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历史研究法》至《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浅谈梁启超的史学思想转变

摘　要：粱启超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中国近代化著名的倡导者和实践者，20多年问他的史学理论产生了巨大变化，从《中国历史研究法》概述；构建体系不同；侧重点不同；粱启超史学思想转变的历史根源，这三方面来浅谈粱启超的史学思想转变。

关键词：构建体系；史学思想；历史根源；粱启超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0)12-01 15-02

梁启超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奠基人，中国近代化著名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也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的许多史学理论，在我国近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并且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地影响。他根据自己对史学的理解，成功的运用新理论、新方法，撰写了一系列重要的史学著作，其中对史学界影响最大的，当属《中国历史研究法》。下面浅谈一下我读后的感悟，有不足之处，请专家学者赐教。

一、《中国历史研究法》概述

上海世纪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是梁启超于1921年秋在天津南开大学所作的讲演之后，对讲稿记录进行增减而成的；第二部分是《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和修正》；第三部分是《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1926年10月至1927年5月，梁启超在清华学校所讲集录而成。

我个人认为《中国历史研究法》更应该归为两类来进行比较学习，第一类：第一部分是旧有的对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认识；第二类：第二，三部分是对旧有的体系进一步的说明，这个时候梁启超的思想开始发生了改变，最后到《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史学思想体系彻底的转变。正如哲学中说的“矛盾是无处不在的”，这种矛盾是否表现出来要看实际条件，当时机成熟了，矛盾就突显了。粱启超就是在时间地点等具体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勇敢的否定了之前的部分观点，提出自己认为正确的新的理论。这对于一个史学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二、构建体系不同，侧重点不同

第一类：第一部分《中国历史研究法》分为《史之意义及其范围》，《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史之改造》，《说史料》，《史料这搜集与鉴别》，《史迹之论次》六章。梁启超对“史的意义”、新旧史学以及史料学等进行了论述和探讨。他对“史的意义”作了如下的概括：“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庚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则日中国史”Ⅲ。除了强调历史的总体性、连续性和因果关系之外，梁启超还特别注重历史研究的目的性和史实的客观性。打破了传统的旧的史学观点，粱启超认为旧的史学家只为少数统治者提供“资鉴”，而现代史著则应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为目的。梁启超就把史学研究服务对象的范围扩大化，体现出相当大的进步性。就史实的客观性来说，粱启超认为史家必须实事求是，这是史学家从事史学研究的前提。与旧史学家不同的是，他还看到了历史研究的目的性与史实的客观性两者之间的矛盾，并尝试从史家的主观方面来找原因。

第二类：第二部分《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一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和修正》，包括三方面的内容：1)史学应用归纳研究法的最大效率如何；对于《中国历史研究法》极力提倡的归纳研究法进一步进行阐述，认为不能放弃归纳法，而要把归纳法应用于整理史料上来。提出“我想归纳研究法之在史学界其效率只到整理中史料而止，不能更进一步”。2)历史里头是否有因果律；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对于历史定义中就有“求得其因果关系”一语，而他在细读立卡儿特著作，深入研究后，他否定了以前的观点，提出了新的理论：“宇宙事物可分为自然、文化两系，自然系是因果律的领土，认为文化系是自由意志的领土(《看什么是文化》。而历史是属于文化系之内的，他甚至提出“以因果律取历史不可能而且有害”认为历史现象最多只能说是“互缘”，不能说是因果。互缘就是互相为缘。而梁启超又进一步提出，“然则全部历史里头竟自连一点因果律都不能存在的吗?是又不然。我前回说过，文化总量中含有文化种、文化果两大部门。文化种是创造活力，纯属自由意志的领域，当然一点也不受因果律束缚。文化果是创造力的结晶，换句话说，是过去的‘心能’，现在变为‘环境化’。成了环境化之后，便和自然系事物同类，人到因果律的领域了，这部分史料我们尽可以拿因果律驾驭他”。梁启超一方面说历史现象不能说是因果，又说成了环境化之后可以用因果律来驾驭。这又可以充分说明矛盾无处不在的哲学理论。3)历史现象是否为进化的：梁启超认为“历史现象可以确认为进化者有二：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的确一天比一天认得真切，而且事实上确也著著向上进行；世界各部分人类心理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永远不会失掉，所以我们积蓄的遗产的确一天比一天扩大”。其余则是按照“一治一乱”的方式循环着。

