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教育思想（上）

经过了长期的酝酿积淀，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到了宋代发展到了巅峰，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可谓名家辈出，群星璀璨。

这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朱熹，他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就教育家而言，我以为，朱熹当得起“伟大”二字。朱熹之后，直至近代，说到教育家，中国无人能再出其右。即使在今天，在笔者试图评介他时，心中仍萦绕着敬意。

一、为教育而生的人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翁、晦庵等。江西婺源人，后居福建建阳。朱熹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朱松是“二程”的再传弟子罗从彦的学生，故朱松是以“二程”思想教育朱熹的，且家教甚严。

朱熹从小就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宋史》本传说：“熹幼颖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问曰：‘天上何物？’”四岁时，其父朱松指日示曰：“此日也。”朱熹问：“日何所附？”朱松回答说：“附于天。”朱熹又追问道：“天何所附？”朱松惊讶不已。

朱熹从小有远大的志向。5岁时，朱熹始入小学，便能读懂《孝经》，并在书额题字自勉：“若不如此，便不成人。”他自己回忆说：“某十岁时，读《孟子》，至圣人与我同类者，喜不可言。”便立志要做圣人，并把树立远大志向贯穿于他的教育实践中，要求学生“凡人须以圣人为己任”。

朱熹好学不倦，8岁起即通读儒家经典，学识渊博，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及自然科学，均有研究。著作总目凡41种，400余卷，可谓著述等身，世称“朱子”。朱熹19岁起考中进士，到69岁罢官回乡，所做事多与教育有关。他五次出任地方官吏，極力提倡设置州学、县学和书院。举其大者：23岁时任同安县主簿，整顿县学、倡建“教思堂”，在文庙大成殿倡建“经史阁”。49岁时知南康军，重建了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并参与讲课和制订了一整套学规。53岁时，曾在武夷山修建武夷精舍，广收门徒，传播理学。64岁时在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使任内，又在长沙重建了岳麓书院。

他一生多次参加大型的学术讨论会：37岁，应岳麓书院山长张拭之邀与其进行学术讨论，史称“朱张会讲”；45岁时与陆九渊等在鹅湖寺进行学术讨论，史称“鹅湖之会”；55岁时，又与陈亮展开义利王霸之辩。他制订的《白鹿洞书院教规》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他为岳麓书院写的“忠孝廉节”匾额，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校训。

朱熹简直就是一个为教育而生的人。

二、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贡献

朱熹在中国古代的教育史上贡献极大也极多，限于篇幅，只讲三个方面。

（一）明确了教育过程，重视小学教育

朱熹之前，我国古代早就有小学、大学这两种不同的教育阶段，但这两个阶段怎样区分却并不明确。《尚书大传》云：“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学，见小节而履小义。二十而入大学，见大节而践大义。此世子入学之期限也。”十三岁到十九岁是小学，二十岁以后是大学。这未免晚了一些。东汉《白虎通》则云：“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是也。”这就比较合理了，也是后世人们（包括朱熹）所认可的。但二者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区别，却缺乏明晰的界定。虽《尚书大传》有云，小学是“见小节而履小义”，大学是“见大节而践大义”，但何为小节小义，何为大节大义，却是语焉不详。

朱熹明确了小学、大学的区别：“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所以。”“小学是直理会那事，大学是穷究那理因甚恁地。”“小学是事亲事长且直理会那事，大学是就上面委曲详究那理，其所以事亲是如何，所以事长是如何。”学生在小学阶段是学习做事，到大学阶段再去探究其中的道理。所以，小学教育可概括为“事教”，大学教育可概括为“理教”。所谓“做事”，包含的内容有“礼乐射御书数，及孝悌忠信之事”。“礼乐射御书数”是生活技能，“孝悌忠信”是行为规范。行为规范就是教育学生应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事，该做的事要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归根结底，是让学生在小学阶段养成好习惯。

与此相关，朱熹也明确了小学阶段的教育内容：基本的生活技能和基本的行为规范，而以行为规范为主。他专门编写了《蒙童须知》，对儿童在日常生活中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礼仪规矩、行为细节，做了详细的规定。内容涉及“衣服冠履”“言语步趋”“扫洒涓洁”“读书写字”及“杂细事宜”等几项。以“扫洒涓洁”部分为例，其中有一条云：“凡为人子弟，当洒扫居处之地，拂拭几案，当令洁净。文字笔砚，凡百器用，皆当严肃整齐，顿放有常处。取用既毕，复置元所。”具体程度是否比今之中小学生行为规范有过之而无不及？朱熹明确了小学阶段的教育原则：从近处做，即从具体的日常事务日常行为着手，把社会伦理具体化和条理化，让青少年遵照履行。所谓“圣贤千言万语，教人且从近处做去”。朱熹还明确了小学阶段的教育方法：严格要求与正面引导相结合。

