱库还会有专门的对口医院和评估机构，对老人进行精神评估，保证老人在办理遗嘱时神志清楚，非外人胁迫。在遗嘱登记中心采集到的资料，会统一上传到遗嘱库的数据平台，由专门的工作人员进行审核。一系列审核都通过之后，就制作出一个防伪的遗嘱证，遗嘱证外观与护照大小相仿，证件封底是立遗嘱人的照片和登记信息，另一页贴着遗嘱证专用邮票，空白页用来记载遗嘱的变更信息。完成这些程序，审核通过的遗嘱和相关资料会打包存放进专门的存储库当中。

从中华遗嘱库提供的一份视频中可以看到，一排排整齐的蓝色存储库之间形成若干个通道，每个通道都设置了监控探头，通过监控屏幕可以清晰看到存储库每一个角落。老人去世后，子女可以凭老人拿到的那张专门的遗嘱证，查询并提取遗嘱。遗嘱库用的纸是从国外进口的“泼酸防腐纸”，这种专用纸可以防止遗嘱虫蛀及避免人体汗液的侵蚀。

在热闹的登记中心，瞒着家里人，独自前来的有很多，问起来原因，大都是怕“一旦被知道了，家里就会闹翻天”。

一個在衣兜里怀揣着房产证的老人接受媒体采访，把遗嘱库形容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战斗的武器”，说“在这里立一份遗嘱，是为了维护自己应有的尊严”。他这么说，是因为儿子将他赶出了家门，还在家里到处搜找老人的房产证。老人将自己的外衣打开，让记者看他缝在衣兜里的证件，“如果我不写遗嘱，我的儿子就要得逞了”。

大部分人来了，写一份遗嘱，是为了防范纠纷，求一份安心。可让陈凯欣慰的是，也有很多人前来，是为了在遗嘱中写明自己的一些愿望，有的人要捐献遗体，也有的人写上自己对后事的安排。

让他极为感动的是一对会做视频剪辑和PPT的老夫妻。他们将这一生的影像资料都做成了PPT，并刻成了一张光盘。他们说，等到将来自己走了，就把子女叫过来，不只给他们宣读财产怎么分，还放视频给他们看，将我们这一辈子的经验和劝告，通过这样一种方式，送给子女们。

“这才是子女应该从长辈身上得到的‘财富’”，陈凯说：“立遗嘱并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所以我每当看到因为遗产关系打官司闹纠纷的家庭，真心觉得不值。我们每个家庭传承到现在都十分不易，如果就为分一点现在看起来算是财产以后不一定是什么大财产的财产，而将这一代的亲情破坏掉，那破坏掉的也将是整个家族树的亲情，这是作为家庭的不能承受之重。”

因知死，才知生

英国戴安娜王妃的那份遗嘱曾让陈凯深受触动，“王妃36岁车祸去世。试想一下，如果戴安娜在中国，她会写遗嘱吗？肯定不会。”戴安娜在她遗嘱里写道：如果儿子结婚时，自己已经不在，那她所有的珠宝都分成两份，给她的两个儿媳妇。“这才有了威廉王子妻子凯特王妃出席订婚典礼，戴上了戴安娜的耳环还有订婚戒指一幕。”陈凯说。

“幸福的家庭和不幸的家庭都需要立遗嘱”。这是陈凯的一个理念。儿子出生不久，刚30出头的他也为自己写了一份遗嘱。对陈凯来说，亲自写下的那些话带给自己的是一次精神的冲击，也是一种升华，而带给后代的，是将来心灵的慰藉。

有的人会觉得早早地考虑遗嘱，是很残酷的事情。可在陈凯看来，所谓的“残酷”背后，其实是一种成熟，一种对生死的坦然。

遗嘱库的工作，也让陈凯感受到了“观念上的进步”，财富之外，也有的人提出要捐献遗体，在遗嘱中写明自己对后事的安排。这些无关钱财的抉择，让陈凯看到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得以传承。

这只是一个开始，陈凯希望能让更多人理解遗嘱库真正的意义。他希望将来“遗嘱库能成为大家追溯祖先的祠，可以成为中国人家庭传承的博物馆”。

孔子曾说，未知生焉知死，陈凯觉得，因知死，才知生。

推荐访问:遗嘱 五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