梁启超否定前面《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一些观点，提出新理论的做法，既体现了其史学思想的进步，又反映了他严谨治学和求实的态度。这是一个史学家难能可贵的品质，值得我们学习历史和进行史学研究的人好好地学习。

第三部分《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又分为总论和分论两部分，总论注重理论的说明，分论注重专史的说明。该书除了史学研究方法之外，在批判和改造封建史学的基础上，吸收了近代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变革，对后代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梁启超史学思想转变的历史根源

1.从小受封建旧学的影响，摆脱不了封建思想的束缚。梁启超从小接受的就是系统而又严格的封建旧学，封建史学理论在其思想中根深蒂固，这也奠定了其学术思想的封建理论基础。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梁启超提出：“合世界史通观之，上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中世史时代之学术思想，我中华第一也”。这些封建史学理论思想基础，决定了梁氏后来无论如何学习和借鉴西方，都不可能真正脱离其早年所培植的中国封建传统思想之土壤。

在史学研究理论上，梁启超继承了清代乾嘉考据学派的学术研究方法，并十分推崇乾嘉考据学派的史学研究思想，称其“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颇饶科学的精神”，甚至西方学者所运用的分类、比较、归纳等“科学方法”，“乾嘉学者，莫不备之”日。在粱氏的史学研究理论中，关于历史文献史料的鉴别和分析方法，即来自于清代乾嘉考据学。这决定了梁启超所创立并宣传的新史学和其新史学思想，并不可能完全抛弃中国传统的史学理论思想，相反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发展起来的。

2.开始接触西学，力图变法图强。1890年，梁启超结识康有为，拜康有为为师。“自是决然舍去旧学”，“请业于南海之门”。协助康有为编撰《学伪考经》、《孔子改考制》等重要著作。粱启超开始转变为宣传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维新战士，走上了以“经世”为目的，参与“译本西籍”，兼收中西方文化的道路。

3.亲身接触西学，批判和改造旧史学。1898年，梁启超回京参加“百日维新”。同年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这一时期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开始对封建史学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批判。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指出，“质而言之，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地主阶级。故其效果，亦一知其所期，助或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比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指出旧史学的服务对象是有限的，常为封建帝王一家一姓做传。“他开始对封建史学的种种弊端予以尖锐的批判。其在《新史学》一文中指出了封建旧史学的四弊二病，即：‘知有朝不知有国家’，‘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的四大弊端和‘能铺叙而不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的两大弊病。针对种种弊病，梁大声疾呼‘史界革命’，要求改造封建旧史学。为此，他还提出了改造封建旧史学的建议：首先，要反对‘帝王中心论’和统观，把旧的封建史学从为少数统治阶级服务中解脱出来，为国民服务，养成国家思想，‘助成国民性’的发展，以使中族对世界有所贡献。其次，‘要以生人本位的历史，代死人的历史。’历史不当只是与死人，与已朽之骨较短量长，褒恶、表彰忠孝节义之类，而应重视群体活动，与现实生活联系，使历史为当前的社会现实生活服务。再次，重新厘定史围。他认为，当代史学应从包罗万象、庞杂无度中分离出来，才能集中精力求得史学的进步。第四，对历史应该进行‘纯客研究’，摒除主观偏见。强调史家必须‘裁抑其主观，而忠客观；以史为目的，而不以史为手段’，这样才能有良史和信史出现”。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了《中国历史研究法》。该书为中国近代的史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和正确的指导思想，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在中国史学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也说明梁启超这20多年的史学思想的变化是个逐渐积累完善的过程。他这一严谨的治史思想，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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