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绣像小说”《文明小史》（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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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绣像小说”的《文明小史》 ——Pretty History with Civilization as the "Image Novel" 作

　者：

　陈平原

　作者简介：

　陈平原(1954- )，男，广东潮州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和中国教育史研究，香港 999077

　原发信息：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兰州)2014 年第 20145 期 第 5-15 页

　内容提要：

　作为“绣像小说”的《文明小史》吸引阿英以及后世史家的，是对“一个变动的时代”的全面展示：正是因李伯元的政治立场与艺术感觉存在巨大差异，使得《文明小史》充满内在的张力；《文明小史》的缺憾，并不是阿英所说的过于“温情主义”，而是对新政及新学缺乏基本的了解与同情，将“维新志士”彻底漫画化，语调过于刻毒。因此，很难说是描绘了一幅晚清波澜壮阔的变法维新运动的历史画卷。初刊《绣像小说》的《文明小史》以刊物为中心的报刊连载形式促使附着其上的评语抛弃了小说评点的传统而变成作者与读者合谋的小杂感。作为“过渡时代”，晚清的最大特征是中西混合、新旧杂糅。这既是《文明小史》所着力描写的生活场景，也是努力体会作品意匠，吸引公众注意，但并不怎么精致的无名画师的 118幅插图的表现技法。每回小说与评语及图像叙事的整体性关联全方位地记录下了那个特殊时代的生活场景及文化信息，时隔多年，仍值得我们认真品味。

　Pretty History with Civilization as the "Image No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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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

　绣像小说/《绣像小说》/《文明小史》/评语/图像叙事/image novel/Pretty History with Civilization/comments/image narrative

　期刊名称：

　《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

　2014 年 12 期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14)05-0005-11

　光绪癸卯(1903)五月初一，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之一《绣像小说》横空出世(见图 1)。这本由著名小说家李伯元主编的半月刊，打头的正是“南亭亭长新著”《文明小史》。此小说连载至第五十六期，1906 年由老东家商务印书馆推出单行本，但未署作者姓名，且删去了插图及自在山民的评语。与李伯元另一部代表作《官场现形记》之备受宠爱故刊本繁多不同，《文明小史》显得步履维艰。1955 年 7 月，北京的通俗文艺出版社终于重印此书，但也未收插图及评语，并删去了原作中那些“污蔑”义和团及革命党的部分。1956 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印行的，正是这个政治正确的“洁本”。一直到最近三十年，《文明小史》才得到了较好的传播，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89)、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华夏出版社(1995)、花山文艺出版社(1996)、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6)、岳麓书社(1998)、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印刷工业出版社(2001)、昆仑出版社(2001)、(北京)中华书局(2002)、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3)、人民出版社(2010)等，纷纷推出良莠不齐的新版，加上台湾的世界书局版(1958)和三民书局版(1988)，以及《李伯元全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确实有点让人眼花缭乱。不过，我最欣赏的，还是收入“晚清小说大系”(台北：广雅出版有限公司，1984)以及“中国近代小说大系”(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的《文明小史》，因其未作删节，且保留了插图及评语。

　图 1 《绣像小说》第一期封面

　将初刊《绣像小说》的《文明小史》作为研究对象，强调小说与评语及插图间的关系非同寻常，应作为整体来综合观察，此乃本文的基本着眼点。至于题目中的“绣像小说”，兼及出版传统与杂志名称，亦古亦今，可文可史(见图 2)。

　图 2 《绣像小说》第六期封面

　一、历史画卷、小说结构以及“水磨工夫”

　论及李伯元《文明小史》的文学史意义，一般多从阿英说起。确实，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以及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都只是在评论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时，顺带提及《文明小史》①。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阿英的《〈文明小史〉——名著研究之一》以及《晚清小说史》问世，其极力表彰的《文明小史》方才逐渐进入学界视野。

　 出人意料的是，此前三十年，以古文及译作名扬天下的林纾，竟率先站出来为《文明小史》叫好。1906 年，也就是《文明小史》刊行单行本的那一年，林纾与魏易合译的哈葛德小说《红礁画桨录》恰好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此书的“译余剩语”中，林纾讲了这么一段大有见地的话：

　方今译小说者如云而起，而自为小说者特鲜。纾日困于教务，无暇博览。昨得《孽海花》读之，乃叹为奇绝。……《孽海花》之外，尤有《文明小史》、《官场现形记》二书，亦佳绝。天下至刻毒之笔，非至忠恳者不能出。忠恳者综览世变，怆然于心，无拳无勇，不能制小人之死命，而行其彰瘅，乃曲绘物状，用作秦台之镜。观者嬉笑，不知作此者搵几许伤心之泪而成耳。吾请天下之爱其子弟者，必令读此二书，又当一一指示其受病之处，用作鉴戒，亦反观内鉴之一助也。②