朱熹主张师长对儿童必须严格管教，切不可娇生惯养。如果“从幼便骄惰坏了，到长亦凶狠”《小学·嘉言》。但管教时需以正面引导为主，要求“多说那恭敬处，少说那防禁处”。在他编写的《小学》等书中，都非常重视榜样的教育作用，收录了大量古今圣贤的“嘉言懿行”，供儿童模仿学习，力求使儿童能从中“学到做人的样子”。事例很少的《童蒙须知》，在“读书写文字”部分“凡书册，须要爱护，不可损污皱折”条中，也举江禄做例子：“济阳江禄，书读未完，虽有急速，必待掩束整齐，然后起。此最为可法。”

朱熹强调了小学教育的重要性。朱熹之前，应该说，古人对小学教育、对小学阶段的教师，都是不够重视的，这可以从韩愈的《师说》中看出来。韩愈在《师说》中说：“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童子之师”即小学阶段的老师，他们的教学任务是指导学生练习句读，识字写字。韩愈对“童子之师”似乎有点瞧不起，他给教师下的定义是“传道、受业、解惑”的人，但“童子之师”亦即小学阶段的老师，不在此列，亦即，在韩愈看来，算不得老师。

但朱熹特别重视小学的作用，认为是大学，亦是学生人生的基础。他说：“古人之学，因以致知为先，然其始也，必养之于小学。”又说：“古人由小学而进于大学，其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持守坚定，涵养纯熟，固已久矣。大学之序，特因小学已成之功。”由此他认为如果儿童在幼时“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为了说明小学教育的重要性，他还把小学阶段的教育形象地比喻为“打坯模”，他说：“古者，小学已自暗养成了，到长来，已自有圣贤坯模，只就上面加光饰。”并指出倘若自幼失了小学，或坯模没打好，大了要补填就十分困难，他说：“而今自小失了，要被填，实是难。”

朱熹关于小学阶段要教学生做事，要教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要让学生养成好习惯等观点符合儿童成长的规律，是正确的，甚至可以说是宝贵的。近千年之后，我们反而在这方面做得不好，甚至可以说是很失败。我们在小学阶段就进行了“理教”，而忽略了“事教”，未能有效地进行日常行为规范亦即习惯养成的教育。

（二）编订教材

朱熹的著述中，儿童用书占有很大的比重。除上面提到的《小学》《童蒙须知》等德育、行为规范的教材外，还有《论语训蒙口义》《易学启蒙》《四书集注》等，这其中，有的类似今天的教辅用书、学辅用书。《小学》和《四书集注》问世以来，直至元明清三代六七百年间，都被封建统治者定为正统的教材。

这里重点说一下“五经四书”。“五经”即《诗》 《书》《礼》《易》《春秋》，孔子时即已用作教材。《诗》 《书》 《礼》 《易》是经孔子整理修订的，《春秋》是孔子撰写的。“五经”之名则始于汉武帝时。“四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是朱熹编订并作为教材的。朱熹死后，朝廷便将他所编定注释的“四书”审定为官书，即成为全国统一的标准的教科书。

严格地说，“五经四书”是古代大学的教材。据元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小学时儿童读“四书五经”只是读正文，背下来，为进一步学习做准备，十五岁之后才读注，深入探究，准备应试。

元代延祐年间（1314—1320）恢复科举考试，正式把出题范围限制在朱注“四書”之内，明、清沿袭而衍出“八股文”考试制度，题目也都是在朱注“四书”里。因此，“五经”“四书”虽并提，但从教材的角度看，“四书”的地位远远高于“五经”。封建统治者对“四书”过分的推崇，一方面说明了“四书”的确了不起，另一方面却也给“四书”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一点下面还要提到。

为何把“五经四书”作为教材？朱熹强调，“六经是三代以上之书，曾经圣人之手，全是天理。”“以圣贤之学，观圣贤之书；以天下之理，观天下之事。”“学者于《庸》《学》《论》《孟》四书，果然下功夫，句句字字，涵咏切己，一生受用不尽”。也就是说，“五经四书”是古人思想的精华，古代文化的精华，是宝贵的精神遗产。如《大学》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如《中庸》的“致广大而尽精微”，都蕴含着古人的人生智慧。让儿童从小就接受整个民族思想、文化精华的洗礼，的确会使他们“一生受用不尽”，这体现了朱熹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的深邃目光。

当然，关于“四书”，现在有争议，有人说，“四书”阉割了孔孟的学说，还说，正是由于他们的阉割，致使中国传统文化从那时起发生了严重的蜕变。但在我看来，这多半是因为“四书”受到封建统治者过分的推崇所致，而不一定是“四书”本身的弊端。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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