　当然，将小说看作分辨是非、鉴别善恶的秦镜，这不是什么新鲜的比喻；而强调作者的良苦用心，也是那时常见的说法。《文明小史》单行本刚推出，商务印书馆便在《中外日报》刊广告称：“此书用白话体裁，演说中国社会腐败情形，将官界、学界描写入神，直如禹鼎铸奸，温犀烛怪。然著者非好为此刻薄也，蒿目时艰，有感而作，其寓意遥深，无非欲令若辈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已。阅者可于言外见之。”③

　好在林纾并非人云亦云，还有不少值得关注的“后续动作”。比如，1907 年，林纾翻译刊行狄更斯的《孝女耐儿传》，赞赏作家“以至清之灵府，叙至浊之社会”，且“不重复，不支厉，如张明镜于天际，收纳五

　虫万怪，物物皆涵涤清光而出，见者如凭阑之观鱼鳖虾蟹焉”④。1908年，林纾译《贼史》毕，有如下精彩的感叹：

　所恨无迭更司其人，如有能举社会中积弊著为小说，用告当事，或庶几也。呜呼!李伯元已矣。今日健者，惟孟朴及老残二君。果能出其绪余，效吴道子之写地狱变相，社会之受益，宁有穷耶?谨拭目俟之，稽首祝之。⑤

　求人不如求己，日后技痒难忍的林纾，甚至为描摹此大变动的时代，用文言撰写了长篇小说《剑腥录》、《金陵秋》与《巾帼阳秋》。姑不谈这些作品能否如“吴道子之写地狱变相”，但林纾对于小说的热爱，可见一斑。只是此老不甘寂寞，1917 年 2 月 8 日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发表《论古文之不当废》，直接与新文化人抗争，以致此后很长时间被作为“反面人物”打入冷宫。或许正因此，学界才忽略了其对于《文明小史》“亦佳绝”的评价。

　1935 年 6 月 15 日刊行的《新小说》第一卷第五期上，有寒峰(阿英)的《〈文明小史〉——名著研究之一》，此文与阿英同期撰写的《晚清小说史》思路一致⑥，但论述更为详尽，故这里以文章为准。至于十年后杨世骥所撰《〈文明小史〉》一文⑦，所论没有超出阿英的地方，此处从略。

　这一时期的阿英，已从激进的文学批评家转为厚实的文学史家，但仍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强调社会存在对于文学表现的决定性影响。在他看来，晚清小说最值得关注的是：“第一，充分反映了当时政治社会情况，

　广泛的从各方面刻划出社会每一个角度。第二，当时作家，意识的以小说作为了武器，不断对政府和一切的社会恶现象抨击。”⑧基此，阿英谈论《文明小史》，开门见山地说：

　李伯元的《文明小史》，在维新运动期间，是一部最出色的小说。一般人谈起李伯元来，总会强调他的《官场现形记》，而我却不作如此想。《官场现形记》诚然是一部杰作，但就整然的反映一个变动的时代说，《文明小史》是应该给予更高的估价的。⑨

　什么叫“整然的反映一个变动的时代”?简单说来，就是小说描写了“各阶层”以及“全中国”在维新运动期间的表现。用阿英的话说，首先是“全般的反映了中国维新运动期的那个时代，从维新党一直到守旧党，从官宪一直到细民，从内政一直到外交”⑩。我基本认同这一看法，在晚清小说中，《文明小史》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所呈现的社会面貌复杂，官场、学界、商场各种人物交叉出场，不像此后各种“现形记”和“怪现状”那样单打一，基本上不越界(11)。《文明小史》刚在《绣像小说》上连载，其广告称：“此书以提倡人群日进文明为宗旨，但内地僻陋，守旧风气未开，不得不默化潜移，冀收循循善诱之效。用笔谑而不虐，婉而多讽，模仿《儒林外史》处士实居八九。”(12)小说前十二回确实围绕“民俗浑噩，犹存上古朴陋之风”的湖南永顺的官场风波展开，可李伯元显然不满足于嘲笑“内地僻陋”，因教士的率领，刘伯骥等一干“有志之士”开始出门游历了。随着小说的逐步展开，读者不难发现，那极为“文明开化”的大上海，也好不到哪里去。“所描写的地带，不是某

　一个省，或者某一个镇，而是可以代表中国的各个地方，从湖南写到湖北，从湖北写到吴江，从吴江到苏州，到上海，再由上海到浙江，到北京，到山东，由山东回到南京，更从南京发展到安徽，香港，日本，美洲，然后回到南北两京。”(13)阿英的这段话，日后常被史家引用或袭用。作为小说家，难道不能“深耕细作”，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而非要如此“全面展示”不可吗?这样来追问阿英，明显不合适；因其反映论观念及现实主义立场，阿英倾向于将小说当作社会史料来阅读。至于是否“用笔谑而不虐，婉而多讽”，似乎不太用心辨析。

　毕竟是长篇小说，《文明小史》到底优势何在，值得如此褒扬?阿英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很可惜，他所谓的第二个优点，“一脱过去一般小说的定式，不用固定的主人公，而是流动的，不断替换的许许多多的人物作了干线”，恰好与下面的表彰互相矛盾：“特殊是写湖南的十多回，可说是全书最精彩，也是作者笔力最酣畅，最足以表现创作力的高度的表征。”(14)到底是四处流动好，还是集中表现更佳，二者只能取其一。阿英紧接着重点分析湖南永顺的故事，文章结尾处又称《文明小史》前强后弱，乃因后半部“把题材拉得太开扩，而收束不拢”、“令人有‘草草结束’，而没有经过‘精心结构’之想”(15)，可见这第二个优点实在勉强。

　其实，真正吸引阿英以及后世史家的，确实是那“整然的反映一个变动的时代”；至于小说结构如何精彩，那都是事后硬编出来的。李欧梵称“《文明小史》最足以概括当时中国现代文化方兴未艾而又错综复杂的面

　貌”，也是基于此立场——“将这种眼花缭乱的世界勾勒出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工程”(16)。

　与阿英不同的是，李欧梵并不嘲讽李伯元政治立场的落后。因为他接受了卢卡奇(Ceorg Lukacs，1885-1971)的思路：“巴尔扎克是保皇党，但是他的价值并不在此，作者个人的政治取向与小说所展示出的是两码事”，由此得出李伯元、吴趼人、刘鹗等晚清小说家“并不是那么保守”的结论(17)。我比李先生走得更远，认定正是因李伯元的政治立场与艺术感觉存在巨大差异，使得《文明小史》充满内在的张力，避免了那个时代流行的“开口见喉咙”的写作风格，故时至今日还有欣赏价值。

　《文明小史》的“楔子”，有一段开宗明义的话，阅读时不能错过。作者追问，今日的世界，到底是“老大帝国，未必转老还童”呢，还是“幼稚时代，不难由少而壮”：

　据在下看起来，现在的光景，却非老大，亦非幼稚，大约离着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时候，也就不远了。何以见得?你看这几年，新政新学，早已闹得沸反盈天，也有办得好的，也有办不好的；也有学得成的，也有学不成的。现在无论他好不好，到底先有人肯办；无论他成不成，到底先有人肯学。加以人心鼓舞，上下奋兴，这个风潮，不同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风潮一样么?所以这一干人，且不管他是成是败，是废是兴，是公是私，是真是假，将来总要算是文明世界上一个功臣。所以在下特特做这一部书，将他们表扬一番，庶不负他们这一片苦心孤诣也。(18)

　 如此温和的改良主义立场，与小说第一回那位昙花一现的饱学之士姚士广的话正可互相印证：“总之，我们有所兴造，有所革除，第一须用上些水磨工夫，叫他们潜移默化，断不可操切从事，以致打草惊蛇，反为不美。”(19)这并非正话反说，也不是语带嘲讽，我同意阿英的意见，姚老先生的这段话，正是作家本人的立场。阿英据此推论：“他主张维新，但他反对采用激烈的手段。他对于出现在书里的一切人物的批判的描写，是全都从这一主点上出发。对于种族革命，他是和吴趼人一样的，采取了反对的态度。”(20)实际上，晚清小说中持种族革命立场的，并不占主导地位；况且，不是政治上越激进，小说便越有价值。

　明明知道“新政新学”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可其笔下那些维新志士，为何全都很不靠谱?在我看来，这既是时代思潮，也涉及文类特征。翻阅晚清报刊，批判、嘲讽乃至骂街是舆论的主流，差别仅在于水平高低。谁都对这个世界不满，都知道大厦将倾，狂澜既倒，可就是不晓得如何匡扶正义。在众多报刊中，有引进西学的，有传播新知的，有关注政治改革的，也有表扬好人好事的，可谓“众声喧哗”。可在小说创作上，呈两极分化趋势，既有《新小说》之理想论述，也有《绣像小说》的现实批判。相对来说，梁启超们构建的理想世界过于渺茫，还是李伯元、吴趼人等着力批判现实更合读者的口味。

　阿英说得没错，在《文明小史》中，“官僚的维新，那更是笑话百出”；“维新的一派，在李伯元的笔下，一样是没有生路的，所描写的完全是一些丑恶”(21)。可这就是“早已闹得沸反盈天”的“新政新学”的

　真实情景吗?若如是，中国确实没什么希望。好在我们在其他报刊及书籍中，读到了许多有关学堂、报章、演说以及新名词的正面报道。

　小说家当然有权力蔑视“正面报道”，完全可以另辟蹊径，驰骋想象。可第六十回谈论立宪的这段文字，怎么看都觉得过于轻佻：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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